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小說家言”有大道存焉
本期兩篇創(chuàng)作談和一篇小說理論文章,均含有潛在對話意向。
只要認真談小說,就會碰到若干共通的話題,由此自然形成呼應或商榷,并非僅由主持人居間撮合。
近年來范小青在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兩條賽道上同時發(fā)力,佳作力作頻出。誠如范小青所言,創(chuàng)作(或讀解)“一部長篇小說的入口”很多,但她在這里拋開別的,只談“小說創(chuàng)作中‘不可靠’敘事”,亦即相對于“全知視角”的“有限視角”。
這似乎只是小說敘事策略上一個純技術問題,卻帶出范小青之所以選擇“‘不可靠’敘事”的理由。長篇新作《江山故宅》“故意制造信息與真相之間的裂隙,也許是想請讀者主動參與文本解謎,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努力去彌補漏洞,似乎要給讀者一個交待。但更多時候,我會故意讓漏洞百出,漏洞的彌補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為今天的世界變了,遍地都是漏洞”,“從前我們自以為了解世界的一切,所以經(jīng)常會以全能的視角寫作,以此告訴別人,瞧,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就是那樣的。但是今天我們再也不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了”。原來“技進乎道”,選擇“‘不可靠’敘事”,既屬無奈之舉,也是順勢而為。正因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認識論幻覺漸漸消逝,“‘不可靠’敘事”才閃亮登場。
期待《江山故宅》有助于讀者破解“范小青模式”所蘊藏的敘事策略(或焦慮)。
讀完范小青從具體敘事技巧出發(fā)展開的“小說家言”,再看陳倉題為《自然,天然,天意》的創(chuàng)作談,真有移步換景、別有洞天之感。如果說范小青為抵達生活真相而不得不屈身入局,故意受限于“‘不可靠’敘事”,從疑竇叢生的碎片化信息中窺探人世之謎,陳倉則主張拋棄一切技巧,甚至超越“文字”和“文學”,直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范小青借由其新作《江山故宅》來討論“‘不可靠’敘事”,陳倉則以他迄今為止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提出反技術的文學“自然”(或“天然”“天意”)論。“我不過是順從了‘天意’,運用了一種‘自然’的表現(xiàn)手法,如實記錄了一種‘天然’的生活。”他認為:“我們所用的修辭很多時候,都是通過所謂的技術,或者說是固有的理論,對世界進行的某種程度的曲解。很多朋友問我,有什么樣的寫作經(jīng)驗可以分享,我就告訴他們,不要太在乎理論和技術”。崇尚“天然”“自然”“天意”的文學論述注定要改寫通常關于“文字”和“文學”的定義。
真正的文學價值,其實并不在文字表面,或者說是在修辭上,而是天然地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比如一群麻雀,它們沒有文字,但是它們叫成一片的時候天就亮了;比如一棵樹,它們也沒有文字,但是它們長滿了葉子,隨著風輕輕地搖晃,有時候開一樹的花,隨著四季的轉換而開開落落。只要聽到婉轉的鳥叫聲和看到一棵樹的紅紅綠綠,我們就接收到了一種天然的文學力量。
在百年中國新文學歷史上,不時會有人認真探討古今中外各類文學技巧。魯迅也說過,“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但另一些作家(如巴金)則故意逃避(甚至厭惡)各種各樣的技巧論。似乎一談技巧,便墮惡趣,而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只有忘記技巧,才能如陳倉所說,真正抵達文字和文學背后那“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的“真正的文學價值”。
范小青有意無意引導讀者凝目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之類的西方現(xiàn)代敘事理論,以及數(shù)字化和AI時代各種“后真相”論述。陳倉則讓讀者重新追慕中國文論高峰《文心雕龍·原道》。劉勰在展開“人文”論述之前,追本溯源,先確立“自然之道”和由此發(fā)出的無所不包的“道之文”(“旁及萬物,動植皆文”),所以他開篇即贊嘆“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原道》之后四十九篇,無不以首篇“道論”為本。但劉勰也并未停留于其文論的發(fā)端,他從“道論”出發(fā),下貫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形式論、鑒賞論的具體細節(jié),這才著成“體大慮周”的一部大書。
范小青重視“‘不可靠’敘事”,最終仍追求敘事的可靠性。曉華《范小青創(chuàng)作論》(《〈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范小青研究資料〉序》敏銳而細密地闡述了小說家范小青的關切與突破,可與這篇創(chuàng)作談對讀。再看陳倉也并未止步于非(反)技巧的“道論”,讀者大概不會相信陳倉果真從文學素人(“一個沒有技術、理論水平比較低的人”)偶爾突變?yōu)槲膶W達人,也不會偏信他所謂“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關注,并非我在文學本身有多高的功底,而是依靠了文學背后的那一部分”。作家有權利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研究者卻必須在更開闊的理論和文化視野謀求更高的綜合與匯通,這便是楊輝長文的宗旨。
楊輝承認“古人心思,與今人不同。強以‘古’解‘今’,未必合宜;而一味執(zhí)‘今’論‘古’,也未必合適”。他清醒地認識到“如何突破此中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問題及其觀念窠臼,是晚清迄今思想文化的重要議題”。楊文洋洋灑灑,縱論中西古今思想文化之爭在現(xiàn)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與小說學領域的各種表現(xiàn)。楊輝固然并非直接針對范小青和陳倉“正反”(或“反正”)之題,卻毋寧在他們二位之后嘗試做一道“合題”(或許范、陳之論原本就是貌相反而實相成?)。
楊文甚長,不必具引。僅舉結論部分,以見作者的識見與氣度。
“古”“今”分野,屬人為造設,以此言說小說觀念之變,亦屬權宜之計。一旦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的小說觀念得以完成,則“古”“今”分際自然悉數(shù)破除,此說亦再無解釋效力。……一言以蔽之,辨析小說觀念的“古”“今”問題,目的非在二者之間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而是嘗試融通古今中西,進而開出新境的方法。小說并非小道,就中亦含大義,如何以之為路徑開出民族文化的“舊邦新命”,確是目下值得慎思明辨并篤行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