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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日前，文史作家張守濤出版新作《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中國現代英俊》（新華出版社，2005年5月）。該作是一本梳理魯迅先生人際交往，研究魯迅對當代文壇和文化人影響的通俗著作。作者從知識分子人生和作品文本出發，結合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史料，比較全面、系統、深入地書寫了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關系，尤重魯迅對其影響。經作者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部分章節，以饗讀者。本次發布的是第十九章《“原典”：魯迅與聶紺弩》。

《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中國現代英俊》，張守濤 著，新華出版社，2005年5月

魯迅之后，聶紺弩的雜文被公認為最具“魯迅風”，實際上他的狂傲人生也頗具“魯迅風”。魯迅成了聶紺弩思想、人生的“原典”，聶紺弩成了胡風、蕭軍、巴金之外的又一真正傳人。

一、“文奇詩奇遇更奇”

“悲真喜真怒更真，文奇詩奇遇更奇”，聶紺弩的人生很傳奇。他于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私塾老師是后來成為國民黨元老的孫鐵人。高小畢業后，因為家里沒錢繼續上學，聶紺弩便輟學干起了“跑契稅”的工作，還拜一個商店的管事為師學習舊體詩詞寫作。后來，聶紺弩在武漢的《大漢報》上發了一些文章，被私塾老師孫鐵人看到后便邀請他來上海發展，孫鐵人此時已是國民黨黨務部代理部長。到上海后，孫鐵人介紹聶紺弩到英文學校學習英語，又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還介紹他到國民黨“東路討賊軍”前敵總指揮部司令何成浚手下當了一名錄事。

孫鐵人后來又介紹聶紺弩去新加坡工作，聶紺弩到達新加坡后先是在一所小學當老師，又到仰光《覺民日報》做編輯。聶紺弩一邊辦報一邊自學，讀完了《新青年》合訂本，也在《新青年》上讀到了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狂人日記》讓他耳目一新但還是看不太懂，“但是不懂魯迅，特別是《狂人日記》，怎么仁義道德字逢里是吃人？”[1]聶紺弩那時最喜歡看的是《新青年》上吳虞的文章，“我看重魯迅是從陳獨秀推尊吳虞，吳虞又在文章里提起《狂人日記》一步一步來的。”[2]后來，因為聶紺弩讀多了吳虞的文章，他才漸漸地對魯迅《狂人日記》等文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本來就是從‘舊營壘’中走出來到叛徒，對于在傳統禮教下‘被吃’到命運感同身受，因此也更深刻地理解了魯迅的小說，理解了魯迅。這些都為他以后雜文創作的‘魯迅風’打下了最初的思想根基。”[3]

但剛開始，聶紺弩對他閱讀的第二篇魯迅小說《在酒樓上》有些不以為然。在作為黃埔軍校二期生東征陳炯明時，聶紺弩在一家書店買了本刊有《在酒樓上》的《小說月報》。他讀完后覺得這篇文章故事很無聊，“這算什么呢？”后來，他又讀了第二遍更憤怒了而認為“這不是一篇好文章，悲觀、頹傷、抑郁，無論是作者和作者所寫的人，都沒有一點年輕人的發揚蹈厲的精神。”[4]可是之后聶紺弩總是無理由地想起《這酒樓上》，覺得自己就是呂維甫，直到八年后他終于認識到這篇文章的深刻含義。如他在《讀<在酒樓上>》中寫道：“魯迅實在是理解人，理解人的感情，理解他的時代，而他自己似乎就是飽經傷難的，所以《在酒樓上》就這樣地吸引我了。”

后來，聶紺弩的經歷非常復雜、傳奇。他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后擔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訓育員，還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總干事、南京中央通訊社副主任，后脫離國民黨東渡日本。在日本時，聶紺弩結識胡風并經胡風介紹加入左聯，發表了《高爾基的作家生活四十年》《蘇聯文壇最近的理論斗爭》《關于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等蘇聯譯作，以及自己創作了《魯迅之時代及其作品》《社會主義等寫實主義與革命等浪漫主義》《電影與寫實》等文藝作品，漸具魯迅的戰斗風采及魯迅雜文風范。其中《魯迅之時代及其作品》認為魯迅的創作是在“五卅”以后發生轉變的，“魯迅如果是偉大的，他的偉大，決不他于轉變以前，已經寫出這么多的‘普羅’作品；剛剛相反，而是在他能夠忠實地反映出從‘五四’到‘五卅’這一時期中的土著資產階級的整個意識。”

1933年6月15日，聶紺弩回到上海，一方面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積極參加抗日集會，另一方面繼續努力創作，發表了許多介紹蘇聯文學理論的文章，被當時左聯負責人周揚夸道：“寫得很‘紅’”。不久后，聶紺弩應邀創辦、主編了《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并由此和魯迅相識。當時，聶紺弩在一篇自由來稿中發現一篇稿子的文體和氣勢很像魯迅寫的，但這篇稿子沒有署名也沒有通訊地址。于是，他就找和魯迅很熟悉的葉紫詢問，葉紫一看就認定“肯定是老頭兒的稿子”。為慎重起見，聶紺弩又讓葉紫寫信詢問魯迅可否接見他們，魯迅第二天就回信同意在內山書店見面。

見面后，魯迅在內山書店會客室請聶紺弩、葉紫喝咖啡暢談。“大家一起談天，交流對世界文學思潮和革命文學理論的看法，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這是聶紺弩第一次親耳聆聽‘老頭兒’的教誨剛開始在這位名滿天下的文學前輩面前，他還十分拘謹，不到一會兒，卻被他崇高的品格，淵博的知識，幽默的談吐，親和的風度所折服，態度自然也放松了許多。”[5]

從此，聶紺弩主編的《動向》成為魯迅的又一發表陣地，魯迅在《動向》存活的八個月時間里發表了20多篇文章，《動向》也隨之聲名日振。聶紺弩給魯迅的稿費達千字三元，而當時一般市價為千字一元，魯迅聽聞后開玩笑地說：“那我以后給你的文章要越來越短了……”聶紺弩與魯迅也多次見面通信，他的短篇小說《金元爹》等也受到魯迅指導。聶紺弩還介紹好友孟十的文章給魯迅，魯迅提出修改意見后推薦發表在黃源主編的《譯文》雜志上，孟十因此特意請魯迅和聶紺弩等人吃飯。魯迅也請聶紺弩吃過兩次飯，一次是蕭軍蕭紅來上海時魯迅拉聶紺弩作陪，一次是聶紺弩去四川時魯迅專門請客送行。

魯迅還支持胡風、聶紺弩、蕭軍、蕭紅等人創辦了文學期刊《海燕》，魯迅親自題寫刊名并在《海燕》上發表了歷史小說《出關》。《海燕》被停刊后，聶紺弩又和周而復等人創辦月刊《文學叢報》，魯迅在上面發表了《白莽作<孩兒塔>序》。在“兩個口號”之爭中，聶紺弩寫了《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創作活動的路標》等文章支持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不過，魯迅隨后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卻批評了聶紺弩：“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么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干的。”這是因為聶紺弩在《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一文中認為“無疑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在現階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說：‘會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的主題’”，而魯迅則認為“兩個口號”并無高低之分。

后來，聶紺弩受馮雪峰委派送丁玲到西安。為防止意外，聶紺弩將魯迅寫給他的幾十封信都燒掉了，成為他終生的遺憾。等他回程途徑南京時，他接到了魯迅去世的消息便立即回到了上海。聶紺弩參加了魯迅的葬禮，并成為十二個抬棺人之一。12天后，他寫了雜文《關于哀悼魯迅先生》，回憶為魯迅送葬時的場景：“公然有幾十萬群眾來瞻仰儀容，有上萬的群眾來送殯，有更多的群眾在全國各地自動地追悼。”

二、“一個高大的背影”

魯迅去世后，聶紺弩寫了一首悼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那走在前頭的，那高擎著倔強的火把的，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著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風雨連天的暗夜！”魯迅如同“一個高大的背影”一樣，從此“籠罩”著聶紺弩。

后來，聶紺弩寫了許多紀念、研究魯迅的文章，如《人與魯迅》《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倡導者》《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讀魯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圖>》《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記一個叫做托爾斯山的青年》《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收獲的季節》等。在1937年寫的《人與魯迅》中，聶紺弩指出魯迅的偉大在于他不相信革命成功后人世就會變成天堂，“是想以魯迅先生的偉大精神，來指明目前在抗日戰爭中消極怠工和積極替敵人當劊子手的那些非人現象的社會原因，作為后方工作的參考”；1938年寫的長詩《收獲的季節》是聶紺弩為紀念魯迅逝世3周年所寫，其中寫道：“放心吧，我們會千倍萬倍地，收回你播下的種子！”《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則評價了魯迅的《野草》，聶紺弩認為“《野草》是魯迅先生為自己寫，寫自己的書，是理解他的鎖鑰，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全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樞紐；不過，同時也是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邁進一大步的忠實的反映；在1939年魯迅逝世四周年之際，聶紺弩又撰文《魯迅——思想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倡導者》總體上評價了魯迅的偉大意義，準確指出魯迅思想的本質是“自始至終，為‘人’而吶喊，戰斗”…… 1946年，聶紺弩還在自己主編的副刊《呼吸》上編發了《魯迅先生十周年祭特刊》，他和秦似等人更是一起編了頗有“魯迅風”的雜志《野草》。

在魯迅誕辰100周年時，78歲的聶紺弩又創作了22首《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其中一首詩寫道：“晚熏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有字皆從人著想，無時不與戰為緣。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我手曾攤三百日，人書定壽五千年。”另外一首詩寫道：“叛逆猛士屹人群，洞見一切廢墟與荒墳。重疊淤血敢凝視，記得深廣久遠無之苦辛。深知一切已死死方生將生未生者，要使全蘇或永淪。怯弱造物羞慚忙逃匿，眼中天地久沉昏。”在創作這組《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舊體詩時，聶紺弩曾多次手捧《魯迅全集》重新閱讀。

在晚年，聶紺弩創作了《從<狂人日記>談到天門縣的人民——為魯迅先生百年誕辰作》等大量雜文，像魯迅一樣以筆為槍刺向那些制造民間疾苦的食人“禽獸”，痛斥現實中依舊還有“吃人”。1982年聶紺弩還創作了一首《塵中望且介亭》：“鉆知堅否仰彌高，鰲背三山又九霄。室有文章驚宇內，人無年命見花朝。遭逢春雨身滋潤，想象天風影動搖。且介亭中空自聳，塵昏眼瞀望徒勞”，自認為此詩在無意中回答了魯迅如果還活著會怎樣的問題。

三、“魯迅風”與“阿Q氣”

“魯迅先生成為了聶紺弩文學、思想活動的巨大‘原典’。文化史上有所謂的產生于‘軸心時代’的‘原典’，它們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以后人類的每一次新的飛躍都要‘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魯迅先生對聶紺弩的影響是巨大的。”[6]

魯迅對聶紺弩的影響，當然首推對聶紺弩雜文的影響。聶紺弩被公然為“魯迅之后的雜文第一人”，傳有《韓康的藥店》《論申公豹》《我若為王》等名篇。夏衍曾經評價道:“紺弩的雜文成就是很高的。當年在《申報·自由談》上，有兩個人的雜文寫得很像魯迅，可以亂真，一位是唐弢，一位就是紺弩；唐弢是刻意學魯，紺弩是隨意而為之……魯迅以后雜文寫得最好的，當推紺弩為第一人。”[7]

聶紺弩雜文可謂全面、準確地傳承了魯迅雜文風格，在內容上傳承了魯迅批判國民性、封建性的主題及批判時事、文明的題材，在形式上傳承了魯迅嬉笑怒罵辛辣犀利的特點，在思想上傳承了魯迅“立人”尤其使人“精神覺醒”的追求。當然，聶紺弩的雜文論深度論廣度論思想性論戰斗性不及魯迅，但在幽默詼諧方面可能要比魯迅雜文有所突破，甚至“他創造性地采用了一種雜文小說化的手法，在一種虛構的情境中，通過戲劇性的情境來諷刺現實、針砭時弊。”[8]聶紺弩和魯迅的雜文有很多“互文性”，或者說聶紺弩很多雜文是魯迅雜文的延伸，如聶紺弩寫的《談<娜拉>》便互文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蛇與塔》互文魯迅的《雷鋒塔的倒掉》，《阮玲玉的短見》互文魯迅的《論人言可畏》，《我們怎樣做母親》互文魯迅的《我們怎樣做父親》……這些互文文章題材相同，但觀點、語言不一，體現出時代風采和個人風貌。如聶紺弩在《談<娜拉>》中認為：“新時代的女性，會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態而出現……作為群集中的一員，邁著英勇的腳步，為婉轉在現實生活的高壓之下的全體的女性跟男性而戰斗的”，而非像魯迅那般認為娜拉“要么墮落，要么回來”。

總體上，聶紺弩雜文“一是繼承魯迅的‘立人’思想，批判把人變成非人的封建禮教中的忠君、孝道、婦道、奴性等思想, 多次提出‘人的覺醒’的口號，要把人從非人還原為人, 首先在于人的思想解放，提倡人的主體意識……二是聶紺弩發揚了魯迅雜文的關注現實社會、批判丑惡現象的戰斗精神，懷著對于國家和民族的深切熱愛，運用雜文對社會存在的黑暗勢力等進行猛烈的抨擊與批判，體現魯迅雜文精神中的核心價值所在，即魯迅所倡導的雜文精神——‘感應的神經’和‘攻守的手足’……我們也需關注聶紺弩先生雜文創作中所體現的特點:思想的深刻性、鮮明的時代性、邏輯的嚴密性、知識的豐富性等三個方面……聶紺弩的雜文創作及其文學理念，既有魯迅先生雜文的影子, 又在許多方面與魯迅先生不同。聶紺弩雜文對于魯迅雜文中的核心部分，諸如：詼諧的諷刺手法、幽默的藝術表現力等方面都能做到很好的發展與發揚，如同一把匕首，直接刺向敵人的喉嚨與心臟深處，讓其立即斃命。重新打造出屬于聶紺弩雜文創作所特有的藝術風貌——‘辛辣’與‘諷刺’，而且常常在談笑風生中表達自己的觀點與想法，表現是一種文學創作的開闊視野與獨到眼光”。[9]

除了雜文，魯迅對聶紺弩的舊體詩也有重要影響。聶紺弩像魯迅一樣雖是新式文人卻都飽讀古典文學，都喜歡、擅長寫舊體詩，所寫舊體詩都直抒胸臆文采斐然情感充沛，尤其是都將“雜文入詩”。聶紺弩發揚光大了“雜文詩”獨創為自成一家的“紺弩體”，被譽為舊體詩自明末清初吳梅村的“吳梅體”以來第一個榮膺為“體”者。其中許多詩句傳頌一時，如《林沖》中的“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挽雪峰》中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贈周婆》中的：“自由品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旗”。“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到，聶紺弩的舊體詩的創作是深受魯迅先生的影響的，這一點不管是從他對舊體詩的態度，以尋常事物入詩的取材特點，幽默詼諧的詩歌風格，還是詩歌中所反映出的精神品質來看，都不難找到依據。”[10]

當然，魯迅對聶紺弩的影響除了創作方面外，更重要的還是為人方面。“聶紺弩之所以成為魯迅譏諷、戲謔、奇崛、詼諧的文學風格的杰出繼承者，與他在個性、心理、氣質上與魯迅有諸多相通之處有關。”[11]聶紺弩一生像魯迅一樣特立獨行桀驁不馴，“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甚至被周恩來稱為“大自由主義者”，被黃苗子形容為“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無雙”。如在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會上，當時主管文藝工作的胡喬木要接見聶紺弩和樓適夷。到出發時，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適夷三番五次叫他，他卻說：“他來聽我的報告還差不多。”說完，聶紺弩又鉆進被窩睡大覺了，樓適夷只得一人前往。聶紺弩像魯迅一樣終身富有“獨立人格”，“聶紺弩身體中的‘獨立人格’表現在堅毅冒險的精神氣質，獨立思考、敢于懷疑、敢于向權威挑戰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勇敢地探索社會的科學精神。”[12]也因此，聶紺弩后來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直到1976年被“特釋”。

在晚年，聶紺弩在精神深層與魯迅相遇。“不妨說，早年他對于魯迅的理解多在左翼的層面，狹窄的地方也是有的。后來經歷大的苦楚，在近于死亡之所領悟到人間之趣，倒與魯迅深層的意識相遇。晚年的他，在文格上大有五四之風，連帶六朝的韻致，創造了文體的奇跡。他在舊詩中，可說找到了真的自我，修辭與思想都以生命的體驗為依，沒有了對魯迅簡單的模仿，而在另類的敘述里，表現出魯迅精神的另一面。比如以無畏面對荒謬，在無路中走路。比如笑對天下邪惡，困苦皆成虛煙一過。”[13]

不過，聶紺弩晚年在傳承“魯迅風”同時也表現出某種程度的“阿Q氣”。聶紺弩在談及反映自己在北大荒改造生活的舊體詩詩集《北荒草》時說：“他們沒說我還有阿Q氣”，即聶紺弩認為自己是有“阿Q氣”的，他對“阿Q氣”評價道：“阿Q氣是奴性的變種，當然是不好的東西，但人能以它為精神依靠，從某種情況下活過來，它又是好東西。”[14]學者曲竟瑋在《論聶紺弩<北荒草>的“阿Q氣”》一文中認為聶紺弩的《北荒草》及《北荒草拾遺》中表現出了阿Q式的豪邁樂觀、阿Q式的“逐臣”“騷怨”、阿Q式的自憐自慰、阿Q式的嘲諷和批判，并認為“一個終生追隨魯迅的新式文人，卻最終選擇用舊體詩記錄自己的處境, 并以用典和對仗的精巧著稱，這本身就已經耐人尋味（在《散宜生詩》后記中, 詩人希望年輕人知難而退, 不要學樣）。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竟以阿Q自比。雖說真的阿Q不會說自己是阿Q，但知道自己是阿Q而仍然不改其行事風格豈非更大的阿Q？試看詩人雖然怠慢意識形態管理者胡喬木的造訪，卻并沒有拒絕他的序言，而且也真的按照胡喬木的要求出了注釋本。在私下友朋通信中，他甚至表示接受了胡的贊美。這難道不是自欺欺人？自由主義者聶紺弩到哪里去了呢？聶的朋友，為《散宜生詩》作注的朱正不僅認同聶自比為阿Q，而且給李銳寫信說自己是阿Q，丁玲看到該信說我們都是阿Q。這些追隨魯迅的人怎么都成了阿Q？這已經不僅是《北荒草》的問題，而是魯迅式的悖論，是一代人的遭遇。”[15]

聶紺弩這樣的“魯迅傳人”也有“阿Q氣”，這反映了“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反映了傳承魯迅以及“人的覺醒”的艱難，也反映了魯迅以及魯迅傳人的重要。無論如何，總體上，聶紺弩在雜文、詩歌等創作及個人人生中傳承了魯迅思想，踐行了魯迅精神，無愧為魯迅的真正傳人。

注釋：

[1] 聶紺弩：《仰光當編輯》，周健強編：《聶紺弩自敘》，團結出版社，1998年，第175頁。

[2] 聶紺弩：《仰光當編輯》，周健強編：《聶紺弩自敘》，團結出版社，1998年，第175頁。

[3] 劉保昌：《聶紺弩傳》，崇文書局，2008年1月，第47頁。

[4] 聶紺弩：《讀<在酒樓上>》。

[5] 劉保昌：《聶紺弩傳》，崇文書局，2008年，第118頁。

[6] 劉保昌：《聶紺弩傳》，崇文書局，2008年，第152頁

[7] 聶紺弩：聶紺弩全集（第三卷），武漢出版社，2004年。

[8] 耿傳明：《魯迅與魯門弟子》，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61頁。

[9] 徐舒：《魯迅雜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者——淺談聶紺弩的雜文創作》，《文學界》，2011年第8期。

[10] 王余鵑：《淺談魯迅對聶紺弩舊體詩創作的影響》，《華中人文論叢》， 2011年第2期。

[11] 耿傳明：《魯迅與魯門弟子》，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48頁。

[12] 姚斌：《淺論聶紺弩雜文創作中的自由精神》，《學海》，2008年第5期。

[13] 孫郁：《聶紺弩的“魯迅體”》，《天涯》，2017年第1期。

[14] 聶紺弩：《散宜生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245頁。

[15] 曲竟瑋：《論聶紺弩<北荒草>的“阿Q氣”》，《山花》，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