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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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年的散文寫作，已形成了“文字思維”——所經歷的人事與物象，即便是沒有明顯的意義，也想用文字的編織，勾畫出意義。這是一種本能，在它的推動下，居然就有文章源源不斷地寫出來，令人驚奇不已。

文字真的是一種性靈，而不是工具，它默默地獨處著，等待著“意義”。

文字的等待與作者的等待是相向而行的尋找，一經“路遇”，就結伴而行了，共同地完成了“意義”的過程。

路遇，因為不是預先的邀約，便具有宿命色彩，能寫出什么樣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難以預料的。

40年前的一個晚上，在吱吱響的日光燈下枯坐，腦子里突然冒出了“媒婆”這兩個字，自己也感到很詫異——此時的我，所處的語境是與這兩個字不相干，便想把它們驅趕出去。但是，愈是驅趕，愈是呈現，只好在紙上把這兩個字寫下來。奇怪，一旦落筆，相關的字詞就接踵而來，直至寫得筋疲力盡。擲筆回眸，竟是一篇很完整的關于媒婆的文章，且有不可遮掩的“意義”透出紙背。

便不敢再兒戲了，定了一個《中國媒婆》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抄錄在稿紙上，寄給一家雜志。一月有余，竟被登在重要的位置上，不久，竟又被接連選載與收錄，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今文觀止》也把其收入其中。

有論者說，這篇文章文字典雅老到，非有深厚的生活積累和長期的文字修養而不能為。這個評語把我嚇壞了，因為那一年我才25歲，弄文字也不過三五年的時間。真正的原因，或許是“媒婆”這樣的字眼顯得老舊，老舊到最后，就“老到”了——是文字驅動的結果，與作者的閱歷和修養關系不大了。

30年前的一天晚上，低檔的燒酒喝多了，神魂顛倒，憤世嫉俗，不平之氣盈滿胸臆，便口出悖語，且喋喋不休。酒友被嚇壞了，把我推進房間，叮囑道：“有不平事寫在紙上，莫在大庭廣眾之下胡言亂語。”我便把那些放縱的字眼涂鴉在紙上，不期就涂成了一篇《悖語人生》。文章在《青年文學》發表之后，竟得到一片喝彩，還被選家選進一部“先鋒散文”，意外地撈了一個“先鋒散文家”的名號。

這真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素日的我，是循規蹈矩的一個人，筆底的文字也是很本分的成色，與“放浪”是無緣的。是被酒液燒灼了的文字推著我往前走，稀里糊涂地呈現了“先鋒”的意義。那樣的文字，既屬于我，又不屬于我，是命運之賜。

這種情狀給了我一個啟示：所謂內容決定形式，是偏頗的，文字（語言）本身，往往就是內容，就是“意義”。

換個角度看，說到“能寫出什么樣的文章，作者本人也是難以預料的”，這是對不成熟的作者而言。對于那些成熟的寫作者，他們深知文字對作者的推動作用，為了從“宿命”中掙脫出來，他們自覺地采取了“反抗”的姿態，有意識地選定了一種與自己的身份、影響和年齡、閱歷相適應的文字樣式，就寫那樣的文章，就發那樣的格致，于是，“風格”就形成了。

所以，所謂“風格”，標志著寫作者已進入了一個與文字和諧相處，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寫作境界。

從本質上，這體現了對文字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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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散文寫作，累積下來，已有數百萬字。無聊時翻檢，多少還有些成就感，感到人生未嘗虛度，心底看得起自己。這一點很重要，人而為人，說到底，還是活給自己的。

反省一下，少時就有寫作欲望，崇拜作家并心向往之，對金錢和地位反而看得淡。這可能影響了自己的發達與發跡，雖然滿肚子詩書，除了一個飽滿的面相，被人高看的地方很少，常孤獨寂寞得失眠，甚至悄然垂淚。但從來沒有后悔過，因為“活在詞語中”，業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有不可剝奪的自足自適，能時常感到自我。人間冷暖，均轉化成內心的溫暖，悲憫著小我，也悲憫著這個世道。

我是個沉得住氣的寫作者，寫作多是為了表達內心所思所得，娓娓道出對身外世界的看法。外界的評價很不重要，快意于文字本身。這一點，與孫犁和汪曾祺仿佛。也是這個原因，我的寫作，主觀色彩很強，不太愿意純客觀的敘事，也恥于渲染式的抒情，與流行文字遠些。

我追求文字的“復合”品質，學識、思想和體驗，不露聲色、自然而然地融會在一起。我覺得，只有學識，流于賣弄；只有思想，失于枯槁；只有體驗，敗于單薄。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豐厚了——前人的經驗，主觀的思辨，生命的閱歷——知性、感性和理性均在，這樣的境地才是妙的。其實，天地間的大美，就在于此“三性”的融合與消長，使不同的生命個體都能感受到所能感受到的部分。文章若此，適應了自然的律動，生機就盎然了，對人心的作用——換言之，與心靈遭遇的機會就多了。

此種意識，是我創作的遵循與動力；雖筆力不逮，但從不敢懈怠——苦心經營多年，所得甚少，慚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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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的散文寫作，容易產生一種文字慣性——駕輕就熟，自我復制。所以，另辟蹊徑，不斷創新，應該是散文家應有的意識。因此，我時時提醒自己，寧可少寫，也要“異質”，這是創作的本質要求使然。

綜觀散文生態，在創新性或“革命性”上，現在的“新散文”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從足夠豐富的創作實績來看，“新散文”最突出的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文本上最核心的特點，是它文本的“融通性”。 它至少在3個方面“打通”了寫作自身的界限——

一是打通了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界限，在創作者那里共成自己的個體經驗。二是打通了現實世界與想象世界（包括下意識及夢幻）的界限，在創作者那里共同構成自己的心靈世界。三是打通了情感語言、抽象語言、機械語言、聲像語言等各類語言的界限，在創作者那里都轉化成感性語言。它不僅打通了與小說、詩歌、戲劇、美術、舞蹈和聲像等各類藝術品類之間的界限，也打通了文史哲和自然學科的界限，一切都可以成為主觀表達的感性材料和心靈語言。

于是，“新散文”寫作是“無界限”的寫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主觀體驗或生命體驗，努力考量出精神達到的極限高度，人的感受所能承受的極限空間，也就是人心到底能達到哪里（人心的終極到達）。因為是個無限開放的寫作空間，文體本身已不重要，能夠表達出生命體驗的獨特和極致（格致）才重要。所以，“新散文”的寫作者有強烈的求異意識，與其說是一種難度寫作，不如說是一種“負重寫作”。

我雖然是“新散文”寫作的戮力而為者，但是，在表示敬重的同時，我也保持足夠的警惕，防止過度書寫：因為“新散文”寫作者強烈的求異性，使他們與常人（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寫作者）的、自然的、平凡的精神生態發生了“隔膜”。而且，優異精神的最終歸宿是恒常人生，即：人間性。

也就是說，散文創新，也有個避免矯枉過正的問題——在出奇出新的同時，也要有對平凡人生的照拂，也要有對樸實文字的回望。

寫到最后，這一點，就顯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