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過去了多少年，新婚的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丈夫扭過身對她說：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南京，馬上就回來，前后最多半個月。而此生，梅遇影再也沒有見到那文松踏進這個門檻……”祝勇創作耗時最長、用功最深的長篇小說《國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近日，他在新書發布會上表示：“寫下這段描述，我感覺自己找到了這部小說的語感和狀態，書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成了真實的人，小說的題材是故宮文物南遷，但歸根到底還是要寫人，小說最能牽動讀者的并非情節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與情感。把人寫活了，小說才滿盤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現出來了。”

作家劉心武認為，《國寶》將千年丹青與萬里河山、文化守護與人性光澤創造性融合，淬煉出一段關于民族記憶的壯闊史詩。

刪改十余稿，改動的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

《國寶》以抗戰烽火歲月中故宮文物南遷為敘事主線，敘寫故宮博物院那文松等故宮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攜萬余箱故宮文物踏上跨省南遷的艱難歷程。他們由北向南，又由東向西，跨越國內數省，守護故宮文物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輾轉遷移。文松們歷經顛沛流離，承受著妻離子散的命運，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用生命完成一代人對中華文化的莊嚴守護。小說的另一條敘事線索則以那文松的岳父、收藏家梅從云為主要人物，延展到北平的古玩界和戲曲界，敘寫了他們在日寇統治下的屈辱與抗爭。祝勇以真實歷史為經緯，歷時5年，完成這部兩卷本60萬字的《國寶》。

祝勇是散文創作的代表性作家，在故宮題材方面亦深耕多年，然而從非虛構散文到虛構小說的轉型并非易事。故宮文物南遷牽涉人、事、物眾多，細節紛紜，如何從史海鉤沉的散文邁向文學虛構的小說？祝勇坦言：“《國寶》光是開頭都寫了好幾個，第一稿寫了35萬字，因太貼史實而不是好小說。”他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將已經完成的初稿刪了一半，認真刪改十余稿。不斷改動的打印稿摞起來有一人多高，終將紀實骨架優化為虛構的血肉。

“文學最終聚焦的是文物背后的人，小說還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提煉小說人物、塑造人物上。”祝勇說，創作的靈感來源于莊靈講述的有關父親莊尚嚴的細節。莊尚嚴參與了故宮文物南遷的全過程，他的兒子莊靈出生于1938年，正是在南遷路上。1933年2月6日凌晨，莊尚嚴護寶離開北平后，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在臨終前給至親留下的最后兩個字是北平……這個重要細節讓祝勇怦然心動，捕捉到了小說的人物形象。他表示：“莊尚嚴先生，是小說主人公那文松的原型之一。當年，沒有人知道，這條南遷路有多遠，沒有人知道，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寫出這種人物對未來的未知感，對命運的不確定感，以及這種不確定感中的復雜人性。這些人物每天與我朝夕相處，我就像是他們的朋友，深知他們的悲歡喜樂，和他們一起哭笑。”

打破“英雄主角”模式，塑造文化守護者群像

作家梁曉聲認為：“《國寶》對故宮文物南遷的文學敘事，是一部填補空白之作，同時祝勇敘寫了國寶保護人的家族之命運，他們與親人的悲歡離合。”當年參與故宮文物南遷的有穿草鞋的學者、護文物的故宮人、扛木箱的挑夫、駕卡車的士兵等，他們扛起了保存中國文化血脈的重任，在抗戰炮火中實現了史上規模龐大的故宮文物遷徙。祝勇注重在嚴酷歷史中對人性微光的捕捉，傾心描繪了抗戰烽火中文化守護者的群像。

故宮文物從北京南遷至上海、南京，又繼續撤退至大西南，分為北、中、南三條路線。主人公那文松護寶走的是北線，屬于三條線中的重點：沿隴海鐵路西行，穿越秦蜀古道……為了躲避日寇飛機轟炸，文物列車常常晝伏夜行，還會臨時停車，他們時常在山林野外生存。那文松的右手手指在攀援中受傷，無法及時醫治而嚴重感染，到達醫院后只能被迫截肢。無法握筆讓酷愛書法的他備受打擊，護士帶他看望醫院里武漢會戰的傷兵，他們的英勇與慘烈，讓他重新振作，展現出堅韌不拔的精神。在《國寶》中有不少情節涉及他們在蜀地的艱難困苦。祝勇對記者表示：“大量的歷史細節豐富到人物形象上，人物就變得更加豐滿。遇到困難的時候，川人的幽默達觀，是一劑良藥。我希望能在人物身上給予充分體現。”

文物鑒賞和收藏家梅從云頗有中國人的凜然氣節，他建立地下護寶網絡，將珍藏古籍縫入戲班行頭轉移，借梨園堂會掩護文物鑒定專家撤離。他沒有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誘下低頭，而是以犧牲自我的方式，實現了他的民族大義。武生泰斗丁鐵竹起初對壓迫選擇忍耐，隨著矛盾沖突加劇，他發出了反抗的聲音，挺直了中國人的脊梁，倒在了日軍的槍彈下。梅遇影懷著身孕千里迢迢來尋找丈夫，她一路艱辛坎坷，最終也沒有見到那文松……

小說中不少人物都命運悲涼，作家為什么下筆“越寫越狠”？“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我們要抱著嚴肅的態度回顧這段歷史。”祝勇回答，“其實這是時代施加給人物的不可逆轉的命運。真實歷史中人物的命運，比我筆下的還要慘烈。”小說表達人物的守護國寶的精神，涉及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生與死是繞不開的主題，小說寫了悲壯的死，更寫了希望的生，塑造了代表著中國民族精神的人物，描寫了他們對日寇的英勇抗擊，體現了中國人在苦難屈辱中的覺醒與反抗。祝勇刻意打破“英雄主角”模式，讓挑夫、船工等出現在小說的情節中，如峨眉山下因護寶而忍饑受凍的老挑夫，長沙臨時庫房中誓死守護的年輕學徒……他們共同構成中華文明守護者的人物群像。祝勇在談小說創作時表示：“寫歷史題材的小說，不能寫得太全太滿太傳奇。歷史背景與日常生活要互相滲透，歷史和人物要落地，有血脈感。”

《國寶》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和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讓讀者觸摸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歷史的鮮活質地。作家邱華棟稱贊：“小說重現故宮文物南遷這段文化征程，每一處險境都步步驚心，人在，文物在，家在，國也在，生動呈現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守護國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