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017年，《星星》詩刊詩歌進校園公益講座開啟，每年30場的詩歌公益講座走進全國的中小學，把詩歌的種子種進校園。2023年第12期《星星·詩歌理論》刊發了《當代新詩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實踐的可能》一文，給當下新詩教育實踐的可能把脈問診，隨后在全國引起關于詩教活動的關注。2024年開始，童詩活動層出不窮，其影響力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擴大，詩教的火苗迅速在浙江、廣東、四川、福建、湖南、海南等地蔓延開來。2025年的DeepSeek引發全民寫詩熱潮，而如何正確引導孩子讀詩、寫詩，是當前詩歌教育值得深思的問題。本期，我們邀請到部分從事詩教的一線老師、學者、詩人、推廣人，一起再來探討詩教在實踐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展開的思考，以饗讀者。

主持人

任 皓

星星詩刊雜志社理論版編輯部主任

訪談人

向天淵（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

彭 敏（詩刊社編輯部副主任）

北 魚（詩教倡導者，詩人）

林宗龍（福建福州詩教老師，詩人）

李柏霖（湖南田園詩班創始人）

梅喻禮（青年評論家，詩人）

水之光（洞頭詩教推廣人，詩教老師）

胡海豐（錢塘詩教老師）

鐘蕊瑤（成都芳草南區小學詩教老師）

主持人：各位老師好，我們在2023年12月曾組織過一次關于對當代新詩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實踐可能的探討。兩年過去了，隨著AI時代的到來，新大眾文藝群體的擴大，詩教實踐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也隨之而來。作為詩教的一線教師、詩人學者，你們一定有關于目前詩教的新觀點和新看法，歡迎參與我們本期新大眾文藝時代關于當下中國詩教的討論。首先請問，你們認為的詩教是什么？當下詩教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林宗龍：我所理解的詩教，絕非一種教化，而是一種融合了美學啟蒙與創造力根植的心靈教育，它的前提是培養孩子的感受力，進而不斷提升審美力，通過一種詩化的形式長時間養成的創造性實踐。大學時期，我曾在福建的漳州念書，在當地的孔廟和中山公園，每個周末都會看到有人在那邊教授孩子們古詩詞，這是我最初具象化地接觸到詩教，當時就被孩子們朗讀古詩的場景所感動。這也成為我畢業拍攝的一個短片的重要場景之一。后來，我開始進行詩歌寫作，因為某種機緣，又在做現代詩的詩教實踐，在我看來，詩教的魅力就在于潛移默化地對孩子們的內心產生細微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會變成某種巨大的力量。當然，目前也面臨著許多困難，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這個時代過于功利化、功能化、有用論化，在絕大部分人的觀念里，詩是縹緲的、無用的，甚至看起來有點不務正業，觀念上的錯位其實需要長期有一群人去努力形成一個良好的詩教生態與系統，雖然道阻且長，但前方是光明的。

水之光：葉嘉瑩先生曾說：“詩教不是復古，而是讓古典智慧成為現代人生命的養料。”在中國詩教傳統中，“生命的養料”不僅指向知識的傳遞，更意味著通過詩歌喚醒靈魂的感知力與生命力。詩教始于《詩經》，指的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之教。孔子的詩教思想，通過“人文化成”最終到達“內圣外王”，體現出一種“合內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海島詩教的困境，本質上是精神家園的重構挑戰。詩教的真諦不在于培養詩人，而在于讓每個生命都能找到表達疼痛與希望的出口，詩教的本質是讓詩歌成為浸潤童年的生命雨露，而非切割文本的知識標本。

胡海豐：詩教其實是一種以詩化人的育人方式，這種育人方式未必能像理化生、現代文讀寫那樣立竿見影地在中高考或者各類招考中實現成果物化，卻能在這個喧囂浮躁、充斥欲望的時代將人最淳樸的內心及高貴的靈魂進行由內而外地守護。這種力量絕不亞于人們常說的參禪頓悟。自由的靈魂、無垠的想象、詩意的棲居……在常人看來，這些以詩化人的成效面對工作與生活實屬“無用”，但卻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用之用”——詩意的靈魂、豐盈的內心、巋然不動的信仰，這不就是生命的終極追尋嗎？

詩歌無疑是語言皇冠上的明珠，孕育的是人的心靈與想象，是公眾認可的“大雅”。但也許就是這個“大雅”使其喪失了“俗用”功能，成為小眾的“雅趣”，無法成為大眾熱捧的“雅俗”之用。這或許跟文藝界“美聲”與“流行歌曲”生命力的天壤之別同理。“有用之用”與“無用之用”也便成了當下詩教進程中最大的困難，雖期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奈總感覺缺乏噴薄的生命力，始終僅存熒熒之光。

主持人：請問對于目前國內詩教方面的研究，您認為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成果呢？

向天淵：這個命題非常宏大，再者，這里的“詩教”是中國傳統術語，重點在于強調儒家倫理的教化功能，就當下而言，或許“詩歌教育”的說法更為恰當。概括地說，目前國內的詩歌教育研究呈現出豐富、多樣的發展態勢，在對傳統詩教觀進行現代轉換的同時，也在大膽借鑒西方的詩歌教育理念。據我觀察，如下三種研究影響較大，值得重視。第一種是“興發感動”說，由葉嘉瑩提倡，強調詩歌中興發感動的素質與作用，主張詩歌教育應喚醒學生的官能感知、情意感動、哲思感悟。葉氏以此為基點，對古代詩詞闡幽發微，使其興發感動的生命體驗及精神品格，在當代讀者身上獲得生生不息的延續與回響。這種建基于古典詩詞的理論將詩歌教育從知識傳授提升為人格塑造，為當代詩歌教育確立起重要的審美范式。第二種是王富仁、錢理群、孫紹振等著名學者在介入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過程中所呼喚的詩教傳統回歸、詩性回歸，他們將詩歌視為培育、提升青少年情感體驗、審美感受、自由想象等素質與能力的重要場域，希望借此扭轉語文教育工具化的不良趨勢。第三種是眾多一線語文教師對詩歌教育之目的及方法的思考與實踐，希望通過詩化課堂、詩化教材、詩化校園，促使青少年積淀詩語、感受詩情、開啟詩思，成就詩意人生，構建和諧社會。此外，還有關于詩教內涵之演變、詩教傳統之轉化、詩教教材之建設、詩教課程之設置等諸多方面的探討，試圖重新塑造詩歌教育的功能品格、重新確立詩歌教育的價值取向。

北 魚：談論詩教時，我喜歡先聲明我所談的是新詩的教育，因為古詩的教育并不存在所謂的窘境。當然，詩教本身就包含了新詩和古詩，這是毋庸置疑的。新詩方面，我們一度受困于“詩不可教”的論調之中，這或許是直到近年才得以清晰地提出詩教這個概念的原因之一。有趣的是，似乎隨著詩教概念的提出，“詩可以教”一夜之間成了某種默認正確的觀點，有詩人朋友甚至認為“詩人一定比語文老師教得更好，因為詩人更懂詩”。這種“自信”是非常需要警惕的，因為我們很容易就看到自身的“不足”：我們并不能像語文老師們那樣掌握課堂。如果推動詩教的目的僅僅是讓詩歌成為孩子們的課外興趣，那么靠詩人們接續努力也許是夠的，但如果我們有更長遠的目標，我覺得有必要把更多人吸引到詩教的隊伍中來。去年，詩刊社在浙江文學院（浙江文學館）和錢塘區掛牌“全國詩歌教育研究中心”，我們都非常期待詩教在學術研究方面能更進一步。無論是從事詩教研究，還是開展詩教實踐，我個人都愿意在詩人和語文老師共同擁有話語權、執教權的環境里來挖掘和探究詩教的深層次肌理。

主持人：作為教育的組成部分，您覺得詩教的社會功能都有哪些，以及對孩子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

水之光：真正的詩教應如莊子所言，“無用之用”——當家長質問“考試不寫詩為何學詩”時，不妨以島上孩子創作的這首《我不喜歡等紅綠燈》作答——那看似稚拙的比喻里，正藏著對抗現實的棱角：“我不喜歡等紅綠燈/因為，這就像在島上等臺風過去/只有臺風過去了/我才能出島/只有綠燈亮了/我才能邁腳。”紅綠燈與臺風在此處奇妙互文，將都市的交通符號與海島的生存境遇編織成一個隱喻。那些被浪潮圍困的童年，在分行文字里找到了突圍的切口：當考試制度如同精準的紅綠燈切割著成長的軌跡，詩歌卻讓臺風般的生命能量得以傾瀉，讓等待的焦灼化作想象的云梯……這些只有海島生活才能迸發出來的詩句不是應試作文的規范答案，而是孩子們用語言在礁石上刻下的航標。詩歌的翅膀并非要帶他們逃離海島，而是賦予他們穿透地理與精神雙重邊界的視力——當稚嫩的手掌托起臺風般的語言風暴，禁錮的島嶼便成了起航的港口。詩歌需要兒童保存語言的野性和張力，兒童也需要詩歌來抵抗功利主義的異化，這才是“把詩歌的種子撒進校園”的真諦——不是移植文本，而是讓詩意穿透規訓的裂縫，在兒童心靈深處扎根抽芽。

主持人：在詩教課上，如何激發學生的想象力和創新力，讓孩子在寓教于樂中感受詩教的魅力？

林宗龍：激活詩的想象力是一件有趣的事。在教學過程中，我始終覺得感受大于知識，因此，我經常在教學過程中將不同的介質融入詩的傳遞中，讓詩歌舞蹈起來，最大可能地調動孩子們對詩的感受。因而在每一堂詩教課上，我都會試著設計某個環節的亮點，比如之前在浙江文學院的詩教課上，我特意準備了明信片，買了一些詞語道具，通過拼貼詩的形式讓孩子們發揮想象，另外還播放了邁克爾·杰克遜的太空步視頻。在海島洞頭的詩教課上，我分享了杉本博司關于大海主題的攝影，以及法國女性藝術家蘇菲·卡爾融合了行為、文字與影像的《看海》多介質藝術作品，讓孩子們在課堂上討論或分享感受。我始終認為，詩教其實教的是一種感受力，由感受力出發，形成想象力和創造力，進而培養孩子們的獨立人格與藝術審美，打破陳規，拒絕重復。在準備每一堂詩教課時，我都會試著融合其他的藝術形式，讓詩教更加有趣、立體，讓孩子們在不同的介質中擴大對詩歌邊界的感知。我想傳遞的不僅僅是詩歌本身，而是一種詩意的氣息和對現實世界的質感，進而構建出有著獨立人格與形象的精神性力量。

水之光：海島詩教的燎原之勢始于星星之火的童詩公益課，得益于海島童詩研學詩路的設計，興于跨域研學思維的碰撞，但其真正扎根抽芽的力量始終來自浸潤著咸澀海風的文學沃土。當“詩教接力計劃”的火炬在此點燃，我們融特邀作家、本土作家和助教老師為一體，成立導師團，讓詩教作為課后托管課、社團課或學校特色課進入首批鄉村實踐學校，可持續性地開展下去。我們刻意讓本土詩人擔任育苗人，駐校詩人的外來光照則為幼苗嫁接出眺望星空的枝丫，讓海島的“藍土地童詩班”承接浪花與星光的雙重照耀。這不是簡單的文化移植，而是讓詩教如同藤壺附著礁石般，在島嶼的文學肌理上自然生長。

最本真的詩教需要深耕兒童的生命體驗，當我們談論詩歌、淬煉生命時，實質上是在喚醒孩子們的詩性思維，重構生活印記。那些在燈塔下寫詩的兒童不會知道，他們筆尖流淌的不僅是浪花的韻腳，更是整座詩歌之島歷經半個世紀醞釀的文學胎動。或許這正是最動人的詩教辯證法：當我們用童詩澆灌新一代時，孩子們正以語言的珊瑚礁形態重塑著這座島嶼的文化海岸線。

孔子對教育的獨特理念是不拘泥于傳統的教育方式，注重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通過親身體驗來感悟生活的真諦。我們構建的“海島童詩研學詩路”也是要帶領兒童去體驗更感性、更開放的“活態閱讀”，為兒童搭建一所沒有圍墻的學校，讓他們在海島生活中汲取文學的營養和創作的靈感。這種激活身體的詩學、走出教室的創作打破了“好詞好句”的范式，才是我們想要追尋的讓詩歌回歸生命的體驗。我們在打造“海島童詩研學詩路”的基礎上，還嘗試做“跨域研學”。2024年7月，玉樹藏族自治州七位師生登島研學，這本質上是一場生命原礦的淬火實驗——當海拔四千米的高寒詩性巖層與海平面以下的蔚藍溶液劇烈反應，那些深埋在孩童體內的精神礦脈開始搏動。這場跨越千米落差的詩學淬火證明，真正珍貴的不是意象的新奇，而是詩歌作為生命淬煉劑的催化效能。

主持人：目前市面上并沒有統一或標準化的詩教教材，您是如何做到體系化地給孩子教授詩歌寫作？

彭 敏：古代詩教由于承擔著“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等一系列重要的社會政治職能，所以得到國家層面的體系化推廣，今天我們的學校教育雖然不直接強調詩教的概念，但語文教材中大量的古詩詞和少量的現代詩其實隱性地繼承著自古以來的詩教傳統。詩教對于道德人心的滋養，始終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延展著其生命力。與古代大不相同的是，今天的詩教不再直接要求孩子動手創作詩歌的能力，而更多是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顆或許會發芽但也有可能永遠沉睡的詩歌種子。當閱讀層面的積累和內心的敏感豐盈達到一定臨界值，一部分孩子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用詩歌來表達自我的情感訴求與文化沖動。我覺得這就是詩歌和孩子之間一種相當美好的互動關系。我們也許并不直接體系化地去給孩子教授詩歌寫作，因為他們肩膀上背負的各種學習任務并不輕松，我們只是通過語文教材，通過我們深入校園的詩歌文化傳播活動，用文字、音樂、舞蹈、劇目、線上視頻等一系列豐富多彩的形式，向孩子展示中國詩歌文化的淵深海闊，也剖析大詩人各自的拿手絕活，這自然而然就會讓一部分孩子心有戚戚，成為詩歌的操盤手。至于技巧層面的提升，其實當熱愛和求知欲被激發起來之后，一切都會水到渠成。

鐘蕊瑤：芳草南區小學每周五都有一節詩歌社團課，在林文紅主任的指導下，我也嘗試制定了一份《芳草詩意寫作課程》用于指導教學。大學時期，我主要從事舊體詩詞的寫作，但這對小學生來說學習難度較高。然而，古詩詞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情感聯系與價值追求，是中國人的精神養分，不容錯失。基于這樣的學情，我們制定了三維互動的課程體系與三線推進的教學模式。在社區的關照下，三維互動式課程體系以學生、教師與資源三者之間的深度互動為核心。三線推進指舊體詩詞的深度理解、現代新詩的學習創作與跨學科的綜合實踐。第一條線以古代詩人的生平經歷為線索，深度鑒賞詩作，增強審美感受；第二條線以現代詩人的詩作為典范，鼓勵學生鑒賞挖掘，模仿學習。事實上，孩子天生就是詩人。所以，第三條線是基于孩子自覺創作進行的綜合性活動，比如詩人創作談、讀詩會、詩配畫、詩詞大會等綜合性活動。

李柏霖：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教傳統如同血脈一般綿延于中華文明的長河之中。兒童詩以其真摯的情感、靈動的想象，契合兒童的心理發展與審美特點，成為滋養兒童語言感知、培育審美情趣、豐富情感世界的珍貴載體。《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在核心素養導向下對兒童詩的教學目標和實踐路徑提出了明確要求，通過教學培養學生語言能力、審美情趣和文化自信。在鄉村小學教學實踐中筆者深刻感受到兒童與自然、詩歌之間存在著天然的默契，在共同成長的經歷中與孩子們共創“田野詩班”。

詩歌是美育最好的載體之一，兒童的天性契合詩歌的特點，因此要注重對兒童的天性和潛力進行呵護，一定要避免學生在煩瑣的語言規則訓練中磨滅天然的詩性。寫作行為，顯性是文字書寫，隱性是思維和情感的運動，教師要引導孩子們從生活中提煉靈感。比如，可在教學中使用幫助孩子們思維發散和外顯的思維工具，某次筆者讓學生就“春天”一詞說出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元素，且元素不能重復，學生思維異常活躍，創造出“睡覺的桃花”“散步的蝸牛”“準備參加運動會的螞蚱”等思維新穎的物事。生活中日常之事也可以成為撬動思維的極佳工具，哪怕一張白紙。在教學“通感”時，為了讓學生能夠大膽打破常規思維，筆者將他們分成四人一組，每人兩張紙，一張紙上寫感官（如：嗅、嘗、聞、聽、觸），另一張紙上寫物品或者事件（如：鳥叫、月亮、桃花、媽媽、小草等），小組同學把每類詞集合在一起并打亂順序，再從兩組詞里各抽一張隨機搭配，嘗試寫作。如有學生抽到“聽”“蘋果”，于是寫道，“蘋果惹來了小鳥/嘰嘰喳喳/嘰嘰喳喳/吵得我滿耳朵都是蘋果的甜”（陶紹焜）。不論是哪種思維工具和方法，都需要教師營造良好的課堂交流氛圍，以鼓勵學生大膽想象、深度參與，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發揮其作用。有時我們的寫作活動鼓勵大家共同參與和共創，筆者嘗試用“一人寫一句”的方式讓同學們合作寫詩，這種訓練要求學生無條件接受前一名同學的創意并繼續創作，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創意寫作對學生的思維有著更高要求。如班級六個同學共同創作出一首詩歌，“今天是個快樂的日子/喜悅像一個氣球飛上了天/它看見了小鳥和白云/小鳥啄破氣球/氣球里的喜悅飛出來/全世界都分享著我的喜悅”（朱偌儀、梁雨歆、龍越、粟靖涵、楊瀟雨、李語容）。整首詩句句相連、環環相扣，詩意新奇且不斷向前推進。除此之外，學生還可以在小組內討論、修改、分享，共同完成寫作訓練。在與同伴的合作中，氛圍更加輕松，更易激活創意素材。

目前市面上并沒有統一或標準化的詩教教材，這給我們的探索留下了很大的空間。我認為詩歌源于生活，所以我們詩歌課的教材也便源于此，任何時間、任何內容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課堂主題。在教學語文教材“春天”主題時，我們的詩歌主題便可以是春天，我們可以從課文中感受春的描寫，可以拓展名家寫春的詩詞和文章，可以走進田野采集春天的身影，可以參與春耕勞動，可以記錄春天的村莊……孩子們便會寫下“油菜花是作曲家新作的一首曲子/她一開/就引來蜜蜂/為她伴奏”（梁儷軒）。

主持人：詩教計劃目前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開展，有很多兒童詩社或詩班已經破圈被大家所熟悉，在詩教成果的傳播上，您覺得有哪些好的方式或途徑能讓大眾更加了解并接納認可詩教？

林宗龍：如今大家都在談論“新大眾文藝”，詩歌作為文學的桂冠，有著短小精悍、易傳播等特點，尤其是孩子們所寫下的兒童詩，充滿天真的浪漫和想象的瑰麗，更容易傳播與接受。在我看來，一個事物的傳播，不是單一，而是一種復合的行為，它一定是不同系統、不同介質、不同載體融合在一起的化學反應，這樣才可能產生更大的波浪，所以，詩教的傳播一定要有跨界概念，比如與各種主題內容進行研學融合，形成一個差異化的內容產品，或者通過各種形式的藝術展，融合裝置、繪畫、行為等形式展出，又比如在當下的短視頻或者AI時代，可以通過創意短視頻或者AI短視頻進行呈現，然后進行傳播。總之，詩教一定不是詩歌圈范疇的自娛自樂，應該是“新大眾文藝”概念下，通過各種形式的新媒體平臺或載體的一次突圍與革新。

主持人：目前已經出現了好幾款能夠“寫詩”的AI軟件，也存在家長代寫或者學生抄襲等負面現象，您如何看待詩教過程功利化的現象，您覺得未來詩教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怎么樣的，或者說詩教的終極目的是什么？

向天淵：的確，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人們生活節奏更加緊迫，所謂“出名要趁早”的功利思想也浸入詩歌教育、詩歌創作領域。這種詩教功利化趨勢是當代教育異化現象的一個縮影，折射出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以及人文精神的嚴重侵蝕。當詩歌創作淪為AI軟件的代碼運算、家長代寫的格式化填空、學生抄襲的模板套用，實則是將詩歌這一人類最精微、最高貴的精神活動降格為流水線上標準件的機械生產。這種現象可謂是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成效焦慮與審美貧困在詩教場域中的集中體現。

詩歌教育的理想狀態應該呈現為在韻律平仄間、在意象意境中，潤物細無聲式的培養個體對生命的覺知：讓兒童在“兩個黃鸝鳴翠柳”中觸摸自然的脈動，讓少年在“天生我材必有用”里感受生命的壯闊，讓青年在“一蓑煙雨任平生”中領悟存在的豁達。詩歌教育的終極目的不是培養技巧高超的詩人，而是鍛造整全而完美的人性。中國古代有“不學詩，無以言”的傳統，其旨趣在于通過詩歌打開人與人、人與世界交流、對話的通道。或許，未來的詩歌教育仍需回歸“游于藝”的本真狀態，讓學生在非功利的審美體驗中自然生長出對語言的敏感、對意象的捕捉、對情感的淬煉，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教化功能，讓每個靈魂都成為不可復制的美麗詩篇。

北 魚：“功利化”危機并非詩教所面臨的特有難題，我甚至認為詩歌本身所擁有的“去功利”屬性使之有機會成為“功利心”之類的人性污點的凈化劑，因此我從一開始就把詩教同步歸入了美育情教的范疇，我們錢塘區的詩教實踐走進校園也是扛著美育的旗幟。我個人期待未來詩教的狀態是，它應該保留著一部分文學通識教育和創作技能傳授的作用，但更多要向美育情教的內核靠近，向藝術教育的模式學習。我樂見詩教在成功抵擋“功利化”的同時，能夠順利迎來社會化、市場化的機遇。如果詩教有終極目標的話，我當然是希望再造唐宋盛況。我每每想象“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的景象，羨慕的不是柳永，而是那些挑水唱歌的村民們。

主持人：有的父母和老師認為詩教的最大成果就是上刊，或者成為著名詩人，請問您是如何看待詩教的成果轉化的？

彭 敏：我非常理解這種心情。其實這不過是人之為人、父母老師之為父母老師最天經地義的正常訴求。由于中國人長期以來習慣了唱高調，習慣了公共表達層面的言不由衷，說出內心真實的想法和赤裸裸的欲望反倒成了異類。人生在世，難道真的是為了實現某個被塑造和建構出來的宏大理想和群體價值嗎？埋頭干自己的事，完成自己的修行和進擊，社會可以不提倡不標榜，但也不應投以異樣的目光。希望孩子的每一分付出都得到切實的回報，這是父母和老師對孩子最大的溫柔。至于孩子人格的成長、心性的塑造、眼界的開闊、文化的熏陶，這些“上價值”的部分，未嘗不能在追求上刊和成為“著名小詩人”的過程中同步實現。詩教的成果轉化，我們要允許每個人給出自己的答案，哪怕這個答案“不高尚”。就我個人而言，我會希望達成這樣的效果：孩子習得了對文字的敏感和敬畏，也讓自己在幼稚（無貶義）的動畫片和兒童讀物之外，拉近了和大詩人之間的精神距離乃至文化認同，這些小小的引線自會帶他們走向下一個人生階段。

鐘蕊瑤：我想化用流沙河老師《理想》中的一句詩，“理想如果給你帶來榮譽，/那只不過是它的副產品”來回應：上刊或者成為著名詩人應該只是熱愛的副產品。母校文學院有位教授叫盧雄飛，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默默寫詩，也會投稿試水。可是很多年來，文學院的師生并不知道他的額外身份。直到外界有人反映，“你們文學院的劍男老師詩歌寫得好啊”，大家這才知道院內藏著一位低調的詩人。純粹的愛會成為詩歌創作不竭的動力。上刊或者成為著名詩人，就是人們常說的物化成果，也挺好。但我始終堅持人不可以太功利，詩歌也好，其他興趣愛好也罷，純粹的愛才能讓我們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更久。荷爾德林說，“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詩教有物化成果挺好，但最大成果應該是引導更多孩子尋得屬于自己的精神原鄉，發現屬于自己的那片棲息地。

主持人：目前我國城鄉教育水平差距較大，詩教的實施也需要師資力量支援，有人認為有些詩教更偏重城市小孩而沒有兼顧鄉村小孩，詩教會成為另外一種不公平的教育資源，那么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或者說，您覺得應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

李柏霖：在鄉村教學一線，我深刻感受到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上刊、成為詩人這些“成果”是鄉村的孩子們不太去追求也不太能追求得到的。我陪伴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感受過他們留守的孤單、對于未來的迷茫，“我是一棵樹/只有葉子陪我/到了秋天，連葉子也陪不了我了……”母親的手受傷，能去打工已經實屬不易，所以孩子的思念不能再成為母親的負擔，只能在自己的角落默默地與小樹分享自己的孤單，盡管錯字連篇，但感人至深。由此可見，詩歌其實生活在每個人身邊，每個孩子都有權利走近它、觸摸它，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心底最真摯的回響就能成為動人的旋律。但的確，發表的渠道、與詩人交流學習的機會、教師詩歌素養的參差、學校以及城市整體文化氛圍建設等條件確實會導致詩教資源的偏斜。

北 魚：城鄉教育水平差距確實比較大。但目前詩教還處于零星自發的狀態，在新詩被納入教學大綱、必考題目之前，它暫時不會受到教育不平衡的影響。相反，我預感在自然發展的狀態下，詩教有可能出現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準確地說，應該是縣城包圍中心城市。根據我的觀察，只要有一個詩人或者一個有詩心的語文老師，就有可能在當地帶起一個小團隊，從而讓一個縣域的詩教成為當地可圈可點的教育特色項目。走上春晚的“田野詩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延伸開來講，在我們浙江省內，溫州洞頭的余退、平陽的陳允東、臺州溫嶺的戈丹等許多青年詩人都把詩教做得非常有特點，并不比省會城市差多少。實話實說，自發開展的詩教到了一個急需社會力量、官方資源灌注的時候了。浙江省作協將“詩教”納入年度重點工作，通過“詩教接力計劃”在縣域推廣詩教工作是一種非常靠前的均衡布局，但未來各地發展得如何尚未可知。我現在并不擔心詩教資源是否會呈現不公平狀態（至少目前不會），而是操心教育本身會不會把我們視為理想的詩教當回事。

梅喻禮：除了線下資源分配不均以外，我從數字化時代或者數智時代的角度來談談我們不能忽視的新形勢和新變化：數字化乃至數智化時代已然來臨，人類生存場域裂變為物理社會與數字社會的雙重空間，人工智能的大潮已勢不可擋，數字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不公正態勢正在凸顯。也就是說，我們在談論詩教之前，首先要正視數字資源配置的非均衡格局。詩教場域正經歷著“大浪淘沙”式的生態重構，其存續和發展已無法脫離數字文明演進的歷史語境，我們對于詩教的研究也無法脫離數字化時代背景。

數字化的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總有人順應時代，也總有人黯然離場。在數字化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詩教的城鄉差距主要體現在能否真正融入數字紅利，以及孩子們是否能在數字時代中熟練掌握信息的獲取、運用和創新能力。當城市青少年游刃有余地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自由穿梭時，仍有群體困守“數字孤島”。該群體在數字技術的基礎知識和技能上存在明顯不足，學術界將其定義為“數字弱勢群體”，也有“數字貧困”一說。

因此，我們談及詩教，就不得不談及詩歌傳播主戰場的革命性變化，就不得不正視并不是每個人都是合格的“互聯網原住民”。2023年，中國鄉村教育發展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教育發展與鄉村振興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與鄉村振興報告（2022～2023）》指出，我國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正在擴大，特別是在未成年人群體中，接入、使用和知識方面的差距尤為顯著。《藍皮書》指出，鄉村教育改革面臨的困境主要體現在數字普及率不足、數字技能素養的缺乏以及鄉村師生對數字化發展的認知水平不足。也就是說，當城市青少年通過AI生成詩歌，探索創作邊界時，鄉村學生可能仍在與基礎的數字技能角力，正在百度搜索某一首詩句的釋義。

近年來，各類詩歌進校園、詩人進校園活動遍地開花，線下詩教活動也開展得熱火朝天。例如，是光詩歌策劃的“大山里的小詩人”為二十余萬鄉村孩子帶去了詩歌課；星星詩刊雜志社“詩歌進校園”公益講座從四川點亮全國；南開大學文學院“詩教潤鄉土”活動已經在全國各地種下了詩歌的種子……一朵云推動一朵云，一群人影響另一群人的實踐和努力已初見成效。2024年11月，我有幸見證了全國詩歌教育研究中心在浙江的正式掛牌，這一事件無疑標志著詩教領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與此同時，我注意到海南目前的詩歌教育似乎還停留在“詩歌進校園”的初級階段，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地域上，更反映了文化傳承的斷層。正如浙江省杭州市文思小學所展示的，詩教的推廣和深化對于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和情感表達能力至關重要。因此，我們不能因線下活動的局部繁榮而忽視數字詩教的系統性失衡。

回到現實，我們要正視教育領域的“幸存者偏差”，線下和線上依然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景象。2024年9月22日，聯合國大會順利通過了《全球數字契約》（Global Digital Compact,GDC），這一里程碑事件標志著全球數字文明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全球數字契約》旨在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包容、開放、可持續、公平、安全和可靠的數字未來，明確提出了彌合所有數字鴻溝、加快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五項目標，并強調了人權保護、發展優先、普惠包容、創新驅動等原則。《全球數字契約》的通過，不僅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觀，也是對智能時代數字鴻溝問題的深刻回應，為全球數字治理注入了新的動力。全面數字化時代，我們頻提規避“信息繭房”，縮小智能鴻溝，于詩教實踐中，應主動擁抱迅猛發展的數字化潮流，全面滲透其中，正視數字化帶來的“變量”及其強大的裂變傳播力。唯有線上線下融合，鞏固線下根基，提升線上傳播效能，才能追求數字正義，回歸教育本質。數字技術將不再是加劇分化的利刃，而將成為彌合詩教智能鴻溝的橋梁。只有在虛實交融中重構詩教生態，方能讓“人機共生”時代的每個靈魂都能在數字原野上覓得詩意棲居之所。

主持人：當前情況下，詩歌教育的持續推進仍有賴于詩人和一線教師的良好溝通，您在建立相關溝通機制上有什么好的意見建議？

胡海豐：當前詩歌教育僅僅憑借部分詩歌團體、詩人以及愛好詩歌的一線教師去組織與推行，顯然屬于杯水車薪，無法成為“小說閱讀”“網絡閱讀”等那樣的社會主流文化。怎么辦？自然需要借助政策的東風，依憑學校教育的平臺，使詩歌教育成為全社會追捧的熱點，出現“得語文者得高考”的豪言——“得詩歌者得天下”。

“十四五”國家教育規劃中明確提出美育課程進校園，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政策東風，攜手省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將詩歌教育以試點的形式進行科研型推進，畢竟詩教給予學生的美育熏陶是毋庸置疑的。2022年4月，《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發布，將2011版中的“積累運用”“閱讀理解”“習作表達”“口語交際”四個模塊更改成了“識字與寫字”“閱讀與鑒賞”“表達與交流”“梳理與探究”，同時明確指出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為文化自信、語言運用、思維能力、審美鑒賞，以上都可以發現“審美鑒賞”是學生核心素養的重要方面。詩歌當然是發現美、鑒賞美、表達美的最高文學形式之一，所以需要聯合教育科研部門在學業評價中體現以詩歌作為評價學生“審美鑒賞”的量規材料的次數與頻率，實現以評促教，以評促學。在評價的導向上促進校園詩歌教育的熱度與追求。當然，由于現行統編教材中現代詩歌的篇目與數量少得可憐，1-6年級幾乎不足十篇，所以亟待配套的詩教教材。當然，這教材必須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主抓，協同大量知名現代詩人參與，且經過學校試點實踐反復修改，并經過國家教材審核才行。假如真能如此，則詩教必然盛行，賽過唐宋，獨領文藝風騷！

主持人：您參與詩歌教育這件事的初衷和愿景是什么？在具體實踐上做了哪些嘗試和努力？遇到的瓶頸是什么？

鐘蕊瑤：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從我的經歷說起。少年時期的我，只是一個敏感又自卑的女孩。大學時期，受武漢詩人和華中師范大學寒梅詩社前輩的影響，我開始寫詩。每當用詩歌記錄下生活的不快時，我發現糟糕的情緒統統消失了。詩歌可以成為心靈的出口。從教以來，我一直致力于引導兒童寫詩，就是希望詩歌可以成為孩子們心靈的一扇窗。現代社會，兒童的壓力不比成人小。當面臨生活的風雨時，寫詩既是美的創作，也是情感的紓解。我的第一個“詩歌苗苗”小璇同學曾告訴我：“瑤瑤老師，當我寫完這首詩，我就不因這件事（競選班長失敗）傷心了。”我想，我已經為這個孩子打開了這扇窗。新的一年，我向學校爭取為芳草詩社上課，領導們大力支持。我很開心，我仍然在寫詩，我還在教詩，我仍然與心愛的詩歌為伴。

李柏霖：對于鄉村詩教來說，希望進一步回歸鄉土，促進鄉村“在地化”合作網絡。鄉村獨特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本就是創作最好的靈感來源，教育部門、文聯作協部門可聯動鄉村詩人與教師的交流，共同設計相關課程，將鄉土詩歌帶進學校，利用鄉村集市、廟會、文化活動等慶典，組織朗誦等詩歌互動活動。同時建立城鄉交流網絡，讓城市詩人、城市教師與鄉村教師交流，共享教學資源與案例。

主持人：AI時代，面對詩歌傳播的困境，您對詩教的傳播形式和路徑有何創新性建議？如何去偽存真，在泛濫成災的泛娛樂化信息中保持詩歌的純真？

梅喻禮：全面數智時代，特別是生成式AI時代的到來，其本質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真正觀照到詩歌場域，其本質則是如何助力詩歌完成文化內容到文化資產的轉變。數智時代的詩教革命，本質是將詩歌轉化為可編程的文化基因。

從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的爆火出圈，到“小紅書詩人”的詩集賣到萬冊以上甚至十萬冊量級，詩歌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小眾文化，而是流動在各種媒介之中的數字生命體。通過生成式AI，受眾可以與李白“對影成三人”，可以與杜甫“悲秋”，可以與陶淵明“采菊東籬下”。傳統詩教迎來更多場景、更多渠道和新的可能性。日前，“老祖宗回答我”的網絡熱梗（通過歷史人物的自我辯白），在戲謔的同時，歷史文化也被轉化為現代表達，這便是傳統文化在數智生態圈中的自我解構和重生。文化本就是流動的水，在歷史的河流中完成自我的“語態更新”和“姿態進化”，用當下流行的詞匯來說，就是“有網感”。

在數智技術與文化消費深度融合的今天，詩教要實現突破，就必須摒棄單向傳授的傳統模式，轉而構建一種場景共生、數據互通、情感共鳴的新型傳播生態，從而打造出既富有藝術性又具備強大傳播力的數智詩教體系。詩歌+文旅便是其中一種傳播形態，諸如鸛雀樓沉浸式國風劇本游、“二分明月憶揚州”唐詩主題大型沉浸式夜游、清照詩歌藝術節等，將詩歌意象轉化為空間敘事的嘗試，使詩歌接受從文字解碼升維為多感官體驗，讓參觀者真正沉浸在詩意之中，是“詩教”而不是“教詩”。在海南五指山，詩人創作的詩歌被制作成文創產品，詩句化作公共藝術的一部分，詩歌從被閱讀的文本進化為可體驗的場景，詩教正在逐步回歸詩歌現場，也正在流量旋渦中重建詩意的“文化算法”。

要突破傳統詩教在數智時代中的困局，首先要避免線性傳播舊模式與網狀信息新生態間的結構性沖突。欣慰的是，《詩刊》和《星星》兩大刊物正在主動擁抱數智時代，將詩歌轉化為數字資產，在這場技術賦魅與文化祛魅的博弈中，完成一場從認知底層重構的“詩教革命”。《星星》通過舉辦詩歌AI生成歌曲大賽、誦讀大賽等線下活動，結合詩歌進校園和互聯網新傳播模式，種下了詩歌元宇宙的種子。“種一棵詩歌元宇宙的大樹，首先需要播撒種子”，其終極目標便是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誦、行之所至皆是“詩”，完成情感、審美、道德教育的耦合，這正是詩教想要達到的美好。

詩歌+短視頻、詩歌+文旅、詩歌+音樂……并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相融，詩意基因通過視覺美學、音樂藝術、沉浸式文旅的賦能，終將完成數智時代的破圈重構，終究要回到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的棲居”，終將達到一種全新的平衡。詩歌本應是閃耀的靈魂。當社交媒體不斷推送某些詩人的花邊新聞和“罵戰”；當屏幕背后的雙眼不再關注詩歌本身，而是用顯微鏡查找抄襲線索；當刊物編輯將每一篇詩歌來稿拖入AI檢索工具時，工具主義、功利主義、虛無主義正在曲解詩歌這個圣潔的靈魂，也正在蠶食詩教的純真土壤。

前面我提到了數字鴻溝、數字正義和數字資產。當數字正義不被堅守，數字鴻溝逐漸拉大，便會造成不良數字資產增多，有人在數字知識的海洋之中暢游，有人卻沉迷在大數據投喂的泛娛樂化信息中不能自拔。這種文明的二律背反在詩教領域投射出銳利的現實棱角：身披媒體景觀和娛樂外衣的垃圾信息使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受眾）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大數據和算法的奴隸，使其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間和時間，沉迷在十五秒的虛假繁榮里。

誠如斯普朗格所說：“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東西，而是把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教育的終極關懷是推動人類繼續尋覓與反省，在冰冷的數字洪流中找到靈魂的詩意棲居之所。《詩刊》主編李少君指出，“詩教”本質是一種心靈教育、情感教育和價值教育。詩歌是平等的，是公平的，詩意的美好是屬于每一個人的，當下詩教應該解決的問題是數字正義如何反哺人類的詩意棲居，進而如何在數字文明中重構詩意的神圣性。

詩意憑借驚人的生命力，以不斷進化的姿態，使詩性智慧成為數字時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盡管《長安三萬里》因歷史事實上的出入而備受質疑，但它仍能獲得廣大觀眾的寬容，因為相較于歷史準確性，人們更傾心于影片所展現的詩歌盛景及其蘊含的東方意蘊與文化自信。網絡上詩人間的個人恩怨被大多數詩人定義為荒誕鬧劇，不再占據娛樂版頭條，早就淡出熱搜。年輕群體已擺脫文化被動接受者的角色，轉而成為詩性基因的創造者與傳播者，在小紅書等網絡平臺上引領詩歌傳播的潮流，促使傳統與現代在數字文明中實現更高維度的對話與共創。

維護詩歌的純真性，既非與數字文明簡單對抗，亦非被動隔絕，而是通過技術賦權、文化重構與價值重估，在混沌中重建詩意棲居的秩序。當代詩教的實踐者們正在嘗試一些新的教育創新方式，用實踐更深入地探討教育主體與現代教育活動、數字化生存的共生關系，例如，海南省作家協會和天涯雜志社正在策劃五指山生態主題兒童繪本，旨在讓生態文學躍然紙上，還將與詩歌、音樂和短視頻相結合，形成獨特的數字資產。

或許正如《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古老智慧所言，數字時代的詩教使命，正是要在技術風暴中守護詩歌這個珍貴的精神火種，讓每個靈魂都能在虛實交織的文明圖譜上找到屬于自己的詩意地理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