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烽火淬煉文藝筋骨，歲月沉淀精神底色。在這條艱苦卓絕的民族覺醒與抗爭之路上，文藝作品發揮了難以量化的精神作用，成為射向敵人的一顆顆“子彈”、擲向侵略者的一支支“投槍”。

《四川日報》“天府周末”副刊循著文學、美術、戲劇、影視4條脈絡，梳理跨越歷史長河的抗戰主題文藝創作，推出“烽火號角——文藝作品中的抗戰”特別報道。這些熔鑄了血與火的經典作品，既保存了崢嶸歲月的民族記憶，更照亮了和平年代的前行之路，展現著中華兒女的家國情懷。本期，就讓我們在歷史的回響中，感受文藝作品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

在抗戰的連天烽火里，四川作為大后方，不僅源源不斷地為前線輸送著物資，更是文化抗戰的關鍵據點。眾多作家如巴金、艾蕪、沙汀、王火等，以筆為槍，用一篇篇飽含熱血與激情的經典抗戰文學作品，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展現了抗戰時期的社會風貌和人民的精神狀態。他們用文字記錄歷史，用文學傳遞力量，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正如中國作協原主席鐵凝所說：“抗戰中的文學就是抗戰精神的豐碑，它已成為我們民族記憶中永不熄滅的火炬，照亮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靈和道路。”它們不僅是文學史上的瑰寶，更是中華民族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精神的象征。

王火

以經歷為創作源泉，書寫抗戰史詩

王火，本名王洪溥，這位從槍林彈雨中走來的文學戰士，一生都與文學和抗戰緊密相連。 自1943年發表第一篇作品起，他的創作生涯長達81年。那些在戰火中目睹的殘酷景象、親身經歷的生死考驗，成為他創作生涯中取之不盡的素材源泉。

他曾以筆名“王公亮”在上海《大公報》和重慶《時事新報》上，發表《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詳記》《被污辱與被損害的——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長篇通訊。這些文字如同一把把利刃，撕開了日軍殘暴罪行的遮羞布，讓更多人了解到戰爭的殘酷與侵略者的丑惡嘴臉，在社會上引起強烈轟動。

王火的代表作長篇小說《戰爭和人》三部曲，堪稱反映抗戰的雄偉史詩。

這部作品以國民黨上層官員、法學權威童霜威及兒子童家霆的家庭變故和人生遭際為主線，展現了抗戰時期半個中國的全景畫卷。童霜威由消極避難、保持名節，到鄙棄國民黨獨裁統治、投入民主運動的行列；童家霆在時代風云的鍛造下，義無反顧地投身光明。

在他們的故事里，有在戰火紛飛中對正義的執著堅守，有在顛沛流離里對家國的深沉眷戀。無數讀者透過這些細膩的文字，真切感受到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掙扎與奮進。

《戰爭和人》三部曲分別于1987年、1989年和1992年出版。1993年7月，以《戰爭和人》為總名的套書出版，一時間反響極大，將人民文學獎、國家圖書獎、茅盾文學獎、郭沫若文學獎等一一收入囊中。

王火曾說：“我要把自己經歷過的那個時代，用文字真實地呈現給后人，讓他們知道先輩們是如何在血與火中抗爭，如何堅守著對國家和民族的希望。”

作家阿來在為王火傳記《火鑄文心》撰寫讀后感《文心詩魂，火鑄乃成》時，特別提及《戰爭與人》這部曾被王火“自焚其稿、年過五旬重寫”的作品，稱其凝聚了“多少個‘遲遲鐘鼓初長夜’”的心血，更感慨從書中能“認知一個時代，認知一個時代的尋路青年”。

巴金

為民族存亡而吶喊，傳遞抗戰決心

巴金在抗戰中是一位堅定的抗爭者，不僅堅持文學創作鼓舞民眾抗日斗志，還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與文藝界活動，參與創辦和編輯抗日刊物，與茅盾共同主編《吶喊》，也就是后來的《烽火》雜志，用文字傳遞著抗戰的決心與力量。 1938年5月，廣州城“幾乎每天都有空襲”。在這樣的氛圍中，巴金于轟炸間隙，在臨時棲身的陋室里，寫下了“抗戰三部曲”《火》的前3章。

每一次凄厲的警報響起，他就不得不中斷思緒，匆匆收拾稿紙，躲進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洞外是震耳欲聾的爆炸和房屋倒塌的聲音，洞內是搖曳的燭光和作家緊鎖的眉頭。這種在死亡威脅下搶寫篇章的堅韌，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以文化抗戰的生動縮影。

此后，他懷揣著未完成的手稿，在戰火中輾轉多地，先后到漢口、桂林、上海、昆明等地，直至1943年，《火》的第三部才在昆明定稿。

《火》通過3條相互交織又各具特色的敘事線索，構建起一幅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文學畫卷。

第一部聚焦淞滬會戰至上海淪陷，主角是一群知識青年。他們在戰爭中覺醒，自發組織起來救治傷兵和收容難民。第二部將鏡頭拉向內地戰場，展現戰地工作團深入大別山區，動員民眾抗戰的艱辛歷程。第三部以昆明大后方為背景，圍繞知識分子田惠世創辦并支撐《北辰》雜志展開，聚焦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困境與抗戰堅守。

巴金曾直言，《火》是一本“宣傳的書”，希望傳遞“中國人的心是燒不死的”的信念，將一個個孤立的個體生命與整個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在精神層面構筑起一道炸不垮、摧不毀的鋼鐵長城。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說：“巴金等作家在抗戰時期為民族存亡疾聲吶喊，顛沛流離，把最好的時光交給了國家。巴金的作品體現了不論什么時候，面對困難，從個人到民族，都應當有一股不能摧毀的信念，就像巴金在小說《火》里所表達的，一個民族會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艾蕪

從浪漫到現實寫作，反映底層百態

青年時期，艾蕪為追尋不一樣的生活，棄學遠行，在西南邊境和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漂泊，在底層過著貧困流浪的生活。正是這段獨特的經歷，成為他早期創作的靈感源泉。他的短篇小說集《南行記》，描寫“在現時代大潮流沖擊圈外的下層人物，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和朦朧反抗的沖動”，充滿異域情調，富于傳奇色彩，呈現出浪漫主義色彩。 然而，抗戰的爆發，徹底改變了他的創作風格。

1944年，艾蕪由桂林逃難到重慶，彼時的中國大地滿目瘡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樣的現實，讓艾蕪的筆觸更關注現實生活中的苦難與抗爭。他的作品多以抗戰生活為題材，著重描寫農民的苦難和反抗，揭露黑暗統治，文學風格由浪漫主義轉向深沉的現實主義。

這一時期，長篇小說《山野》成為他創作成就的主要標志。《山野》以抗戰時期的鄉村為背景，展現了農民在戰爭中的覺醒與抗爭，以及在面對日軍侵略和地方惡勢力壓迫時的堅韌與勇敢。艾蕪通過細膩的描寫，將農民質樸的情感、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對侵略者的仇恨，展現得淋漓盡致，讓讀者深刻感受到底層人民在抗戰中的巨大力量。

學者陳思和認為，抗戰文學的價值在于讓文學回歸生活現場，在苦難中挖掘民族精神的韌性。艾蕪的創作轉變正是這一觀點的生動體現，他在抗戰時期的作品扎根底層生活，以現實主義筆觸記錄民眾的抗爭，讓文學成為民族精神的載體。

沙汀

揭露痼疾針砭時弊，文筆辛辣諷刺

1932年，沙汀加入左聯，從此踏上以筆為武器的抗爭之路。1938年，他奔赴延安，同年11月隨120師到晉察冀邊區，親身感受戰爭的殘酷與戰士的英勇。

1939年春天，沙汀隨賀龍到河北，不久寫出報告文學《記賀龍》，又名《隨軍散記》。文章以隨筆的形式，生動再現了賀龍在晉察冀邊區的戰斗生活經歷，真實記錄了賀龍不畏艱難、堅定如鋼的革命意志，并穿插賀龍青年時代的很多傳奇故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民眾的抗戰斗志。

回到重慶后，沙汀以敏銳的目光洞察著國統區的種種亂象，發表了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館里》。此作對國統區鄉鎮統治者之間圍繞兵役的勾心斗角，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皖南事變后，沙汀避居故鄉山區，在那段相對寧靜卻滿是壓抑的時光里，他潛心創作，寫出《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3部長篇以及其他作品。

《淘金記》寫大后方地主劣紳為發國難財爭奪金礦而引起內訌，通過一個極為普通的淘金故事，把統治階級內部勾心斗角的斗爭、保甲制度的腐敗、舊政權的反動本質揭露得淋漓盡致。《困獸記》通過一次小小的演劇活動失敗，表現了反動當局壓制抗日活動的主題，同時展現了一群鄉村知識分子在重重苦悶中所作的“困獸猶斗”的掙扎。《還鄉記》通過普通的“筍子事件”，從階級對立的角度，揭露抗戰痼疾，針砭時弊。

沙汀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還有《呼嚎》《醫生》等，表現人民爭民主、反內戰的新主題。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筆觸，將國統區的黑暗與腐朽展現出來，為抗戰文學增添了獨特的批判性力量，讓人們看到了抗戰時期大后方復雜的社會現實，激發民眾對正義和光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