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英國作家艾禮凱和愛爾蘭作家露西·考德威爾等齊聚滴水湖畔的朵云書院。

作為上海書展的固定節(jié)目，每年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們來到滴水湖畔的朵云書院，面朝東海之濱的夕陽，探討當代跨文化背景下的寫作。高溫天的晚霞似燦爛錦緞鋪滿水平如鏡的滴水湖，今年這場“作家圓桌”的主題格外貼合“水”的意象，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英國作家艾禮凱和愛爾蘭作家露西·考德威爾的對談始于“鰻魚溯游一生回到大西洋海域”這一自然現(xiàn)象，引申到文學主題“沿著記憶流域，發(fā)動故事引擎”，他們回顧各自徘徊在“故鄉(xiāng)和他鄉(xiāng)”之間的人生經(jīng)歷，從跨文化的經(jīng)驗中獲得觀察世界的特殊角度。

三人的寫作主題以及風格毫無共性，但他們殊途同歸地在寫作中看清：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是圍繞著太陽不斷旋轉(zhuǎn)的同一種生物，文學的作用就像詩人葉芝形容的“不斷收集人生的破布碎片”，恰是這些微小之物聯(lián)接著不同時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與人。露西·考德威爾甚至透露了一個幾乎不在公眾場合討論的“文學秘密”，她最愛的詩歌不是英語詩，而是一首英譯的中文詩，那是埃茲拉·龐德用英語翻譯的李白《長干行》。“我與李白詩中寫到的悲傷共鳴，李白不會想到，千年之后，在遠離中國的地方，有我這樣一位讀者在另一種語言里讀他的詩，與他悲傷的心靈世界相通。”

“離家500里”

斯文松所著《鰻魚的旅行》是一本國際暢銷書，已經(jīng)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的銷量計數(shù)百萬冊。少年時與父親一起釣鰻魚的經(jīng)歷，構(gòu)成斯文松刻骨銘心的一段記憶，父親去世以后，他回望幾十年的父子關(guān)系以及他成年以后主動離鄉(xiāng)遠游，意識到個人史的痕跡與自然界的鰻魚的生命軌跡發(fā)生某種程度的重疊。作為科普愛好者，他投入地研究過鰻魚奇異的“魚生”：它的生殖秘密是至今未解的生命科學之謎，沒有科學家能親眼見證鰻魚交配，全世界的鰻魚似乎來自同一片海域，即北大西洋靠近北美海岸線的“馬尾藻海”，鰻魚卵孵化的魚苗將順著洋流游弋到全世界的江海，如果它們逃過被人類捕食的命運，將在生命盡頭回到出生的海域，在馬尾藻海產(chǎn)卵然后死去。斯文松發(fā)現(xiàn)，鰻魚的生命從20年到50年不等，它們但凡自然死亡，必定用一生輾轉(zhuǎn)回到出生地。“我從鰻魚的生命之旅聯(lián)想到自己，聯(lián)想到更多人類，人們在漫長的、離散的旅程中塑造自己，如此度過這一生，終點卻總是回到來處。”

《大理一年》的作者艾禮凱形容自己“是一條旅途中的鰻魚”。艾禮凱的父親是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提莫西·阿什，他任教于牛津大學，艾禮凱在大學城長大。他很坦率地說出：“我在一個有特權(quán)的地方長大，那里籠罩著文化的光環(huán)，無論外部世界發(fā)生怎樣劇烈的變化，牛津不被影響，延續(xù)了幾百年的學院和庭院仿佛脫離時間，不會發(fā)生任何變化。”盡管現(xiàn)在他每次回到家鄉(xiāng)，依然情不自禁地為牛津感到自豪，但他同時強烈地渴望離開那個“時間停滯的地方”。他從20歲起旅居國外，在中國度過近14年的時光，其中有七年是“北漂”，2020年初至2022年底的三年，他移居大理，游弋在中國西南的山鄉(xiāng)之間，觀察社會變遷的同時，與個體內(nèi)心對話，寫出《大理一年》。大理不是他離鄉(xiāng)的終點，而是開啟新一段旅程的起點，從大理遷居紐約，他說：“我是一條還在遠離家鄉(xiāng)的鰻魚，對我來說，必須盡可能遠離故土，才有可能看清我認同的是什么。”

露西·考德威爾的成長經(jīng)歷和艾禮凱截然相反。她出生于1980年代的貝爾法斯特，由于北愛爾蘭和平爭議，她從小被教育“貝爾法斯特是沒有希望的地方，孩子唯一的希望是離開”。但是當她成功逃離家鄉(xiāng)、來到劍橋求學，在這個“文化特權(quán)”之地，她回想被暴力摧殘的貝爾法斯特以及處在宗教壓抑下的愛爾蘭，反而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強烈的文化與身份認同。她在劍橋宿舍里開始寫貝爾法斯特的女孩們，那一刻，她想起喬伊斯在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回想他早已遠離的都柏林，寫下《尤利西斯》；也想起埃德娜·奧布萊恩因為一段成為丑聞的婚姻，被迫離鄉(xiāng)，在倫敦書寫愛爾蘭姑娘們?nèi)绾螌躬M隘的民間觀念。她說：“也許這是全世界作家的共性，但在愛爾蘭作家身上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我們總是要足夠遠離故土才有勇氣寫那里的故事。”

在他鄉(xiāng)認故鄉(xiāng)

斯文松談到，寫作《鰻魚的旅行》靈感來自鰻魚苗的形狀，當他反復(fù)看著柳葉形的鰻魚苗，回想起在瑞典和父親共同捕鰻的季節(jié)，正是北歐的仲夏，這是一年里柳樹最茂盛的季節(jié)，海中成群的鰻魚苗，恰似瑞典夏日白夜里風中飄蕩的柳枝。艾禮凱和露西被“柳葉和鰻魚苗”的描述吸引，他們聯(lián)想各自的經(jīng)歷，感慨地理的距離、文化的距離、甚至虛構(gòu)與真實的距離，就像“柳葉”和“鰻魚苗”之間，那條看似不可抵消的鴻溝其實很容易模糊。

艾禮凱回憶在大理看到當?shù)厝诉^火把節(jié)，那是白族和彝族一年里最重要的節(jié)日，老鄉(xiāng)們告訴他，火把節(jié)是為了慶祝豐收的儀式。他由此聯(lián)想家鄉(xiāng)的圣誕節(jié)：“英語世界的人們特別重視圣誕節(jié)，并不只是因為它的宗教意義。更多是為了抵抗冬日寒冷，出于家族聚集的需要。”參與火把節(jié)的經(jīng)歷，使他對自己原初的血脈根系產(chǎn)生了更親近的維系，當他因為疫情無法回到牛津和母親團聚，他在大理按照母親老家東歐的習俗再現(xiàn)圣誕風俗，那一刻他格外清晰地意識到：人類的本質(zhì)是同一種圍繞著太陽旋轉(zhuǎn)的生物種群。

露西則不止一次強調(diào)，人們應(yīng)對恐懼、渴望、被壓抑的情感時表現(xiàn)的共性，遠勝過種族和文化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