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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西川：全世界最好的詩人都對我感興趣

在20世紀80年代投身全國性青年詩歌運動，與海子、駱一禾被譽為“北大三劍客”時，西川可以被貼上“詩人”標簽。但如果在2025年依然只稱西川為“詩人”，恐怕不足以概括62歲的他。

四十年間，西川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寫詩之余還做學術研究、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也關注文學史、思想史、社會發展史。與對待詩歌的態度相似，西川與時代的溝通方式也一直在變。從2017年《十三邀》第二季與許知遠的那場對談開始，西川頻繁參加文化節目，逐漸習慣面對鏡頭分享文學和人生。最近幾年，他更是接連參加了三檔江蘇衛視制作的文化節目：《我在島嶼讀書》《啟航！大運河》，以及正在播出的《中華書院》。

近日，西川跟著《中華書院》節目組來到廣州，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古今對話：來廣州之前，重溫康有為梁啟超著作

西川在《中華書院》中的表現展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獨特的跨界思考能力，兼具思想深度與人文溫度，成為連接古今的文化“橋梁”。比如，在探訪白鹿洞書院時，西川提出“用蘇東坡的眼睛看廬山，用周敦頤的眼睛看一草一木”，指出現代人和古人并不遙遠，將書院景觀轉化為詩意棲居的精神場域。針對高考志愿填報等現實議題，西川則反對功利化追求，強調學問的本質在于思想自由與精神超越。

羊城晚報：您這幾年頻繁參加文化節目的原因是什么？

西川：我喜歡做跨界的事，因為進入不同領域時，會受到不同啟發。2017年，我參加許知遠的《十三邀》之后，就有朋友不斷找我參加文化類節目，于是跨入這個領域，參加了紀錄片《是面包，是空氣，是奇跡啊》《跟著唐詩去旅行》。再之后，江蘇衛視找我接連參加了三檔文化類節目。我不只是在文學圈、詩歌圈走動，除了做文化節目，也做翻譯、古代繪畫研究等工作。

羊城晚報：這次探訪了許多書院，是否讓您對古代文人及其創作環境有了新發現？

西川：這次我錄制《中華書院》要講王夫之與湘西草堂，之前要重溫相關資料、著作，錄制過程中也會聽楊立華教授講王夫之，重新認識了他。節目到廣州錄制時要去萬木草堂，我便重溫了康有為、梁啟超的著作。我在1985年12月讀過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當時還是年輕人，四十年后重溫，是奇妙的閱讀經驗。我也一直對古代文人、藝術家、思想者的工作環境感興趣，寫過一本書叫《唐詩的讀法》，討論唐詩生產，解讀詩人的思想譜系，關注他們所處的社會、生活、思想環境。

羊城晚報：肯定會溫故而知新？

西川：是的。我以前會孤立地看康有為、梁啟超，但這次重溫，加上實地感受，讓我把他們的創作和廣東的歷史、地理、思想條件聯系到了一起，探究近代以來，廣東在很多事情上的開端意義。要知道，我不僅是詩人，還會關注歷史、思想問題。

羊城晚報：在您眼中，廣東的獨特性在哪里？

西川：開放和包容。自古以來，廣東的很多地方是通商口岸，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窗口。比如，十三行對廣東文化產生了潛在影響。廣東人與外國人做生意的過程中，審美、語言、生活方式逐漸受到影響，世界觀也被自己做的生意塑造——面向世界。

羊城晚報：您這次走訪了廣州的一些書院，對廣東文化有哪些觀察？

西川：廣東的很多書院是家族祠堂的一部分。祠堂與家族有關，家族也分層，子弟讀書之后闖天下，往北考科舉，往南做生意。我也一直關注廣東當代文化發展，文學、詩歌、小說、當代藝術等。廣東文化可能也有“文藝復興”，但目光可能不完全瞄著北京，還可能瞄著東南亞，所以會更加雜糅，更加開放。

羊城晚報：經常有文化節目主張嘉賓、觀眾通過節目和古人實現古今對話，您覺得行得通嗎？

西川：能不能通過節目實現，我不知道。但我個人堅持古今對話，會和古人聊天。我前段時間在王夫之墓前，對他說“我最近引用了你說的話，有的觀點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我不會捧著古人，而是把他們當成跟我同時代的人交流。

羊城晚報：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播，您如何在普及大眾與深度闡釋之間尋找平衡？

西川：我和其他嘉賓只負責提供素材，不會給自己設限，針對專業性問題可能會聊得很深入。真正要尋找平衡的是節目組，他們想讓節目達到何種普及程度，節目便會如何呈現。

詩歌未來：正在發生的梗，的確具備詩歌思維

從20世紀80年代強調“知識分子寫作”，喚起詩歌的獨立精神、批判意識、理想主義、秩序原則，到21世紀提出“大詩”理想，試圖創作能與歷史、文化對話的綜合性文本，甚至嘗試將戲劇、寓言、新聞報道等元素融入詩歌，西川的探索不僅推動了中國當代詩歌的多元發展，也重新定義了詩人作為文化觀察者與思想者的角色。

羊城晚報：現在流行的凡爾賽文學、發瘋文學、廢話文學等聚焦于玩梗，很多時候組合起來像一首現代詩。您如何看待該現象？

西川：我不完全了解正在發生的梗，但一些相聲段子、玩笑、廢話的確具備詩歌思維，出現詩歌修辭中的錯位感。詩歌是一門語言藝術，飽含創造力，要使語言的可能性充分張開，如果不能，便是一套勵志雞湯，不是真正的詩歌藝術。

羊城晚報：您覺得AI輔助創作廣泛介入文學創作后，詩歌還有哪些可能性？

西川：AI是個時髦的話題。有人糾結于AI寫不出人類寫的詩、沒有靈魂、沒有真實經驗等“小兒科”問題，而我關心AI會如何影響人類的思維方式。我們至少要搞清楚AI的基本工作原理、思維模式，接著思考其主體、意識等哲學問題。有人說，AI造出來的藝術品沒有溫度，那他們得問自己，如果未來的藝術品有一類就是沒有溫度的，你害不害怕？

羊城晚報：詩人身份應該也會因此發生改變？

西川：歷史上，詩人身份已多次發生變化。最開始，東西方對于詩人身份的理解就不是一回事，中國六朝以前，詩人指的是《詩經》的作者；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臘對于詩人的定義是制作者。再后來，寫詩的人自稱為詩人。至于未來“詩人”會怎么變，我也不知道。

羊城晚報：您現在還有寫詩的沖動嗎？

西川：我還在寫，并一直在探索詩歌新的可能性，對詩的理解、寫作方式肯定跟二三十歲時不同。一些人覺著我現在寫的不是詩歌，那是因為我們對于詩人、詩歌的理解與定義不同。我稱自己近年的創作為“詩文”，這就是詩歌的“未來”，那些老派詩歌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了。

羊城晚報：所以，不斷探索才能推動詩歌發展。

西川：可能。當然，也有人說有的東西永恒不變。這種事情，無關真理與否，亦無關對錯，與審美趣味有關。關于詩歌創造力的討論，你愛探索，我覺得可以；你到現在依然堅持寫同光體式的詩歌，我也沒意見。只不過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年過六旬：全世界最好的詩人，對我都感興趣

西川曾是一個詩歌時代的引領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他與海子、駱一禾共同推動詩歌的學院派探索，注重文化傳承與思想深度。在“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上，“西川體”被駱一禾評價為“獨創的新起點”。1987年，西川在《詩刊》“青春詩會”上提出“知識分子寫作”理念，反對當時流行的口語化、政治化寫作。1988年，他與陳東東等創辦詩刊《傾向》，倡導嚴肅的詩歌寫作……這段黃金時代在20世紀90年代開啟后結束。

羊城晚報：您覺得，現在誰會對西川感興趣？

西川：全世界最好的詩人都對我感興趣，全世界的差詩人都對我沒興趣。我就是一個試金石。你認得出我，說明你有智力，能深入當下的文化創作。你如果用同光體的標準看我，一定看不懂。

羊城晚報：當您聽到網友說“西川也老了”的時候，有何感想？

西川：我已經60多歲了，確實老了。中國詩人眾多，到了這個年紀，一生的成就基本已定型。雖然成就高低是自然的事，但我對衰老本身并沒有特別焦慮——這是人人都要經歷的過程。不過，有人認為詩歌是年輕人的事業，但奈保爾說過“文學不相信神童，作家要到60歲后才敢說自己成熟”。艾略特也說過“25歲之前人人都是詩人，但我們不必嚴肅對待。詩人過了25歲，如果繼續寫詩的話，必須具有歷史感”。即便到了45歲、65歲，若缺乏歷史感，其作品依然不值得被嚴肅對待。所以，創作成就與年齡有關，但更取決于諸多要素。

羊城晚報：現在很多人懷念20世紀80年代一代詩人在文壇活躍的盛況，你怎么看？

西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事。如果現在這幫年輕人還要完全重復我們的老路，沒有太大意義。不過，我以年過六旬的眼光看世界，雖然鼓勵年輕人提前擁抱未來，但也始終相信人生經驗的價值——那些必須親身經歷、親眼見證、親自體會的寶貴積累，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失去意義，它們依然是成長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

羊城晚報：您對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期待嗎？

西川：對我來說，這不成為一個問題。每年得獎呼聲高的作家有很多，沒拿獎也不妨礙他們蜚聲文壇。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是《撒旦探戈》的作者，這部小說被貝拉·塔爾改編成電影《都靈之馬》。盡管他在國際文壇備受推崇，獲諾獎呼聲很高，但至今仍未獲獎。我特別欣賞安妮·卡森，她被公認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但同樣沒有獲得諾獎。我翻譯過米沃什、博爾赫斯、加里·斯奈德、奧拉夫·H·豪格等世界級作家的作品，目前只有米沃什獲獎了。

（本文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