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劉康的第一部詩集里第一首詩的第一個詞開始，“阿冷”其人即登場：“阿冷從云南給我寄信”（《虛無之地》）。在作者迄今為止的所有詩歌中，“阿冷”反復亮相，或因喪妻而獨居云南，或作為老水手航行大海，或升華為口吐箴言的哲人，或淪落為常年失眠的空想家……無論如何變身，始終喚作“阿冷”，該人物——更準確地說，該人物的名字——便如方程式里的x，成為解讀劉康詩歌的關鍵變量。

詩人鐘愛一個“冷”字，這反映其精神氣質或創作理想。劉康詩作給予人的第一印象，正是一種“冷”感。他的作品冷靜、理性，樂于沉思亦善思，主體往往以防守之姿抱臂而立，目光內斂卻直面現實。在含糊、混沌的成人世界里，有些真相一旦點破，會刺痛叢叢脆弱的神經，但劉康不時冷語直陳：先賢生前拒絕“英雄、殉道者”等導致“錯覺”的“虛名”，甚至“用空無一字的墓碑向世人昭示：/未盡之路仍迢迢無期”，然而，“死去的時間還是太長了”，他變得“敏感而多疑”，以至于“忘記了如何重新做人”（《復活——給一位先賢》）；人們“珍視的那些答案是否輕易/就被一種荒誕覆蓋”，正如“反復/求證過的鑰匙”某天突然“折斷”于“熟悉的鎖孔”（《另一種可能》）。造成賢者心態異變的生死兩界，實則象征生命不同階段。沉浸在既有的成功中無法自拔，難免令人陶陶然、昏昏然，忘卻來路與未盡之道，此乃冷雋的諷喻。凡夫俗子滿足于習以為常的教條，罔顧時移世易、時過境遷，以及因果條件的翻云覆雨。故而，鑰匙和鎖孔的冷冽設譬亦不啻一記當頭棒喝，使人猛然清醒。

更難得的是，劉康作品中不乏冷峻的自我剖析。將自身從客觀的環境里剝離，輕巧立于對立面或凌駕其上，孤芳自賞式的明智、清白，幾乎是一種未經反思的詩歌傳統，一路蔓延至當下詩壇。所幸劉康的詩跳脫其外。在他筆下，做了父親的男人為童年時圈禁螢火蟲而自責，為成年后捕捉更多光源而深刻懺悔：“不要試圖/去占有那些本已屬于你的事物/即便它們，看起來是那么遙不可及”（《摘星人》）。許多事物于天地間自由生長，同時令眾生收獲美好，豈能因私心枷錮它們成一己之物？詩人誠懇檢討自己未盡的責任及作為幫兇的“平庸之惡”。此類詩作喜用第二人稱“你”，意在拉開審美距離、時空距離，使得反躬自省與自我解析更加客觀、中立。

雖擅長推衍清冷的思理，然而，劉康詩歌又絕不至于無情。沉靜目光下并非只有陰郁的冷面，卻很可能是溫暖的容顏。“暖”，就成了解讀劉康作品的另一關鍵變量y。它意味著既富于感情又頗為節制，極少像巖漿那樣熱烈噴發，而如緩緩涌動的溫泉，時常為沁涼的思辨注入脈脈溫情。這種溫情常以諸種天象為載體和客觀對應物：星光、月色、落日、晚霞、云朵、雷與電，以及形態各樣的雪，總是發散安撫人心的氣息。恰同劉康借“妻子”之口給自己的定位：“一個對天空/心懷憧憬的人”（《我的妻子》）。當面對理想主義者的失敗、甚或全人類避無可避的悲劇宿命時，天象投射出的暖意尤盛。譬如，有人毅然決然拋棄熟悉的一切獨自攀爬高山，在即將登頂時不幸受阻，終究無法進入心中之門，唯有明月一路相伴，“也只有明月知道”，“當他從山腳邁步的那刻起/命運之門就已開始緩緩閉合”（《明月送歸人》）。

再如，“行將消亡的巨大天體”正在“抽離出最后的平靜”，但這死訊召喚另一隱秘狀態的開啟，浩瀚宇宙里的重生使聆聽鐘表走動、凝視煙頭泯滅的紅塵中人領受教益，為生命的有限性釋懷（《灰色行星》）。在劉康近期的大航海系列作品里，播撒暖光的天象亦與翻涌兇險的海水交相輝映，帶來溫柔的力量。有觀點認為，劉康流連于天空、大海的部分詩作放棄現實主義精神，游離生活。且不論這些詩作是否仍折射寶貴的現實態度，即使暫時逃逸去往純粹想象的世界，亦不失為一種暄暖的療愈。

當然，劉康的詩歌不可能沒有缺陷。有時，他的詩用語過于考究，以至于顯得繁縟。比如，海明威用盛放玫瑰的根莖“制成了一桿獵槍，在某個日落的/黃昏射向了自己的太陽”（《逆時針》）。此處的“太陽”一箭三雕：一、以名同實異的方式雙關，既指天上的太陽，又指人的太陽穴；二、與上一行“日落”意象自然順承，令隱喻連貫；三、漸漸消失的余暉和被穩穩射中的鮮紅圓心構成對比，造就富有強烈沖突性的畫面。然而，這短短數行亦顯出語言不夠精練的弊病：“日落”與“黃昏”幾乎同義反復，完全可以改為“……在某個日落時分/射向了自己的太陽”。原詩使得對生老病死極具浪漫暖意的共情在半途打了個結，無端添幾分矯飾。也許有人會舉反例：某部電影便取名《愛在日落黃昏時》。請別忘記，該影片英文原名為非常簡潔的“Before Sunset”，中譯名為湊足七言不惜采用文藝腔。不能因為有雖著名卻失敗的先例即輕率認為目下相近的實踐理所當然成立，更何況，在萬千藝術門類中，詩歌尤須惜字如金。

語言的無謂重復還在劉康不同作品之間出現。《解構》里寫著“一個人的瓦解總是從/內部開始”，《我們的心》里又寫“一個人的瓦解往往從內部開始”。他亦喜凝思人生中難以為繼、半途而廢之窘境，可是動輒在“返回”“回返”“折返”“折身回返”“折身而返”“折返回去”“返身而去”“返身而回”等相似表述間滑行。這種問題在作品結集出版后更易暴露。

誠然，詩人于創作的某一階段，很可能將筆力對準個別經冷靜領悟得出的要緊觀點，但難道不應該變換表達？語言絕非小道，它乃文學區別于其他藝術的本質性媒介，其背后支撐的正是思維和情緒。語言表達功力未濟或不穩定，實際上反映出作者思考成熟度、抒情分寸感尚存短板，勢必對冷暖的達致造成損害。劉康作為善于自我解剖的優秀詩人，已十分清晰地察覺這一真相：“從青年到中年的跨度里，因才華的‘磨損’和未能形成有效的寫作訓練（經驗）而泯然眾人的作家比比皆是。”或許，潛心琢磨詩歌語言，將是他下一步進行“有效的寫作訓練”之重點。

對于較年輕的詩人而言，寫作存在未竟處實屬正常，甚至預示更高的可塑性。創造者少年老成不見得乃幸事，不斷超越自我方為正途。事實證明，劉康從起手習詩到眼下新作，進步顯著。他對創作的現在和未來有謙卑又高遠的認識：荷爾德林的樹葉呈灰褐色，辛波斯卡的花則色調鮮艷，“你”期待自己的植物亦生出“屬意的顏色”，“這是他們/沒有過的嘗試”，“只是為時尚早/你仍需等待一個，不可確定的花期”（《錦簇》）。

（作者系《揚子江詩刊》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