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農民工寫的高考作文《我的母親》、初中生寫的作文《舊軌還鄉》、果農“沂蒙二姐”詩歌創作等話題屢登熱搜，走紅網絡；期刊雜志刊登的“90后”王晚《我是外賣女騎手》、王瑛《清潔女工筆記》等非虛構新作引發關注，“素人寫作”現象再度成為大眾傳播視野中熱度不減的文學話題。這個夏天，魯迅文學院也首次面向素人寫作群體舉辦了作家研修班，足以體現對素人寫作群體的重視和擁抱文學多樣性的期許。

文學是人學，記錄生活、追尋真相。溯源而上，從《詩經》里的“勞者歌其事”，到老舍的對市民生活的展現、趙樹理的鄉土寫作，再到今天熱議的“新大眾文藝”，“素人寫作”的精神底色始終沒變：讓大眾自己說話，用語言擦亮真相。所謂“擦亮”，是以熱氣騰騰的“貼身肉搏”引發共鳴、觸及痛感，用質樸而曉暢的語言把“平庸的惡”和“偽裝的善”揭露給這個世界看。

老舍的小說《鼓書藝人》，入選今年高考（全國一卷）材料作文。“他想要給孩子們唱上一段，可是心里直翻騰，開不了口。”很平實的一句話，卻有著深刻的內涵。凡是讀過小說的人會懂得，這句話還呼應著書中另一處細節，“他只知道每逢看到自己的國旗，就嗓子眼兒發干，堵得慌，心里像有什么東西在翻騰。”故事的梗概并不復雜，1938年夏，為了躲避戰亂，鼓書藝人方寶慶一家，乘坐“民生號”白色小江輪從北平、天津來到重慶，靠賣藝求生。在船上，他順著鐵梯爬到甲板上，看到煙囪下面一群滿身煙煤的小孩子，不由得心生悲憫，痛恨自己沒有錢，能給他們買熱氣騰騰的肉包子吃。后來，他不顧唐四爺和琴珠的反對，自己出車馬費參加抗戰義演，并告誡養女秀蓮，“你不自輕自賤，人家就不看輕你。”這樣一來就不難理解，“他心里直翻騰”蘊藉著鼓書藝人的家國情懷，是身為底層人的尊嚴和底線，更是大寫的中國人的骨氣和信仰。

無論是《駱駝祥子》《鼓書藝人》，還是《茶館》《四世同堂》，老舍的底層書寫一以貫之，平民立場與樸素情感力透紙背，弱者抵抗與家國重構遙相呼應，讓平民“開口說話”呼應現實，乃是永不過時的藝術之基。

■ 重構：“由內向外”的“破繭”

歷史學家卡爾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不斷交互的過程。“素人寫作”的興起無疑是對現代歷史的精神重構。它是社會發展快速轉型期“由內向外”的破繭重生，以底層視角完成對生命的體認、心靈的敞開，以及與時代的對話，于日常瑣碎的罅隙里，化文字為斧頭開鑿出一束微光，不啻于“拆取胸旁的肋骨點燃成火把”（出自泰戈爾《跟隨著光明》）。他們以寫作者的姿態贏得尊嚴與體面。這種重構，得益于社會環境的開放包容、自我“越軌”的勇敢，以及媒介刊物的接納。比如“外賣詩人”王計兵、“燒烤詩人”溫熊珍、清潔女工王瑛等。

文學評論家李敬澤在《“打工文學”與壁櫥》主題演講中，曾把打工文學視作一個“壁櫥”，他拋出一個讓很多人耐人尋味的“心靈之問”：當一個寫作者體認和堅持他的打工者身份時，他也應該警醒，他自己、他生命內部是否存在一個或很多個“壁櫥”？作為“素人寫作”的見證者和親歷者，早年間以鄭小瓊等為代表的“打工詩人”蹚出一條持續進階的精神之路，但是，我們也不妨多些“冷思考”，貼標簽易、撕標簽難，去魅更是難上加難。抑或說，“素人寫作”如何在底層敘事與審美價值之間找尋到一個平衡度？要知道，“素人”不是“悲情敘事”的代名詞，也并非“非虛構寫作”的方便文體，過度捧高與一味貶低，都將走向極端。

當下的文學現場，需要多元共生與豐富表達，無論小說、詩歌、散文、隨筆，還是非虛構作品，都應毫無例外地突破體裁束縛，深耕思想腹地和人性花田，允許新鮮和異域的空氣涌進來，當然也要避免用力過猛、矯飾失真，后者無疑是致命的敗筆。

■ 文本：“自我的他視”與照亮

“素人寫作”最可貴的地方在于看見“生活的本來”，探尋“生命的去處”。溫熊珍白天經營服裝店，下班去燒烤攤做兼職，她詩歌中的掃地阿姨、打工姐妹、守護茶園老張等小人物，本身也是一種自我的鏡像，通過“共情美學”構建大眾情感的共同體。“我喜歡看她擰開水瓶蓋的動作/那里有悲傷，她總是擰得太緊”，此詩暗喻命運的走向。她寫燒烤架是“炙焰中尋找梯子的人生隱喻”，她寫菜市場是“擠在紙上的冬瓜豆角”，她寫繁花是“一把進入春天的鑰匙”。歸根結底，她深掘的是內心深處的憂傷與富礦，自帶“蛙皮的濕潤”（出自詩人羅伯特·勃萊語）。

另一方面，“素人寫作”使我們看到被忽視的人生和被遮蔽的自己。正如王瑛《清潔女工筆記》中的內心獨白：“清潔工擦亮的是高樓，而我想擦亮的，是那些被忽略的人生。”王瑛退休前是學前教育的教師，她善于捕捉觀察和捏合“碎片”，在售樓處做保潔以“物之索隱”為主線，看到財務室大肚羅漢、銷售前臺青花瓷瓶、大廳里的古董，也留意到桌子、地面、沙發縫里的指甲和頭發。誰能想到，她低頭干活的同時，烏桕樹下的陽光、紫薇樹下的香草，給予她片刻的自由。

再匍匐的靈魂里也有星光閃現，言說即照亮。在王瑛筆下，“小矮人”的求職歧視、保潔組長的打拼心路、香港女孩的無奈選擇、甘肅農民的討債艱辛……“微塵眾”的種種日常，都給我以強烈而持久的“代入感”。特別是王瑛與廣西大姐的誤解與和好，她不避矛盾寫出了復雜性，使我們有機會看到人性的復雜之處。大姐辭工回老家，獲得人生第一張獎狀“季度滿勤獎”，按照老家風俗60歲前就要修好自己的墓地，獎狀的重量宛如死亡的重量，令人一聲嘆息。

與王瑛不同，王晚的非虛構作品《我是外賣女騎手》敘述相對口語化、隨意化，她以“真實還原”和“以身正聽”繪就外賣騎手的“浮世繪”，她還用側筆勾勒出“外賣村”辛莊的生活圖景。一邊是讀者的喟嘆“原來跑外賣還有這么多學問”，一邊是文本中“汗水、淚水、血水、苦水”的雜糅交織。在“快跑、多賺、跑單王”等多重利益的驅使下，騎手與騎手、騎手與保安之間的較量與博弈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為了省錢充電被拔線而大打出手驚動110民警；因為失去方向感求助過路大哥騎車帶過，不料回來時電動車又被保安藏匿起來。

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解讀莎士比亞，提煉出“自我的他視”觀點，用在外賣騎手身上同樣適合。“無論我們自己的痛苦有多大，相信這是他人在受苦，是我們共同的防御機制。”用一句話簡單概括就是，勇于直視人性的深淵。不得不說，女保姆、女騎手、女清潔工等，她們身上負載的是“雙份的重軛”，既有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也有外部投射的精神暴力，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王晚這樣的記錄，我們很難知道社會的多棱面和人性的“暗物質”：跑到樹林里小便而被保安誤以為小偷；代替女顧客參加培訓簽到寫錯名字而深陷自責；一位媽媽帶著年幼兒子送外賣，眼看單子超時面臨罰款，母子倆邊跑邊哭……王晚的文字里處處可見“他者”的困境和自我的倒影，直擊靈魂深處。

■ 回響：“使石頭成為石頭”

“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成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而不是知道事物。藝術的技巧就是使對象陌生化，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的長度，因為感覺過程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一直以來，我很認同俄羅斯文學批評家鮑里索維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為手法的藝術》中的觀點。每個人先是普通人，再是職業、家庭等加持下的社會人，“互聯網+”為Z世代的生存注入無限可能，這就意味著“素人寫作”已經擁有了多義性和復雜性。

“使石頭成為石頭”，是真實還原底層生活，力求刻畫粗糲的、隱忍的、破碎的生活肌理，同時也是對個體生命的最大化尊重和理解，特別是對那些殘缺的、異質的、失意的邊緣群體。有目共睹的是，受文化程度、流動性大、原生家庭等制約影響，如王晚所說的，“作為北漂，我的每一次漂泊足以成為一個漲落，或是高潮。我無論待在哪里都和北京差不多。”大多數素人的寫作狀態停留在表層化、間斷式、逐利性，當身體的符號大于作品的質量，當世俗的光環遮擋心靈的葳蕤，他們的寫作局限性與可持續性暴露無遺，極易滑入價值變現和急功近利的泥潭，淪為情感的宣泄和倦怠的模仿，反而有損文學的嚴肅性和完成度。尤其是女性素人寫作者，要走出自怨自艾的怪圈，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塑造“雌雄同體”的意識，“我們要彼此交融，把我們的天分融合在一起，不讓任何一行文字消失在風中”（出自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萊特演講集《頁邊和聽寫》），離不開反復修改和語言素養。

因此，素人寫作的“下半場”何去何從，取決于素人寫作者本身的“歸零”和清醒，以素人寫作“投石問路”，用“污垢詩學”“疼痛意象”“邊緣發聲”叩開文學大門，但是，激越的情感從來不是一次性的“快消品”，而是值得反復咀嚼和提煉的人類共同經驗，理應培養時間耐心、駕馭文學技巧，調動豐沛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努力追求一種向內深度求索的精神生活，以高質量的作品立身，抵抗現實的堅固壁壘。

人工智能的技術洪流，永遠無法淹沒底層的星光；民間的素人寫作，亦是腳踏實地丈量夢想的精神刻度。讓素人寫作保持恒溫，關鍵在于讓文學的歸文學，讓真實的歸真實。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積極地反思，素人寫作大量涌現，是否也折射出了當下文學作品的單一性和匱乏性？當下文學評論家是否在激濁揚清和深挖“蚌珠”方面有待提升？畢竟，文學終究是一場靈魂的冒險，屬于精神層面的勞作，素人寫作從“文學現象”到“文學生態”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作者系青年作家、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