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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的孩子——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重慶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是作家李燕燕的又一部非虛構力作。該作品是刊于2024年第9期《北京文學》的《校園之殤——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簡稱《校園之殤》）的圖書單行本。除了主線作品外，“外一篇”作品是刊于2025年第2期《當代》的《長大的他們——大齡孤獨癥患者的社會融合之路》（簡稱《長大的他們》）。“隱形”，在書中成為具有暗喻性的詞匯，貫穿“主線”與“外一篇”。作品中的人群，或屢遭欺凌身心受創，卻因家庭、學校等身邊人的冷漠而求告無門；或因心智不全而被外界歧視、屏蔽而孤立無援，成為社會肌體上不能忽略又往往被忽略的暗疾。

李燕燕用文字剖開社會肌理，直抵現實痛點，真實地凸現出弱勢群體的傷與淚、訴求與渴盼。

李燕燕本可選擇一些更“討喜”更易獲得支持的題材，但她沒有。她選擇直入現實的暗面，以觀察者的視角去呈現問題并探求解決之道。如此寫作，難度不言而喻。

《校園之殤》聚焦校園欺凌這一多發性、頑固性痼疾，其觸發點在于2024年3月的河北邯鄲三名初中生殘殺同學案（簡稱邯鄲殺人案）。作者以該案為入口，結合大量案（事）例，對校園欺凌問題的深層原因、危害后果等方面展開抽絲剝繭式的闡述，并向公眾發出振聾發聵的追問：我們如何預防、處置校園欺凌？如何真正保護無辜的被侵害的未成年人？

《長大的他們》深度關注大齡孤獨癥患者及家庭的困境，呼吁人們對“來自星星的孩子”的真正理解與接納。起初讓作者開始動念的，是她的原部隊同事張國華和他患有孤獨癥的兒子，但真正促使她下筆的，是另一個孤獨癥患者小安。小安渴盼工作但求職無望，天天焦灼地用手機發短信：我今天要不要上班？

一連串無助的問號，如重錘敲擊作者的心。大齡孤獨癥患者的主要病征表現為社交障礙以及情緒不穩，其病因不明也無藥可治，惟有采取康復手段加以干預。這些游離于社會邊緣的“隱形人”，未來依靠什么？出路何在？李燕燕決心替這個特殊群體以及深陷痛苦、絕望的家庭，向全社會發出沉重而急切的吁喊。

通觀文本結構與敘事手法，兩篇作品均以扎實的采訪為基礎，結合專家解析與大量信息相互應證、層層推進，直至抵達作品想表達的主旨。

《校園之殤》側重以案（事）件為單元，通過對各類校園欺凌事件當事人及監護人、醫生、警察、心理學專家等的采訪，全面還原和揭示了諸多事件的復雜成因、行為特征、危害后果等，同時深入探究干預、解決和預防的辦法。文中以“邯鄲殺人案”為“傳動軸”，由此輻射到多起與校園欺凌有關的案（事）件以及嚴重后果，文尾再次歸位到“邯鄲殺人案”并強化了作者意欲表達的核心主題。

《長大的他們》則以日常生活點滴為講述主線，很大一部分置于民間公益人士朱佳云的助殘項目“一角咖啡”室，以及一群大齡孤獨癥患者的母親為抱團互助和自救而合辦的“心之屋”烘焙室。李燕燕多次貼近觀察并采訪多位患者及親人：從部隊退役去南方打工、只為給兒子籌錢做康復的張國華，曾是高校教師的唐毅和年過30歲的兒子小點，陳麗和20歲的兒子小城……大齡孤獨癥患者就業受阻，無所歸依；其家庭深陷困境，苦苦掙扎。讓漸漸老去的父母們尤其焦慮的是：一旦他們走后，無法自立的孩子將如何生存？

文中亦有一根無形的敘事“傳動軸”，即張國華父子。作者從其境遇入手，揭示出諸多同類家庭的傷痛與掙扎、彷徨與抗爭：為讓兒子入讀普通學校，陳麗每日守在教室陪讀；小安的二胎妹妹，自出生便肩負著“將來照顧哥哥”的重任；26歲的小金時常行為失格，其母飽受白眼仍不離不棄……疾病如鏡子，映照出父母們疲憊而無悔的身影，也映照出一些家庭的不堪：父母多年怨懟鬧到離婚，將成年病孩子丟給社區；“成功人士”以隱瞞來維持自己的“完美人設”……對此，李燕燕感喟：“生而有責，無人可以替代父母。”這流露出行文一向理性、克制的作者內心的憤懣、失望與詰責，也不失對其處境帶著無奈的理解。

一個殘酷事實擺在公眾面前：盡管政府陸續出臺政策并加大幫扶力度，但社會保障體系尚不足以解決孤獨癥群體的求學、醫療、就業、養老等諸多現實問題；盡管人們嘗試對他們加以包容和關照，但遠未達到真正尊重和接納的程度。“來自星星的孩子們”學齡階段接受教育難，成年后就業機會少，到老年被養老機構排斥，其社會融合之路困難重重。同時，沉重的經濟負擔、巨大的心理壓力、無底的時間與精力成本，令其家庭處境維艱，更看不到未來。

一組權威數據令人憂慮：我國新生兒童孤獨癥發病率為1%，孤獨癥人群超過1000萬，孤獨癥兒童達到200萬，并以每年近20萬人的速度增長。個體和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已演變為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我們面對的不僅是一個病患群體的困境，更是事關社會高質量發展與民眾福祉的綜合性課題。

至文尾，筆觸再回到張國華父子身上，并與公益人士朱佳云、唐毅等人的不懈努力，陳麗等母親的頑強抗爭，臺灣融合教育“晨晨跨海去上學”等有效嘗試，共同交織出充滿溫情的希望之光。

筆者還觀察到，《“隱形”的孩子》有一個亮點：“文文互文”“以文申意”。作者特意在書中提及另一部同類題材作品，并試圖從中尋找、建立一種內在關聯，如《校園之殤》之于西班牙作家莫爾諾的校園欺凌題材長篇小說《隱形人》，非虛構與虛構，一“實”一“虛”間形成某種觀照，在增加文學性與可讀性的同時，進一步深化與升華了作品主旨。又如《長大的孩子》之于紀實圖書《男孩肖恩：走出孤獨癥》（1992年在美首版，2015年中國華夏出版社出版）。《男孩肖恩》的作者是一對美國母子朱迪、肖恩。他們寫下這本書時，曾經的孤獨癥患者肖恩已基本融入社會，成為一名報社記者，也是一位公益熱心人士。

在書中，肖恩講述了自幼被確診后，父母如何守護、陪伴并幫助他戰勝疾病、重塑嶄新人生的經歷。肖恩的父母以愛與堅持創造了奇跡，給無數不幸的家庭帶來了啟迪與希望。而肖恩自小進入普通學校接受系統教育，直至讀完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并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的故事，亦說明親人的愛與陪伴必不可少，社會的尊重、理解與接納同樣至關重要。作者也恰以肖恩的故事為例證，激勵更多孤獨癥患者及家人鼓起勇氣與命運抗爭。

一個以人為本的健康社會，必然倡導在差異中尋求理解，在尊重中實現共融——只有正確了解、認識孤獨癥，才能對孤獨癥群體消除歧視、平等相待，主動接納、悉心關愛，以全生命周期的專業支持與服務體系，幫助他們融入正常的社會環境，并有機會努力創造屬于自己的美好明天。

這，需要全社會協同努力去完成。

這，也是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李燕燕的態度和表達。

愿所有孤獨癥患者及其家庭重獲新生。愿所有“隱形”的孩子走出陰霾，在陽光下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