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出品、田沁鑫導演，根據老舍同名作品改編的話劇《四世同堂》在天橋藝術中心上演，用京腔京韻演繹胡同里的人間百態，也讓人重新回顧老舍先生的抗戰歲月、家國情懷。

今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北京文聯成立75周年。老舍作為北京市文聯第一、二、三屆主席，他的生命歷程始終伴隨國家與民族的命運跌宕起伏。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無疑是他生命中承受最重的篇章，其作品是中華民族在炮火、恐懼、奔波、饑餓、失望、痛苦、希望中應運而生的信念之作、生命之歌。

老舍和宋之的合著的劇本《國家至上》。

筆作槍炮墨為彈

當盧溝橋的炮聲撕碎北平夜空時，老舍的《大明湖》《駱駝祥子》等長篇小說才相繼問世不久。那時，他已目睹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帶來的滿目瘡痍，在作品中反映當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北平的上空突然被戰爭彌漫的硝煙遮蓋，老舍聽見胡同里傳來逃難者的哭嚎，看見城墻上飄起刺眼的太陽旗，這位以京味文字見長的作家，此刻胸腔里翻涌的不再是北平胡同的家長里短，而是黃河壺口瀑布般奔突的憤怒。他已經意識到，中華民族正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戰爭不會讓作家走開，筆該換一種寫法，人該換一種活法了。

從英倫三島到新加坡，從上海到濟南，從武漢再到重慶北碚的茅屋，老舍的行囊里始終裝著三樣東西：硯臺、稿紙和一支洞察世事的筆。突如其來的戰爭，使他不得不擱置醞釀已久的《二馬》續篇，思緒轉而飛回他熟悉的北平小羊圈胡同，他看到祁家四代人在小羊圈胡同里經歷焚心之痛——錢默吟從詩人變作復仇者，祁瑞全沖出淪陷區參加游擊隊，就連最懦弱的祁瑞豐，也在冠曉荷的漢奸嘴臉前露出一絲人性的掙扎。他看到戰爭陰霾下的北平蒼生，沒有金戈鐵馬的壯闊，卻有千萬人在“惶惑”中堅守、在“偷生”中覺醒的微芒。他在給友人的信里寫道：“我要寫出北平人的骨頭，哪怕它被碾成粉末，也該帶著城磚的堅硬。”

這種堅硬化作《火葬》里的復仇火焰，化作《國家至上》里回漢同胞的攜手御敵，更化作無數篇鼓詞、快板和街頭劇。在重慶防空洞的油燈下，他學著寫“數來寶”，把“漢奸賣國有報應”編進韻腳；在傷兵醫院的病床前，他用《新刺虎》的故事點燃戰士們的斗志。有人勸他“莫失文人風骨”，他卻指著窗外逃難的婦孺笑道：“風骨若不能護佑生民，不如化作街頭的吶喊。”彼時的老舍，筆是槍桿，墨是彈丸，每一個字都帶著硝煙的溫度，砸向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四世同堂》手稿。

振臂為旗聚文壇

1938年的武漢，長江邊的碼頭擠滿了流亡的知識分子。當老舍與郭沫若、茅盾等人聚在一間破廟里商議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抗敵文協”）時，窗外正飄著細雨，如同整個民族的淚。老舍被推舉為總務部主任，這個聽起來像“賬房先生”的職務，實則是“文協”的“總舵手”。沒有經費，他揣著空口袋去見馮玉祥將軍，用一段自編的相聲換來了募捐；沒有場地，他把自己屋子讓出來作為會議室，讓南來北往的文人在八仙桌上討論劇本；有人鬧矛盾，他揣著兩斤燒酒上門調解，酒過三巡便拍著桌子說：“國難當頭，誰再窩里斗，就是給鬼子遞刀！”

在老舍先生的奔波努力下，“抗敵文協”成了散落在各地文人的精神堡壘。他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讓巴金、曹禺的筆觸到前線的戰壕；他開辦通俗文藝講習班，教鄉村教師寫抗戰小調，讓太行山的窯洞里流傳出《放下你的鞭子》；他推動“文章下鄉、文章入伍”運動，使《新華日報》的副刊成了士兵們的“精神干糧”。有記者問他為何如此奔波，他指著協會墻上“團結御侮”四個大字說：“一根筷子易折，一捆筷子難斷。文藝界擰成一股繩，就能頂得上一支方面軍。”那些年，他的衣衫上總沾著風塵，皮鞋底磨出了洞，卻讓“抗敵文協”的旗幟插遍了大后方的城鎮鄉野。

茅盾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家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了。這不是我個人的私方，也是文藝界同人的公論。”

老舍（中）和茅盾（左）、于立群（右）在重慶。

在天橋藝術中心上演的國話版《四世同堂》劇照，左起分別為錢默吟、祁 瑞 宣、祁 老人、韻梅。周毅然 房媛媛攝影

風骨如碑照千秋

重慶北碚的茅屋漏雨時，老舍正在寫《四世同堂》里祁老人被日軍毆打的那段文字。雨水打濕了稿紙，暈開的墨跡像老人臉上的血污，他索性赤著腳站在泥地上寫，任憑寒雨澆透脊梁。妻子胡絜青送來棉衣，見他筆下的文字帶著哭腔，勸他歇歇，他卻搖頭：“我冷，北平的百姓更冷；我難，流亡的同胞更難。這稿子多寫一行，或許就能多暖一個人的心。”

這種共情讓他的作品注滿了對蒼生大眾的溫情。《四世同堂》以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為背景，以小羊圈胡同內祁家四代人的生活為主線，展現了社會各階層在戰爭中的命運沉浮。全書分為《惶惑》《偷生》《饑荒》三部，刻畫了從忍辱偷生到覺醒反抗的民眾群像，成為抗戰時期史詩性作品。《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在忠與孝之間撕扯的普通人，他為了照顧老父幼子不能奔赴前線，卻用教學生讀《史記》的方式傳遞民族氣節。老舍懂得，抗戰不僅是戰場廝殺，更是每個靈魂在抉擇中的淬煉。就像他自己，放棄安穩的創作環境，選擇在炮火中顛沛，用文人“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擔當奔赴國難。

1945年8月，重慶的報童在街上高喊“日本投降了”，老舍正給“抗敵文協”的同仁寫感謝信。他放下筆，走到窗前，看見滿城的燈火像星星落在人間。那一刻，他再次想起了北平的胡同，想起了小羊圈胡同里升起的國旗，想起那些在筆下死去的角色——他們沒能等到勝利，但他們的堅守，早已化作民族精神里的鈣質。

八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重讀《四世同堂》，依然能觸摸到老舍先生的心跳。那支在戰火中磨禿的筆，不僅記錄了一個民族的苦難，更寫下了永不屈服的誓言。它警醒我們：和平從不是等來的禮物，而是無數人用信念與風骨鑄就的長城。老舍先生用一生告訴我們：真正的文人，從來不是時代的旁觀者，而是在風暴中挺立的大樹，根深扎在泥土里，枝葉向著光明不斷生長。

這株在抗戰歲月里倔強生長的大樹，如今已亭亭如蓋。我們正站在它的濃蔭下，重溫那段不可忘卻的歷史，緬懷先烈，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凝聚起捍衛和平的磅礴力量，共護人類共同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