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傳統社會，海洋空間超越人類認知體驗，被視為“難以描述之地”（atopia），被稱作“非地方”（Non-Places）。現代空間秩序的建立，伴隨著人類（特別是西方人）對海洋空間的認知過程。他們在科學探索的名義下，用經緯網格繪制海洋，將其納入貝爾唐·韋斯特法爾（Bertrand Westphal）所謂“子午線的牢籠（the cage of meridians）”（Tally 18），使航海家得以手握航海圖，在海上航行探險、交通貿易，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殖民擴張與征服。因此，在呈現海洋空間的同時，航海圖為西方殖民者的帝國想象提供科學與知識層面的基礎，成為他們占領與分割世界的合法性工具。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Teodor Józef Konrad Korzeniowski, 1857—1924），這位真正的地理學家（Clemens 460），在創作中頻繁使用航海圖意象，筆涉其繪制理論，還親手繪制航海圖、地圖及象征性描繪地形或二維空間涂鴉等，構建出多元航海圖。這些航海圖與康拉德作品互相聯結、互動，形成跨文本的互文結構，以副文本的形式，呈現出一整套殖民話語。這套話語暗藏著一種帝國敘事的權力結構，揭示出西方帝國如何向世界輸出壟斷資本，在殖民地進行經濟掠奪與剝削。面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康拉德建構出新的制圖原則，來批判或反抗西方殖民主義對世界的奴役與壓迫，呈現出鮮明的航海圖敘事特征。

目前，國內學界已經關注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0）等作品中所塑造的馬洛形象，討論他對地圖的迷戀，但尚未注意他筆下的多元航海圖類型，忽略其航海圖敘事對帝國想象的反思與批判。鑒于近年來文學制圖學的興起，我們可以通過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2018）的副文本理論及19—20世紀之交的帝國－殖民史等，思考康拉德航海圖敘事對西方殖民剝削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態度，討論他為揭露和反抗資本掠奪所建構的全新制圖原則。

01

航海圖情結與帝國批判

從童年時癡迷地圖，到成年后用航海圖在海上導航航行，再到構建多元航海圖類型，航海圖情結是康拉德航海經驗與創作的標志。早期，這位父母早亡，12歲成為孤兒，由舅舅養育成人的作家并未意識到地圖與航海圖的區別，①常混淆兩者，把它們相提并論。他多次描述自己少時“凝視地圖”上癮的經歷，透過馬洛之口，傾訴“當個舟子，〔……〕揚帆跟孤舟去相依為命”（梁遇春，《黑暗的心·代序》11）的夢想，“我在還是一個毛頭小子的時候，對地圖特別著迷。常常一連幾鐘頭盯著南美洲、非洲或者澳大利亞，讓自己陶醉在探險家的榮耀里面。當時，那上面的土地有許多空白之處，每當我看到極具魅力的一塊——可惜它們看上去都是這樣——便將手指放在上面，說‘長大后我要去那里’”（康拉德，《黑暗的心》9）。無論從康拉德做舟子的夢想，還是后來他的航海經歷，都很容易發現，康拉德所癡迷的并非地圖，而是航海圖。對航海圖上空白的幻想激發他對航海和冒險的渴望，促使他投身航海事業。1872年，17歲的康拉德在法國馬賽參加海員培訓后，到一條商船當實習水手；1878年6月，他踏上英國，決心加入英國國籍。經過努力，他先后通過三副、大副及船長考試，學會運用航海圖定位和導航。然而，隨著親自運用航海圖航海探險，目睹殖民者在航海圖的幫助下對殖民地掠奪與剝削后，他逐漸覺醒，明白航海圖不僅是地理發現的工具，更是西方帝國擴張殖民、掠奪占有的象征。他開始思考航海圖對西方帝國在殖民擴張、跨國公司商業資本掠奪世界及侵蝕人類心靈的影響，呈現出鮮明的航海圖敘事意識。

首先，作為船員，康拉德幾乎每天都接觸航海圖。這讓他更貼近地理解航海圖在帝國擴張中的作用。如今，耶魯大學拜內克古籍善本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仍藏有兩張他航海時使用過的航海圖——英國海道測量局（Great Britain Hydrographic Department）出版的《澳大利亞—托雷斯海峽西部航道圖》（“Australia, Torres Strait, western channels,” 1884）及《澳大利亞－巴布亞－托雷斯海峽東北及帶珊瑚礁的東部入口圖》（“Australia, Papua, Torres Strait, North East and East Entrances with the Outlying Reefs,” 1884），藏品編號為“Conrad+Zz1”。這兩幅航海圖上都留有他妻子的鉛筆注釋。其中，第一幅上寫著：“這張航海圖曾屬于約瑟夫·康拉德，他在海上航海時用過。——杰西·康拉德。”第二幅筆記②更詳細：

這張航海圖曾屬于約瑟夫·康拉德，他在海上航海時曾用過。在其散文《地理與一些探險家》中，穿過這些海峽的航程被描述下來。( 見《晚年文集》，1926年，第26頁）

——杰西·康拉德

這兩份文件雖并未出版，但顯示出西方帝國擴張對航海圖的依賴，揭示出殖民力量在19世紀把全球空間納入其權力體系的事實。

同時，在寫作中，康拉德頻繁使用“航海圖”（chart）一詞，積極為英國文學構建航海圖意象。在他筆下，航海圖是帝國主義探索全球海洋空間的工具。它所呈現的海洋信息，包括海岸線、洋流、水深等，為英帝國海上航行提供精準定位和航線。在記錄其第一次東方冒險的中篇小說《青春》（“Youth,” 1881）中，他兩次提到，航海圖的定位功能是海員求生的重要指南。在《吉姆爺》中，航海圖意象在小說中出現不下十次，明確航海圖與現代科技儀器（如六分儀、羅盤、平行規、計程儀等）相結合的重要性。“海圖上放著平行規和分規；一個小小的黑叉標出了頭天中午輪船的位置”（《吉姆爺》13），“畫了個小叉標出船的方位，寫下日期和時間。〔……〕年份要用紅墨水寫在海圖的上端”（41），“我來替你把計程儀調到零，那就不會有錯了。沿著這個航道再走三十二海里，你們就安全了。讓咱們算算看一一校正計程儀要加百分之六；也就是說，照海圖上走三十海里，你馬上就可以向右舷轉二十度”（42）。康拉德發現，到19世紀，航海圖所代表的科學技術與知識信息已經被廣泛應用，以實現其殖民擴張的目的。帝國主義把地理科學與世界占有相聯結，拓展其海外殖民地。在《臺風》（“Typhoon,” 1902）中，主人公麥克沃船長（Captain MacWhirr）駕駛的“南山號”專門設有海圖室（chart-room），里面配有航海圖、航海日志、羅盤、氣壓計、通訊工具（信號機、輸音管等），還置有五顏六色的各國旗幟及書架。在這篇小說中，“海圖室”一詞被重復15次③航海圖、航海日志、各類科學儀器等象征西方文明的知識與技術，已被用于西方帝國的殖民征服。康拉德揭示出帝國主義利用航海技術，特別是海洋制圖知識劃分全球空間，批判殖民擴張對殖民地世界的掠奪與剝削的本質。

除了在寫作中塑造航海圖意象外，康拉德還受雇于英國海軍水文測量部，在世界各海域進行水文測量，修正航海圖。“作為商船服務的二副，我的職責是根據英國海軍水文測量部通知糾正并更新航海圖。我認真負責地完成這項工作”（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21）。這一經歷讓他更貼近英帝國的侵略過程，理解航海圖殖民擴張的工具性，為批判殖民剝削積累人生經驗。同時，他還在創作中手繪各類地圖與航海圖。他通過親手繪制帝國主義擴張的具體航線，展示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對等關系。至今，耶魯大學拜內克古籍善本圖書館還藏有《剛果盆地地圖，康拉德剛果之行路線圖》（“Map of Congo Basin, Showing Path Travelled by Joseph Conrad Korzeniowski”），是康拉德殖民批判的物理性證據。據沃羅德爾考證，“這張地圖用牛皮紙手繪而成，尺寸為13*17英寸（33*44厘米），收藏前通常被折成四折〔……〕上面并未注明日期，圖書館登錄條目的日期為1960年1月18日”（Warodell, “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4），包括其“旅行路徑”及手稿筆跡等，

與地圖上的手寫條目不同，圖例的大寫字母向右傾斜，可能用了另一種更細的筆。雖然它很可能是后來所加，但也是康拉德的筆跡。例如，其首字母“A”起筆時上揚傾斜書寫，好像書寫者突然改用印刷體之前先用連筆書寫。同樣書寫風格的字母“A”可見于地圖上的地名（Banga Mantera, Matadi, Boma, Atlantic Ocean）及康拉德用墨水書寫的其他文件標題，如《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1896）、《勝利：荒島上的愛情》及《文明路上的先鋒站》（“A Victim of Progress”）等手稿標題頁。地圖上的其他字母也出自康拉德之手。（Warodell,“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4—65）

經沃羅德爾考證，路線圖上的每條航線均是康拉德親手繪制。通過其繪制，康拉德完整地記錄了西方帝國在剛果地區的殖民路線。這條路線圖不僅是康拉德二十年前剛果之行航程的再現，也是英國在剛果殖民擴張路徑的明證，是康拉德帝國批判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這批文獻還包括《剛果筆記》中的十二張地圖及他乘坐蒸汽船“比利時國王號”繼續剛果河旅程的十二張涂鴉地圖（Warodell, “Conrad’s Unpublished Map of His Congo Journey A Note” 65）。繪制這些地圖的目的是為了探險導航，康拉德已經按照路線實踐航線。鑒于這些路線圖繪制在技術上要求很高，與其說它們是地圖，不如說是具有高度技術性及精確性的航海圖。④它們不僅是對剛果水文空間的記錄，同時是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與殖民剝削的客觀記錄，是他以制圖理論控訴殖民主義的實踐。

另外，康拉德手稿中還保存著不少象征性描繪地形或二維空間的涂鴉，包括通信時為戲劇《秘密特工》（The Secret Agent, 1907）、《笑安妮》（Laughing Anne, 1924）繪制的兩個舞臺圖示，《勝利：荒島上的愛情》(1915)、《阿爾邁耶的愚蠢》（Almayer’s Folly, 1895）、《諾斯特羅莫》（Nostromo: A Tale of the Seaboard, 1904）、《海隅逐客》等六部小說手稿中的八張地圖。沃羅德爾稱其為“涂鴉的虛構空間”（Warodell, “The Writer at Work” 26）。這些類似地圖的草圖或涂鴉更多屬于“私人創作行為，從未打算出版”，與污跡、草圖、計算和香煙痕跡一起，被沃羅德爾稱為“未被承認的副文本”（30）。沃羅德爾認為，對康拉德來說，“航海圖或地圖是一種可閱讀的文本類型”（26）。這些航海圖與其創作的其他文本共同構成跨文本的互文結構，按照熱拉爾·熱奈特筆下的副文本理論，航海圖作為周邊文本（peritext）兼外部文本（epitext），與康拉德的創作聯結互文，形成新的“視覺—文字”結構。我們可參照莎莉·布什爾《副文本還是圖像文本？解讀虛構地圖》，從位置、時間性、交流和功能等四個方面，如博爾赫斯的“門檻”（threshold），幫助讀者進入或返回康拉德航海圖的跨文本結構，同時“呈現并評論文本”（Bushell 182）。透過副文本敘事理論，我們把康拉德航海圖敘事，特別是把地理制圖原則與文學創作、軍事占有與帝國擴張等聯系起來，為審視殖民時代的權力結構提供跨學科視角。康拉德的航海圖情結，既指向他少年時對未知世界的遐想，也反映出他成年后對帝國暴力的反思性批判，是對帝國主義合法性的挑戰與質疑。

02

想象性占有與殖民批判

康拉德被認為是 20 世紀最多涉及制圖學知識的作家（Warodell, “The Writer at Work” 26）。他發現制圖學對殖民擴張的作用，特別是航海圖上的“空白”繪制，為殖民者的探險與征服提供地理學依據，使其擴張、占有等行為正當化。西方殖民者通過想象，“科學地”填充“空白”（emptiness），實現征服與占有。因此，空白并非地理學盲點，而是帝國想象性占有的工具。它們與航海圖上的線條、色塊及象征符號等一樣，是西方人對全球空間選擇性呈現的一部分，是激發西方殖民者征服世界、進行殖民擴張的想象性力量。

在《地理與一些探險家》中，康拉德勾勒出西方制圖學對未知世界的繪制歷史——從詳盡而夸張的神話地理學到發現新世界的科學地理學。他指出，起初，航海圖繪制經歷過一個“神話階段”。當時，制圖家幻想出傳奇海島與各類海怪來填充那些未知地區，“制圖幾乎和某些現代報紙一樣具有圖畫性”（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3）。海怪等生物成為早期航海圖上的常見標記。在這個階段，他把未被西方人占有的未知地區稱作“科學探索填補空白之前的空間”（3）。隨著科學知識的進步，現代制圖學逐漸成熟，天文學取代占星術，現代科學戰勝煉金術，地理學的“神話階段”被“誠實的”科學研究所取代。制圖家主張用“空白”代替神話想象來標記未知之地。盧西亞娜·迪·利馬·馬丁斯（Luciana di Lima Martins）指出，19世紀初，海上航行須應對三大危險：“自然元素”“海盜威脅”及“未測海洋的巨大空白（mare incognita）”（qtd. in Cosgrove 148）。其中，“未測海洋的巨大空白”即康拉德所言“空白”。康拉德認為，這些“空白”激發出西方殖民者的冒險精神與征服欲望。他筆下的馬洛就是西方殖民欲望的典型。自童年起，他便沉浸在對空白的幻想中，把手指放在上面，宣稱“長大后我要去那里”。

當然，馬洛尚無區分地圖與航海圖的思維方式，把它們視為同一事物——“地方”（place）。他認為，地圖中的“空白”與地球上的“空白”相對應，分布在北極、赤道及南、北半球等區域。從他“做舟子”的夢想推測，這些空白在航海圖上。對他而言，它們是有待冒險的未知地區。閱讀它們激發其冒險的欲望，“去那里”航行、勘測。通過填補它們，賦予“誠實的精確性”。馬洛想象用各種顏色填滿空白，“用所有各種色彩做著記號。有大量是紅色的〔……〕還有許多是藍色的，一小部分綠色，一些橙色的斑點”（康拉德，《黑暗的心》12—13）。填色是西方探險家把想象轉化為占有的動力。航海圖的填色史就是歐洲列強“輝煌”的拓殖史。康拉德了解，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空白”會被逐漸填滿。這一過程絕非充滿理想光輝的歷程。在他后來的敘述中，他提到非洲地圖的變化，“它不再是一塊充滿神秘、令人快活的白地，不再是一塊空白，可以讓一個男孩憧憬著那上面的榮耀”（9—10）。他悲傷地寫道：“它變成了一個黑暗的地方”（10）。悲傷的情緒來自他對擴張占有的深刻反思，揭示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糾結其中的人心。

西方航海圖繪制史也是航海家與制圖家的互動史。在《13—17世紀的早期探險航海圖》（Sea Charts of the Early Explores: 13th to 17th Century）中，米歇爾·莫拉·杜·茹爾丹及莫尼克·德·拉·朗西埃爾以麥哲倫海峽到拉布拉多美洲東部海岸線繪制為例指出，歐洲殖民者為了填充航海圖上的想象性空白，派遣葡萄牙航海家科爾特·雷亞爾（Corte Reals, ？ —1496），西班牙航海家瓦斯奎茲·德·阿伊永（Lucas Vázquez de Ayllón, 1480—1526）、埃斯特萬·戈麥斯（Estêv?o Gomes, 1483—1538），意大利探險家航海家弗朗西斯科·德·加拉伊（Francisco de Garay, 1475—1523）、約翰·卡博特（John Cabot, 1450—1499）、喬瓦尼·達·維拉扎諾（Giovanni da Verrazano, 1485—1528）前往探險勘測（Jourdin and Roncière 37）。這些航海家不斷更新測繪信息，修正制圖家的想象，重繪航海圖。換句話說，西方殖民者是在西方制圖家與探險家的共謀下，實現侵略擴張。制圖家發揮想象，標注或命名“無人地”，創制原本并不存在的地名空間，在學理上固化其想象的空間神話。隨后，航海家攜帶經過其創制的航海圖，實地探險、測繪，把相關水文信息帶回歐洲，提供給制圖家，幫助他們修訂航海圖。應該說，航海圖的想象性繪制總是發生在探險、商路開拓及開辟殖民地等擴張行為之前。也就是說，海圖上的空白是殖民擴張的前奏，緊隨其后的是帝國主義的擴張與暴力。經過對空白的想象性命名、占有及涂色，殖民者把地理空間從“無物”變為“已占有”，為資本掠奪與殖民統治創造合法性框架。據克莉斯汀·馬里·佩托觀察，“航海圖使這一過程（殖民擴張及資本壟斷等行為）合法化。它說服讀者相信其權威性。自18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精英階層與中產階層的讀者逐漸了解其繪制過程，形成航海圖（對殖民擴張）無比重要的共識”（Petto 178）。因此，康拉德的航海圖敘事，呈現出西方帝國主義由凝視空白到建構殖民秩序的過程，揭示出想象性占有與殖民征服之間的勾連與互動。

然而，航海圖的繪制并非一蹴而就。康拉德提醒讀者，在他生活的時代，由于航海知識的局限，太平洋地區的航海圖并不完善，“不完善地繪制航海圖〔……〕遠離人類的知識”，“有些航海圖上未曾標出海岸。或者航海圖完全錯；假如航海圖沒有錯，那么海和陸就換了位置”（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7）。克莉斯汀·馬里·佩托認為，這種情形應歸咎于早期殖民者（荷蘭）落后的航海理念

“懶惰的”荷蘭人一心保護其商業活動，這讓探險的船只駛向厄運。十多年后，即1768年至1771年間，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航行時，荷蘭航海家約翰·斯圖爾特·斯塔沃里努斯（J. S. Stavorinus）諷刺（爪洼島北部）巴達維亞以東海域航海圖的失實。“如果東印度公司所提供的航海圖準確的話，那就太好了；正是他們的航海圖，才讓航海變得那么危險〔……〕我所遇到的島嶼，除了被稱為母雞和小雞的群島⑤（the group called the hen and chickens）之外，沒有一個島嶼的緯度標注準確。這讓航海圖變得不僅無用而且危險。航海圖非但沒有成為航海家最可靠的向導和依靠，反而誤導他們，成為讓其喪命的禍根。”（Petto 177）

荷蘭人滿足于早期航海圖繪制成果，為了壟斷商業活動，讓航海圖處于長期機密狀態，不利于航海圖的修訂與更新。隨著探險活動的深入，這一現狀成為制約荷蘭探險的瓶頸。與其航海圖繪制理念相反，英國制圖家大力搜羅歐洲市場，著眼于航海圖上的空白，源源不斷派人航行、測繪，修訂航海圖，推動殖民擴張。康拉德提到，英國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50—1702）任命航海家威廉·丹彼爾（William Dampier, 1651—1715）到“新荷蘭”（New Holland）⑥擴張。丹彼爾懷疑荷蘭探險家阿貝爾·塔斯曼（Abel Tasman,1603—1659）所繪航海圖有誤，認為新荷蘭的確切地理位置應更偏西。他重新測繪，修訂航海圖，從而推動英國在澳大利亞的擴張。到18世紀，英國把西方先進的測量工具，如經緯儀和六分儀等，用于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整個太平洋海域。通過修訂與重繪航海圖，英國殖民者掩蓋占有與征服背后的暴力行徑，制造看似合理、合法的殖民過程。

康拉德東方航行所參與航海圖修訂活動也屬于這個繪制框架。這幫助他認清航海圖修訂與殖民占有的關系。他逐漸意識到航海圖修訂并非單純的科學研究行為，而是把全球地理空間納入帝國統治的手段。在長篇小說《走投無路》（The End of the Tether, 1902）中，他筆下的惠利船長（Captain Whalley）通過測繪與命名對未知之地實現永久性占有。惠利船長早期服務于“神鷹號”（the Condor）帆船，“曾經橫渡未經測繪的南洋，在航海圖上尚未標出的島嶼上觀看日出。他在海上闖蕩了五十年，其中四十年在東方，從孟買到連結東西方的南北美洲海岸的各個港口，整整一代船主和商人都知道他”（康拉德，《康拉德精選集》325）。英國女王命他勘測澳大利亞到中國之間的航線。他發現一個島嶼和一個珊瑚礁，將其命名為惠利島（Whalley Island）和神鷹礁（Condor Reef）。這兩個地名在當時官方地理資料中尚未被提及。英國海軍測量部接受其命名，稱之“惠利航道”（Whalley Passage），并記錄到《航海大全》（The General Directory）中，“這條便捷的航線首先由神鷹號惠利船長于一八五〇年發現”（325）。 惠利船長的勘測與命名活動是殖民主義在地理及知識層面進行想象性占有的典型。通過命名，他把航海圖上的空白納入英國地理體系，實現對它的永久性占有。

1888年，康拉德由悉尼前往毛里求斯，沿著早期探險家托雷斯、塔斯曼、庫克等的航線，渡過托雷斯海峽，實現對這些領土的想象性占有：

在黃昏之前，我穿過托雷斯海峽〔……〕測量一個小島的方位〔……〕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神圣的地方。因為我知道在1762年，“奮進號”曾在它附近停靠半小時，船長詹姆斯·庫克上岸。我無法想象〔……〕他想做什么，或許只是和自己獨處片刻〔……〕我可以想象，這位著名的航海家，一個孤獨的身影，戴著三角帽，穿著方形裙擺的鑲邊外套，在巖石海岸慢慢踱步；而在船上、小艇中，舵手密切關注著他的手勢。（Conrad, “Geography and Explorers” 30-31）

托雷斯海峽是歐洲擴張中的重要地標，一向被西方探險家視為帝國權力的象征。通過想象，康拉德與前代探險家建立聯系，重塑托雷斯海峽的地理意義，流露出對殖民占有的矛盾態度。這段話寫于康拉德勘測后的四十年，歐洲帝國對這片區域“想象－航行－測量－占有”過程，已得到確認。康拉德的敘述是對殖民者想象性占有的再現與反思，為理解想象與帝國占有的關系提供獨特視角。

總之，作為一種想象性敘事，航海圖具有雙重意義——既是20世紀歐洲帝國想象 的對象，又是激發其占有世界的刺激物。在它的幫助下，歐洲人開辟通往亞洲、美洲 和非洲的新航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探險征服、擴張殖民和貿易投資。他們成立荷蘭、英國等東印度公司，這些商業巨頭在殖民地掠奪廉價原材料，搶占市場，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03

“魔法圈”敘事與商業倫理批判

到20世紀，西方殖民擴張逐漸從殖民探險轉向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資本掠奪。這一轉變標志帝國主義的擴張方式發生根本變化。全球資本、商業利潤流動成為新的擴張動力。康拉德洞察到帝國擴張與資本壟斷之間的矛盾，在涉及東南亞及其個人經歷的敘事中，從《阿爾邁耶的愚蠢》《海隅逐客》到《勝利：荒島上的愛情》《營救》（The Rescue: A Romance of the Shallows, 1920）等作品，始終貫穿著對帝國資本入侵及人類倫理失序的深刻批判。在這時期，康拉德意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制圖原則發生變化。它已從殖民征服的工具淪為資本擴張與固化殖民意識形態的手段，成為商業帝國全球掠奪、侵蝕與毀滅人類倫理秩序的幫兇。在這一轉變中，航海圖繪制與傳統地圖繪制原則分道揚鑣。地圖繪制強調在規定的路徑填補空間，航海圖繪制卻開啟越界的可能性。康拉德認為，航海圖敘事的越界在于，其敘事既植根于航海貿易，又溢出航海圖繪制，生成新的敘事原則。

在《勝利：荒島上的愛情》中，康拉德提到一種商業制圖——莫里森熱帶煤礦公司（Tropical Belt Coal Company）招股說明書的附帶地圖。在這張地圖上，巨大的“桑布蘭”（Samburan）一詞用大寫的形式刻在東半球中心點上，莊嚴而權威。粗重的輻射線條從中心向外發散，暗示大英帝國的殖民秩序已擴張到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整個世界。“在地圖上，桑博蘭作為東半球的中轉站，它的名字已經鐫刻在許多大都市了。繁重的路線從它開始，穿過熱帶地區輻射向各個方向，繪制出一顆神秘而又有魔力的星星——表示影響的線條和表示距離的線條，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康拉德，《勝利：荒島上的愛情》16）。這張地圖被各種顏色與邊界標注，是歐洲列強開發利用、掠奪資源的工具。這種商業制圖幫助西方跨國公司謀取巨額商業利益，服務于他們對婆羅洲地區煤炭等資源的掠奪。利用這種制圖方式，跨國公司的推銷商夸大資源儲藏及開采的前景，為資產階級描繪資源豐饒的圖景，“推銷商們有他們自己的想象力。〔……〕于是，在桑博蘭，工程師們來了，苦力們也來了，板房也被搭建起來了，山腳下挖出了隧道，實際上，也挖出了一些煤”（17）。工程師、苦力、板房和煤礦隧道的搭建，不僅是婆羅洲資本主義生產的開始，還揭示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對婆羅洲等殖民地的重塑與改造，表現出商業制圖對全球資源再分配及社會結構的影響。在這種制圖方式的作用下，資本主義加緊對全球經濟控制，重塑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被壓迫地區的剝削更為系統化。

羅伯特·漢普森把這幅地圖與大英圖書館“土地的謊言”（The Lie Of The Land，2001）展覽中麥克唐納·吉爾（Macdonald Gill）《老式有線及無線電通信大圓圖》（“Old Cable and Wireless Great Circle Map,”1945）地圖并置（Hampson 44）。他指出，莫里森熱帶煤礦公司把桑布蘭置于中心，并從中輻射影響線，與吉爾的構圖理念一致。它們都把重心放在宣傳特定商業信息上，用視覺手段把殖民空間固定化，呈現出被掌控的、靜態的秩序。地圖上的大寫字母、粗線及輻射狀布局等，營造出一種權威感與秩序感，強化殖民地作為帝國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桑布蘭或英國被置于地圖中心，象征帝國秩序不可動搖的權威，通過永久控制殖民地的經濟命脈來強化其帝國的主導地位。這種制圖目標在于為帝國意識形態宣傳服務，維持既定的帝國秩序。它強調空間的靜態與權威，是殖民統治權力結構與空間秩序的再現，是殖民制圖方式的典型。

康拉德看到商業地圖如何幫助西方殖民者在婆羅洲、新加坡、東南亞海域、印度洋等港口實現經濟壟斷，如何對跨國勞動力實行暴力剝削。他洞察到資本入侵帶來的道德危機，包括人性的墮落，“尸體、不講道德的商業中介、官僚的、殖民的放逐者，所有的歐洲〔……〕渣滓，在殖民地〔……〕像毒瘡般擴散”（卡爾維諾 204）。通過這些敘述，康拉德揭示出商業制圖對殖民地的道德腐蝕，批判資本入侵對人類尊嚴與道德底線的踐踏。

為了抵制商業制圖的侵蝕，康拉德塑造出婆羅洲的漫游者形象——阿克塞爾·海斯特（Axel Heyst）。他筆下的海斯特對帝國主義擴張漠不關心，在荒島上隨心所欲、心無旁騖地游蕩，尋求一種自我決定的生活方式。像波德萊爾筆下的畫家居伊，他漫步在婆羅洲，在移動中繪出一個“魔法圈”（the Magic Circle）：“大體上來看，以北婆羅洲為圓心，800英尺為半徑畫一個圓，這就是海斯特的魔法圈。這個圓剛到馬尼拉〔……〕這個圓也剛好到西貢”（康拉德，《勝利：荒島上的愛情》6），并延伸到新幾內亞。海斯特的“魔法圈”被視為一種制圖原則（Hampson 44）。雖然并未完全脫離帝國框架，但它并不尋求控制與征服，反而在回避西方商業帝國意識形態的殖民邏輯，被德勒茲與瓜塔里視為一種反叛殖民主義秩序的制圖原則。在《千高原》中，他們提出“制圖”（Cartography）概念，用以形容與傳統“樹狀圖譜”模式相對立的制圖原則。對他們來說，海斯特在婆羅洲馬不停蹄地觀察與尋找，其“魔法圈”具有移動性。它不是規范的封閉性圓圈，而是處于動態的變化中，契合他們的制圖概念。他們認為，制圖不是靜態而封閉的復制（tracing），而是動態而變化的過程，具有流動性與生成性。“制圖吧，不要復制。〔……〕制圖和復制之間的差別在于，制圖導向與現實接觸。制圖并不復制封閉自身的無意識；它建構無意識。它助長田野之間的連結，解除沒有器官的身體內的障礙，盡最大可能在一致性的平面上打開沒有器官的身體〔……〕制圖與展演（performance）有關，而復制總是牽涉到‘號稱的能力’（alleged competence）”（Deleuze and Guattari 12）。德勒茲指出，制圖不是對某種既定模型的再現，它關注變化中的事物以及它在未知領域生成新關系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海斯特的“漫游”具有創造性。他通過移動與生成，挑戰莫里森熱帶煤礦公司商業地圖強化資源掠奪、固守殖民秩序的原則，是對商業資本主義擴張的挑戰，體現出康拉德對商業倫理的反叛。

在德勒茲和瓜塔里看來，莫里森熱帶煤礦公司所代表的商業地圖復制既定的殖民秩序，忽視空間的流動性，以維護帝國的權威。其繪制方式算不上“制圖”，只能被稱作“仿圖”（calque）。他們認為，仿圖與制圖不同，“（它）封閉于自身〔……〕始終回到同一”（Deleuze and Guattari 13-14）。換句話說，仿圖再現帝國主義所建立的殖民秩序，服務于宗主國的殖民掠奪，它排斥變化，強調中心地位與靜止狀態，體現出帝國主義通過制圖原則推動資本擴張的企圖。通過揭露仿圖原則固守既定權力結構的企圖，康拉德批判商業巨頭掌控制圖原則以維護商業霸權，反映出帝國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與經濟的擴張過程，還對人性、倫理和社會秩序提出了嚴重挑戰。他以人類的全部力量來對抗“黑暗與充滿敵意”（卡爾維諾 205）的世界，通過“堂吉訶德式的人物海斯特”（205）所繪制的移動“魔法圈”描寫殖民地的經濟盤剝及個體命運變遷，展現商業帝國背后的人性墮落與社會結構變遷。

康拉德是19—20世紀之交與航海圖及其繪制關系最密切的作家。從童年時無法區分地圖與航海圖，卻沉迷于地圖凝視，到二十年投身航海生涯，使用并修訂英國官方航海圖，再到成為作家書寫航海圖，航海圖情結伴隨康拉德一生。在寫作中，他重復使用航海圖意象，親手繪制航海路線圖、地圖及象征性描繪地形或二維空間涂鴉，書寫航海圖繪制理論等方式，建構出以航海圖為副文本的多元、跨文本的互文結構，建構出帝國想象的航海圖敘事特點。伊莎貝爾·卡佩洛亞·吉爾認為，航海圖敘事與地圖敘事不同。盡管地圖敘事努力與黑格爾、施密特等人的空間決定論保持距離，但地圖及地圖繪制理論，在理念上，仍無法擺脫土地想象、權力運作以及植根于陸地與海洋二元對立思想的影響。然而，航海圖卻呈現出對空間決定論抵抗的特點。這源自一種可稱作“水文地理想象”（hydrographical imagination）的東西。這讓其思考者能夠不斷更新自己的定位，并賦予自身新的能動性。在她看來，這種能動性與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文化批評家的批判性任務正好契合（Gil 136）。從這個意義上，康拉德筆下的 航海圖不僅是海上探險的工具，通過其“空白”激發殖民者探險與征服的欲望，還在想象中重現世界，塑造世界。康拉德揭示出西方殖民者如何通過想象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殖民地，劃分勢力范圍。與此同時，康拉德發現一種航海圖敘事的“水文地理想象”特征。那就是，隨著航海擴張與殖民貿易的深入，他發現，航海圖敘事擴展出一套商業制圖原則，成為帝國主義占據貿易路線、資源壟斷進行資本掠奪的意識形態。

1972年，波蘭航海協會主辦的《航海學》（Nautologia）出版專刊，考證其作品《剛果日記》中所涉地名，進一步揭示康拉德作品與航海圖之間的互文性。他在作品中提到的約一百個地名幾乎都可以在航海圖上找到。這些地名構成真實的貿易航線，連接了文學虛構與地理現實。通過這些精確的地名，康拉德為虛構場景賦予“真實”的基礎，從而強化對帝國擴張與殖民掠奪的批判。讀者在閱讀時可結合航海圖導航來理解其文本的空間結構，感受康拉德航海圖敘事所揭示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暴力與剝削。總之，康拉德將深厚的航海經驗與技藝融入文學創作，結合航海歷史與航海圖繪制歷史，重述19—20世紀之交帝國主義到資本主義擴張方式的變化，彰顯想象作為人生經驗重述帝國主義世界殖民的獨特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