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 要

《寶水》是新時代鄉土小說的重要收獲。它不僅呼應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主題和中國作協“新山鄉巨變”書寫計劃的寫作路向，更是一部在內容上深入當下農村現實，在思想與形式上突破以往鄉土小說思維框架與寫作范式的作品。小說不僅關涉鄉村旅游、城鄉關系演變、資本下鄉與返鄉創業和人的精神養護等諸多時代熱點話題，集中表達了作者多年來對于鄉村建設和傳統文化傳承等方面的思考與認識，灌注著作者喬葉對當下鄉村社會的深入觀察和深情想象，更為重要的是，它與21世紀以來《秦腔》《空山》等小說對鄉村衰落充滿憂患與哀傷的“挽歌”式書寫迥然不同。某種程度上說，《寶水》開啟了一種以樂觀、開放、融合的心態關注現實和書寫鄉村的新的寫作視點和審美風格。

關鍵詞

《寶水》；鄉土敘事；鄉土重建；精神還鄉

一 鄉村敘事主場的回歸

鄉土小說是現代白話小說興起以來最早形成和最具規模的敘事類型之一。但多數時候，鄉村在鄉土小說中卻并不具有絕對的敘事主場地位。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往往以城市為主場來反觀鄉村，因而鄉村往往是他者，是鏡像，是需要改造的前現代狀態，農民則時常成為被啟蒙和被教育的對象。嚴格意義上講，鄉村敘事主場地位的獲得始于1950-60年代。彼時，新政權的建立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通過土地革命，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翻身解放。與此種現實相適應，農村小說中鄉村敘事主場地位得以確立，其典型表現便是農民主體地位的確立、文化自信的獲得與鄉村道德優越性的顯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和道德審判者，而是與農民一樣的人民中的一份子。這就決定了他們筆下的農民不可能是“五四”那一代作家筆下處于客體和他者地位的被啟蒙者，而是創造歷史和建設國家的主體力量。因此，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最為活躍的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梁斌、柳青等鄉土作家基本都是站在民間、大眾的立場上來塑造農民形象的，即便他們的這種民間立場無法脫離與主流價值立場的糾纏，但民間立場還是得到了明顯的彰顯。在這種書寫范式中，農民表現出充分的文化自信。在西戎的小說《宋老大進城》中，作為五星農業社一員的宋老大進城后對遲遲不開門營業的供銷社提出了批評，言語中洋溢著對農業社堅定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像《艷陽天》中的蕭長春、《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等社會主義新人在言行中都時常透露出對社會主義制度、農民身份的強烈自信和對農村建設的主人翁意識。與此同時，在城鄉關系的書寫中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傾向是，相比于城市，鄉村具有明顯的道德優越性。這在《我們夫婦之間》《奇異的離婚故事》《在懸崖上》《月食》等小說中都有著突出的體現。在這些小說中，鄉村一般都是象征忠貞、務實、無私與高尚的道德高地，而城市則成了容易滋生惡習與享樂之風，使人腐化墮落的“染缸”與“洋場”。

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敘事主場地位的形成是城鄉關系的一種外顯。彼時，國家靠從農業提取剩余來實現資本積累，從而推動工業和城市的發展，農業的基礎地位和農民的主體地位或隱或顯地得到彰顯。但是，隨著工業資本積累的完成和城市自身消費能力與發展動能的增強以及域外輸送能力的提升，城市對于農村的依賴性逐漸減弱，其標志是城鄉二元結構關系日益穩固，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獲得了全面的中心地位。這種中心地位的轉移表現在文學書寫中便是鄉村逐漸喪失被表述的主場地位，農民的文化自信和主人翁意識隨之日漸消退。所以，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農民普遍表現出在認知、眼界、文化上的弱勢和明顯的自卑心態，鄉村的道德優越性也基本不復存在。在《陳奐生上城》中，當陳奐生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城里的招待所便徑自感嘆：“這哪兒是我該住的地方！”在《哦，香雪》中，香雪、夢嬌這些臺兒溝的少女圍住列車員會問出“呆在車里頭暈不暈”“開到沒路的地方怎么辦”“城里人一天吃幾頓飯”這樣一些滑稽的問題。香雪為了得到夢寐以求的塑料鉛筆盒，甚至不惜偷拿家里的四十個雞蛋跟火車上的學生置換。這種局面直到新世紀初都未曾徹底改變。進入新世紀，在城市化浪潮強勢來襲之后，紛紛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不僅喪失了原有的鄉村生活主場，在城市文化的框架之下，他們的精神力量和社會價值甚至都很難擁有足夠的伸展空間。《高興》中的劉高興就處處以城里人的標準來要求和規范自己的言行，當受到欺侮后便做出“他人輕我，必是我有不被他人所重之處”的自我檢討。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的這20多年，中國的鄉村發生了結構性、顛覆性的變革。經過20多年的發展，鄉村早已不是賈平凹在《秦腔》中所描述的“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訊基本靠吼，娛樂基本靠手”的落后局面。反而，伴隨著鄉村基礎建設的極大進步，鄉村人口的低密度，環境的原生態以及物質生活的自足性與低成本使得其在應對瘟疫、地震、雪災等自然災害和維持身心健康與實現生命修復等方面顯示出天然的優勢。這也正是“新山鄉巨變”書寫新的轉向需要正視的現實。正如有論者所言：“當下的中國鄉村文學書寫，需要直面鄉村空心化老齡化等問題，也要認識到鄉村振興與轉型發展中存在的生機、動能和活力，為鄉村題材創作提供更為鮮活立體的時代景象與未來面向。”《寶水》就是立足這種時代景象和呼應未來發展方向的作品。

在《寶水》中，我們能明顯看出鄉村敘事主場的強勢回歸。在城鄉交往中，鄉村不再落于下風，農民的文化自信也悄然回歸了。雪梅因受不了游客隨便摘花、擤鼻涕、帶小孩就地拉屎撒尿等不文明行為和言語中的傲慢態度發出了“不稀罕那你們來俺這里干啥？”的不滿詰問。當門前的菜被強摘，豆嫂便從尊重勞動的角度與涉事游客理論。當事主以為她要訛錢并有些不屑地要賠錢了事時，豆嫂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錢不錢的事，她要的只是誠懇的賠情道歉。豆哥制止游客亂扔手紙，當被游客陰陽怪氣說小山村“窮講究”時，他回懟說：“小山村咋啦，就不該講究啦。就該你們城市講究啦。你們城市講究，來俺們農村干啥。”從這些對話與交鋒中，我們絲毫看不出農民與城市人交流時的自卑感和弱勢地位。在“香椿事件”中，鄉村的主場優勢更是發揮了巨大作用。游客強摘了張大包家的香椿芽，張大包兩口子、張有富、有富媳婦、大英、秀梅紛紛加入對陣，當被要求按每斤市價三十元賠償時，城里人拒不接受。“這香椿看著就有氣，我不要！燙黃發說。——不要可以。錢得留下。——沒拿東西憑啥要交錢？——啥叫罰款，這就叫罰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鬧劇以寶水村村民的全面勝利而告終。不僅讓耍無賴的城里人交了罰款，還在城里人利用社交媒體故意造謠誹謗引發不良輿情之后，迅速回應，挽回了寶水村的聲譽，贏得了輿論戰的勝利。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寶水》里已然看不到在信息獲取、思想認知、商品消費等方面與城市存在巨大鴻溝的鄉村和有著顯著自卑心態的農民。這里的農民早已不是缺乏城市經驗而對城市充滿恐懼、充滿向往的陳奐生、高加林、香雪一類的農民了，也不再是高玉德、孫玉厚、五富那樣膽小怕事、保守古板的農民了。他們不再自甘卑微、忍氣吞聲、膽小怕事。相反，他們不僅能非常嫻熟自信地借助自媒體為自家的旅游產業做宣傳，還能借助法律、媒體、組織維護自身權益，能夠平等地與城里人對話，能自信地展示鄉村的自然風光、鄉土文化與傳統工藝產品的審美功能為城市中產階級提供精神滋養并借此來賺取他們的財富。與此同時，在多次的城鄉交手中，城市人的不文明行為和無理行為在寶水村暴露無遺，強摘香椿、隨地小便、無故闖入私宅等不文明行為和相機“烏龍”事件，也讓鄉村的道德優越性得到了高度的彰顯。

二 鄉土社會的重建與改造

過去30年，我們共同見證了中國高速發展的奇跡。但是，這種高速發展也存在著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短板。有人指出：“以城市發展為中心的城鎮化政策導向，導致了鄉村人才、資金、資源與信息向城市的單向度集中，像一個無形的‘抽水機’，把鄉村的各類優質資源源源不斷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導致的是鄉村價值失位。”伴隨著城市日新月異發展的是鄉村的空心化和老齡化問題日漸突出。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發展模式之下，鄉村的文化和原有社會結構面臨著不斷被沖擊和消解的窘境。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事實上，進入21世紀的20多年時間里，鄉村出現了一種衰落與進步相向交錯的景象。一方面，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遷移，農村的老齡化與空心化問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隨著國家“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各種惠農政策的落地實施，鄉村在道路、住房、通訊、物流等硬件設施領域又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改善。道路交通設施的飛速發展，信息通訊技術的推廣普及，網絡自媒體的興起，物流業的深度覆蓋，讓農村實現了與城市在知識獲取、信息共享與商品消費上的同頻共振。農業生產技術日新月異，農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這些都逐漸減小或抹平了城鄉之間在吃穿住行、商品消費、信息共享、文化傳播等方面的差距。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變化中的積極方面卻沒有在近些年的鄉村書寫中得到較多的關注。《寶水》之前的鄉土小說大多都對鄉土社會破碎、蕭條、走向沒落的現狀持有一種悵惘和哀婉的悲觀情緒，很少能對鄉土社會的這些新興氣象給予應有的關注，當然也很少能看到作家對鄉土社會的未來抱有較大的希望和信心，自然也不會呈現對鄉土社會重建的構想與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寶水》的出現就具有了開拓性、引領性的意義。

面對此種現實，重建什么？何以重建？這首先要明確鄉村的現狀和問題。客觀地講，當下中國鄉村的最大問題是空心化和老齡化，其根源是“鄉村產業持續發展缺乏相應的要素供給”，不具備承載一定規模的農村人口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發展成果的能力。農村人涌向城市并不是不愛自己的家鄉，而是家鄉的經濟收益無法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此種現實之下，重建必然是要通過人口的回流和產業的復興來實現的。當然，即便是重建之后的鄉村再難回到新世紀以前人口興旺的狀態，但一定會實現人口的適度回流，形成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相適宜的合理格局，讓鄉村成為能夠維持適度人口安居樂業的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只不過，由于目前中國的絕大部分鄉村還缺少能夠支撐一部分青年群體長期生存發展和安居樂業的實體產業和能夠與之配套的社會公共資源，因而，當前這種重建還處在小范圍的試驗階段。而像寶水這樣的鄉村因為具備一定的先天優勢率先邁出了重建的步伐。

人口的回流是寶水村鄉村旅游產業興旺的核心動能。正如鄉建專家孟胡子所說：“村景再美，美的芯兒還是人。”寶水的美根本上還得靠人來支撐。這其中就包括小曹、鵬程、七成、大曹、趙順、老原等外出打工者和城市商人的返鄉投資和孟胡子、馬菲亞、地青萍等外來人口的參與建設。鄉村旅游帶動了住宿、餐飲、農產品、手工藝品等產業鏈的發展，讓由各家空置住房改造而來的民宿生意和豆家的豆腐坊生意、馬菲亞的養雞生意、大曹家的荊編生意、小曹的紀念品生意等相關生意都興旺起來了。《寶水》中的小曹是小說著力塑造的青年形象。如果說大英是寶水村的掌舵者，那么小曹將是寶水村的未來接班人。在小說中，小曹與地青萍有過一次對話：“不是有句話么，一二線容不下肉身，十八線容不下靈魂。是說大地方掙錢難，小地方沒意思。以前我覺得這話特別有道理，現在卻覺得挺矯情。作為平凡的人類，咱的肉身沒那么難伺候，靈魂這事也很有彈性，只要找到合適的地方，就能夠靈肉兼容。”小曹的態度足以說明，只要產業興旺，鄉村還是具備吸引有志青年自在安居和實現人生價值的空間和基礎的。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分析鄉土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時曾指出，“前者是禮俗社會，后者是法理社會”。鄉土社會靠道德和禮俗維系社會秩序，現代社會靠契約精神和制度與規則維系社會秩序，靠契約精神、競爭意識、公民意識組建生產活動和人際關系。開展鄉村旅游意味著鄉村要面向城市全面開放，這就必然會導致城鄉文化在此碰撞。而這種碰撞恰恰激發了鄉村對于自身文化的再認識和重新定位，讓鄉土文化在不斷堅持本我和接受外部影響的過程中實現改造和重組。喬葉在創作談中表達過自己的態度：“新時代的鄉村固然有新，但舊也在，且新和舊是相依相偎、相輔相成的。……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舊。我在其中不會二元對立地站隊。如果一定要站隊，我只站其中精華的、美好的部分，無論新舊。”

繼承傳統文化的有益方面是鄉土文化重建的重要方面。有學者認為，1980年代以來在“農村題材”向“新鄉土文學”的轉移過程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鄉土中國“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發現。具體來說，“傳統的鄉村雖然在現代性的裹挾下已經風雨飄搖，但鄉村的風俗、倫理、價值觀以及具體的生活場景，并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當鄉村社會在城市化已經達到相當高度之后，這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人們開始回望鄉村并在完成對兩種文化空間的對比和審視之后會重新發現鄉村的優勢與美好。這也是寶水村開展鄉村旅游的基礎。城市人來寶水旅游，無非是欣賞山川美景、體驗農耕生活、品嘗農家飲食，而這些不正是傳統鄉村生活的最基本內容嗎？

在《寶水》中，作者用大量的筆墨描繪了鄉村傳統的飲食文化、祭祀、慶祝、建房、婚喪嫁娶等儀式和節俗。主要包括燒路紙、吃碾饌、挖茵陳、敬倉神、打艾草、吃懶龍、祭灶、落燈、點燈、舞獅子、耍社火喊彩等節俗，酸黃菜、旋柿子、做數九肉、打火燒等節令農事以及暖土、巡山、壯被子、鋪床、上梁等婚喪嫁娶和興建儀式。很明顯，關于這些傳統的節俗和儀式，作者是持高度肯定態度的。喬葉說：“我覺得寫鄉村一定會寫到舊的部分，那才是鄉村之所以為鄉村的根本所在。”事實上，這些傳統文化活力的顯現一定程度上是被鄉村旅游激發出來的。作為鄉村旅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鄉土文化是展現鄉村魅力和旅游價值的重要內容。出于展示的需要，一些漸隱的鄉村文化才得以復活和重現。村史館的營建，荊編、豆腐等傳統手藝的復活，傳統節俗和嫁娶儀式的復興，都在孟胡子一再強調的展示美的過程中得到了有效傳承和發揚。

需要指出的是，與此前的鄉土小說有所不同的是，《寶水》充分彰顯了鄉土文化的價值感和稀缺性。在十幾年前的鄉土小說《秦腔》中，以秦腔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因被青年一代所拋棄而沒有出路和未來。在夏風眼中，父親夏天智一生摯愛的秦腔不過是與城市的明星演唱會相比顯得寒磣低級的“農民藝術”。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縣劇團的秦腔名角白雪在公公的葬禮上演唱秦腔曲目《藏舟》時，外地人陳星在清風街上彈著吉他唱起流行歌，觀眾便一股腦流向了他的修車攤。但在《寶水》中，鄉村文化恰恰是寶水村人氣匯聚和財源滾滾的核心賣點，是承載青年人創業夢想的靈魂要素。寶水村就是以鄉土文化為依托來開展鄉村建設，吸引更多的外出青年和外來人員發展創業。

接受現代文化的改造是重建鄉土文化的重要內容。雖然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綿長，但不可否認，其中還是存在著很多的弊端和糟粕，例如“重男輕女”“保守封建”“官本位”等。一百多年前，當西方列強戳破晚清“天朝上國”的迷夢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不斷追問落后原因時就曾將矛頭指向了傳統文化的腐朽、落后。“陳獨秀一度認為西洋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發展的新進路，而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史主要源于民族傳統文化自身的痼疾，所以要以西方之文化精華來克服中國文化之弊端。”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進程是鄉土社會不斷被改造的過程，也是鄉土社會與現代文明不斷融合的過程。新世紀以來，隨著城鄉關系的空前緊密，鄉村社會被改造的速度和規模也是空前未有的。寶水村的全面開放必然要引發人們思想與理念上的碰撞與交融。小說將這種碰撞與交流集中在馬菲婭、肖睿、周寧、地青萍、孟胡子等外來人口以及游客與當地村民之間的交鋒上。這里包含著精細的城市標準與粗放簡單的農村生產習慣的沖突，現代契約精神與宗法觀念的沖突，現代法制觀念與鄉土社會“無訟”風尚的沖突，村民無邊界感的熱情與城市游客有邊界感的理性之間的沖突，等等。所以，當支教青年肖睿、周寧給孩子們進行生命教育和性教育，傳授“捐獻器官”理念和自我保護意識時遭到了張有富媳婦的批評和反對，被認為是“不孝”，會把孩子教壞；“萬物啟蒙”在城市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移植到村里卻遭到了村民們的非議，被認為是胡鬧；馬菲亞跟豆嫂預定了悶壇肉，豆嫂卻反悔將肉給了自己親戚，讓馬菲亞深感豆嫂這樣的農民毫無誠信意識和契約精神；遭遇家暴時，城市人選擇報警，但在“無訟”的鄉土社會，因全村男人打老婆從沒人報警，香梅也便選擇不報警；青萍的叔叔地寬翻修老宅是因沒有簽合同厘清雙方責任與義務，發生摔傷事故后被事主訛錢；秀梅因與游客熱情拉話時常讓游客感覺被冒犯而時常與游客發生口角……

鄉土社會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吸納性，能夠實現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兼容并蓄。在開展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的一年時間里，寶水村不斷接受現代文化對它的影響。一次沖突和碰撞伴隨的往往是新的局面的打開。肖睿和周寧在剛到村里時與村民不斷起沖突，幾個月后卻和村里人處得越來越如魚得水，性教育也在“風波”過后得到村民的默許而順利進行完畢；在經歷了一次被訛的糾紛之后，地寬吸取了教訓在老宅招租時與租客簽了合同，并帶著農民的狡黠心機將合同期定了兩年；香梅精心策劃完成了對七成的反戈一擊，并以出軌的形式實現了對他的報復，完成了對“男人主貴”的家庭倫理觀念的顛覆……村民經過了一年與游客打交道的經驗，也逐漸找到了與游客處理好關系的竅門和發生糾紛時的正確解決之道。各家住宿設施和餐飲服務在執法部門的引導和強制之下，擺脫了傳統的粗放和隨便，實現了對精細的城市標準的規范執行。在小年的慶祝晚會上，既有傳統的長桌宴、耍獅子等傳統藝術，也有英文歌、國標舞、拉丁舞、廣場舞等時尚流行文化的內容，而兩者還能和諧地共融于鄉村的公共娛樂之中。這種種跡象表明，正是在碰撞與交鋒中，寶水村實現了對自身的改造和重建。

三 城市游子的精神還鄉

近30年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城鎮人口超越了農村人口，鄉土中國變成了城鄉中國，“但自大面積城鎮化以來，中國并沒有實現滕尼斯所謂的鄉村的‘禮俗社會’到城市的‘法理社會’的轉變，在一體化的社會語境中，城市沒有整合出完整有序的現代文明、城市文化和市民社會”。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還沒有形成能與鄉土文化匹敵的、能夠完全滿足全體城市人口精神需要的、獨立完整且自成體系的城市文化。城市雖然是財富、機遇、文明、現代的象征，是一個地域范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但在城市這種高密度、大規模的集聚地，人卻很容易產生孤獨感和虛無感，而只有在鄉村低密度、小規模的人口聚落中，人才能夠真正做到親近自然，身心通泰，找到存在感和歸屬感。中國幾千年來的農耕文化造就的中國人的鄉土情結讓鄉村天然的具有強大的精神吸引力和情感凝聚力。這從每年“春運”返鄉潮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就足以看出。所以有人說，“中國千年文明史的根和魂在鄉村”。還有人指出：“20世紀以來的中國人，一直在從鄉村到城市的路上不斷行走。然而城鄉異質的環境使得流入城市的鄉下人一直處于漂泊的狀態，這種漂泊不僅是身體上的居無定所，更重要的是心靈上歸屬感的缺失。”對于從農村走進城市的人來說，雖然他們在城市工作、安家，但他們的精神卻無法在城市扎根，不管走多遠，都始終擺脫不了精神漂泊的困境。《寶水》中的地青萍和老原就是這樣的人。

小說以知識分子地青萍的視角講述了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的點點滴滴。這一年的鄉村生活是她重新認識鄉村的過程，也是她精神還鄉的過程。對于地青萍和老原這樣的城市游子來說，鄉土社會能夠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歸屬感和安全感。他們都與過往婚姻中的愛人無法做到精神上高度共鳴，其根源就在于不同的文化空間和精神背景所造成的城鄉文化隔膜。以模特為職業的洋氣妻子最終拋棄了老原去了美國，從小在城市長大的豫新雖然給了“我”充分的物質財富和極大的關愛和包容，但卻始終無法給予“我”生理上的極致滿足。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地青萍在父親和奶奶相繼去世后長期失眠而無法在醫學上得到徹底治愈。在每天少得可憐的睡眠時間里她無數次的被以奶奶彌留之際為內容的夢境折磨。對鄉土文化的深層隔膜讓她始終猜不出奶奶謎語一樣的臨終遺言的準確內容。但在寶水的一年時間里，她的心態和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僅失眠癥徹底痊愈，還在經歷了九奶的死亡之后，揭開了“謎底”，完成了解咒，打開了心結。

某種程度上說，地青萍失眠多夢的精神病癥來自她對老家情感與態度的擰巴與沖突：一方面，她對鄉村懷有一種精神原鄉式的本能依戀；另一方面，因為父親的離世帶給她的傷痛以及童年記憶中鄉村帶給她的自卑與恥感使她對老家懷有一種刻意的抗拒和敵意。這兩種情感的對立造成了她內心的撕裂，痛苦也由此產生。

起初，在她的意識里，父親作為奶奶后半輩子最重要支點，老家的人情網絡是父親的精神負累，也是令她和母親厭惡而想要斬斷的“煩惱”，所以，在她過往的人生中，她對老家始終懷有一種排斥的情緒和不屑的態度。自父親為了給七娘家借婚車發生車禍死亡后，她就對祖母和七娘充滿了怨恨，對于老家的反感也愈發強烈。在寶水的一年時間，她重新審視自己與老家的關系，認識到鄉村對她精神的重大意義。隨著內心沖突的消解，多年城市生活累積的精神痼疾和內心不安隨之徹底消除，失眠癥悄然痊愈，對于父親的死也終于釋懷，也漸漸理解了奶奶和父親對于老家的情感與付出，“老家”情節開始在內心慢慢覺醒，以至于她會在不自覺中對老家人未能提供幫助的過往產生愧疚并且以此為動力，移情于寶水村，讓這種虧欠在為寶水村用心做事的過程中得到彌補。此時，她與自己，與老家都達成了和解。對七娘態度的轉變即是這種和解的標志。小說中寫到的唯一一次“我”與老原的性愛是實現這種轉變過程中的一個很具深意的標志性細節。在過往的婚姻生活中，“我”與丈夫豫新無法在精神上與肉體上完全融合，從來沒有過性高潮，性愛中似乎總隔著一層東西，無法徹底的肆意縱情，無法做到毫無保留地裸裎心靈，原因在于豫新對于鄉村一無所知，我倆無法在精神原點上達成深度共鳴，而同樣有過鄉村經驗的老原卻可以，所以，“我”和老原第一次在寶水的性愛便是十多年里各自婚姻中都未曾有過的極致體驗。從某種角度上說，這恰恰預示著地青萍完成了對不堪過往的超越和對未來幸福生活的開啟。

相比于以往的鄉土小說，《寶水》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對鄉村精神功能的發現。具體而言，《寶水》發掘并凸顯了鄉村的生命修復和精神養護功能。正是這種發現和認同有效回答了工業化、城市化與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后中國人的精神養護和鄉土社會的存續價值等諸多問題。這種功能的存在預示著鄉土社會不僅不會消失，而且會作為精神家園成為離鄉游子們心靈的歸屬地。由此，也將更加證明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作者借地青萍之口多次表達了對老家的看法。小說這樣寫道：“因為你的長輩和那里有關系，所以你也必須和那里有關系。你壓根兒就生活的城市，無論你多么熟悉，那也只是你的地緣。地緣可以變，你可以和無數個城市有地緣，但老家意味的，是血緣。”在這里，喬葉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老家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精神價值。她進一步闡釋道：“老家意味的，是親人。哪怕他們已經死了，但只要他們在那里活過，死后也埋在了那里，那么，你就是有老家的人。你斬不斷你的老家。當你老了，和老家的老越來越近時，你就會知道，自己是需要有一個老家的”。有這種轉變不止是“我”，還有女兒郝地。郝地曾說：“其實對老家我一點兒感覺也沒有。我一點兒都不覺得自己需要一個什么老家”，但小說結尾，遠在加拿大的郝地在拜年通話中卻也要求“我”去廟里求個護身符，給她做手機屏保用。

應該說，懷鄉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性情感。海德格爾說：“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接近極樂）。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決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這乃是命中注定的。”從心理學角度來說，“還鄉意識源于人類的子宮情結，人類企圖返回出發點——那最初的溫暖和愛的樂園，借以逃避饑餓、痛苦和災難，尋找到精神的支點和靈魂的庇所，借以停泊孤苦無告的流浪之舟”。小說對主人公“原地”的設置就顯示出了作家的明顯意圖。這意味著，回到故鄉就是回到生命的起點，回到原地。

結 語

《寶水》又是一個知識分子還鄉的故事，但喬葉的還鄉與前代作家的還鄉皆有不同。魯迅、廢名、賈平凹、莫言等作家的還鄉書寫都是以知識分子的短暫返鄉來實現的，并且都是以城市的文化經驗和視角來審視和反觀鄉村或者懷想過去，所以小說中大多都有一個短暫停留于鄉村的知識分子形象，如《故鄉》中的“我”、《橋》中的程小林、《高老莊》中的子路、《白狗秋千架》中的井河。但在《寶水》中，知識分子地青萍有著完整一年的回鄉經歷，她不僅扎扎實實見證了寶水村的四季變換與人事變遷，從長期的還鄉體驗中找尋鄉村記憶和感受鄉土文化，還從中找到了自我與故鄉認同，不知不覺中把自己從“外人”變成了“自己人”。不得不說，喬葉將在“跑村”與“泡村”的扎實采風中獲得的諸多人物、事件原型和鄉村語言作為寫作素材，使得小說處處顯示出真實而有質感的細節，貼切而生動的民間語言和鮮活的鄉村生活肌理。正是這份充實與豐盈，讓小說有了攝人心魄的力量。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