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文如磐石
原標題:文如磐石——林賢治序跋集《青蘿集》讀后
《青蘿集》是林賢治新出版的序跋集,文章長短不一,可深談的地方不少。這使我想起林先生的樣子,三十余年間,我們的聯系斷斷續(xù)續(xù),然而印象深刻。他是很有個性的人,見面的時候,彼此有時候會發(fā)生一點爭論,他對于我的一些寫作,雖多有鼓勵,但偶持批評態(tài)度。比如我對于“苦雨齋”的研究,他就不以為然,并提醒我警惕學院派的趣味主義。林先生不喜歡四平八穩(wěn),寫作之于他,是一種思想的燃燒,而非自得其樂。他有一個觀點,文人者也,過于象牙塔化,可能脫離現實,這樣就遠離了本真。所以他雖在文化界,卻并不在熱鬧的地方。
序跋集一般都能夠看出寫作者的軌跡,也是了解一個作者最好的參考文字。我過去讀一些人的前言后記,覺得一本書的題旨大抵能夠了解一二。好的序跋也可以作書話來讀,是有文章之道的。黃裳、鐘叔河的許多文字,都可以看出舊式文章的痕跡。但讀林賢治的文字,完全沒有書齋里的談吐,有時如石擊地,砰然有聲。那些短短的文字,也同詩一般散著熱氣,閃爍的意象飄動起來,有回旋的意味在。
我最初讀到的他的幾本書,都與魯迅研究有關。林賢治的寫作一直在魯迅的背景里,可以說辭章間不乏先鋒意味。魯迅影響他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批判意識,即對于流俗里病態(tài)遺存的鄙夷,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文本殊多。二是世界主義的眼光,所編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數量可觀,像東歐文學的讀物,就曾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力。三是對于現代經典的研究與出版,與一般的出版人不同,他的編輯理念,延續(xù)著五四那代知識人某些思路,關注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的流布與人文精神的普及。四是行文中傳染了《墳》《且介亭雜文》的陽剛之氣,峻急與剛勇相間,也就是說,是深味文章之道的人,舊式文人的溫吞之感是沒有的。
看得出,林賢治寫書與編書,其道一以貫之,那就是完成五四那代人的未竟之業(yè)。所寫的《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五四之魂》《娜拉:走出或歸來》等,都非學院派的講稿,而是有著野性之力,不被概念所囿,于反慣性的思維里打量遠去的遺存。他很贊同以賽亞·柏林的觀點,叔本華與尼采高于康德和黑格爾,因為前兩人“反體系而返身于自由書寫”。他對于中國知識界過于教條化的學術研究頗為不滿,主要是看到詩與思的脫節(jié),藝術與學術的隔膜。在他看來,如果不能在其間找到一條通道,還不如“返回創(chuàng)作,返回詩,擺脫灰色的理論,拋棄長期以來用邏輯語言建構的形式”。這也就與魯迅思想重逢了,因為這位先驅者的寫作與翻譯,都是在激活思想,而非自囚己身。
在林賢治的寫作里,知識分子的話題從來沒有消失過。他自嘲說,“不是知識分子而談知識分子”,與自己是“不相宜的”。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一文中強調的是超越于利害的重要,而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可貴,大概就在這里。五四運動,其實是中國覺醒的知識人的一次偉大的啟蒙運動。他在《五四百年回顧叢書總序》里說,五四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世紀”,一個從未有過的時代就此開啟。他禮贊五四的原因有多個,一是人的發(fā)現,二是世界的發(fā)現,三是批判性,四是創(chuàng)造性,五是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他將那個時代的知識人比作夸父式和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都不無道理。理解了這些觀點,也就看到了他的寫作與編輯的使命是什么。而這五點也在他的文字中成了底色。
一個人的寫作,總要經歷多次的變化,或漸染雜色,或更為老成。林賢治則屬于變中保持不變的人,外在的因素很難干擾自己的信念。也由此,他成了五四的護法者。《曠代的憂傷》《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等書,都仿佛從《新青年》那里流出的聲音。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他雖然力主知識分子的精神,但不忘平民的根性。這使他一直與紳士、士大夫意識保持著距離。但這并不妨礙其精神的高貴之氣的表達。在多年的寫作中,他的資源主要不在古代文脈中,而是從五四和域外文學中獲取靈思。他對于域外文學的興趣很廣,從莎士比亞到卡夫卡,從拜倫到波德萊爾,都能道其所長。而他自己就編輯了《哲學船事件》《流亡者之旅譯叢》《曼陀羅譯叢》等。域外文學中對于現實的穿透力的表達,和陌生化的詞語的閃動,刺激了他對于生命叩問的嘗試。
也因為這種開闊的眼光,和近于挑剔的詞語表達,他的書寫未嘗沒有唯美的痕跡。在他眼里,好的文章便是清透的思想的表達,惟有美的句子才配得上美的思想。閱讀他的文字便會感到,很注重氣韻的表達,句子起伏,情思流轉,有時傾盆而下,有時則冷視片刻,那種不卑不亢的語調,有著一往無前的決然。域外的思想邏輯隱含在詞語的背后,而翻譯體的生硬感卻被克服了許多。這種書寫顯示了他的獨創(chuàng)性,一些作品翻閱片刻,即可知此為林氏文體也。
林賢治對于有著突圍意識的寫作者充滿敬意。他與邵燕祥、王得后的友誼,便屬此例。他們見面的時候,不都是和和氣氣,有時候也有觀念沖突,不過都能理解對方,彼此互鑒。2018年,他編輯了隨筆六種,收有王得后《刀客有道》,趙園《讀人》,錢滿素《覺醒之后》,筱敏《灰燼與記憶》等。這些作品在林賢治看來,作者們大抵有相近的價值取向,主張誠的寫作,和思想的追問。他們有的是雜文家,有的是學者,但文字都氣韻生動,“沒有絲毫陳腐的學究氣”。像筱敏的書,“所涉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事件,包括閱讀種種,充滿隱喻,在人性道德的最高意義上,閃爍著詩意的光輝”。在他看來,隨筆是思想的漫步,也是從俗諦中解放出來的神游。那些不規(guī)訓的走筆,釋放了精神能量,未被僵硬的思想所縛,這也正是中國最稀缺的一種表達。可以發(fā)現,林賢治編輯這套叢書,也是同行者的一次合唱。在中國知識界,這種來自內心深處的聲音是極為可貴的,因為其間也可以看到當代另一種知識人的集體人格。
有幾位朋友對于林氏的筆法持保留態(tài)度,主要是多見冒犯讀者的地方,出語過重。我私下與朋友說,林賢治的偏執(zhí),也是他的書寫策略。在遠離流行語的地方凝視生活,給與世間的,往往是冷然之思。雖然峣峣者易折,但他卻從風雨中一路走了過來,變成行路人的堅硬之盾。我們常人的選擇與他有時大抵相左,親近的是有些彈性的表達,覺得不必打開了一扇窗戶又關上一扇窗戶。但在經歷了各種生活后,想起他的人與文,我有時也暗思,林賢治也許是對的。知識人不是水中的浮草,隨波逐流,便會背叛曾鐘情的信念。想起世上還有這種以魯迅是非為是非的人,便覺得在我們的周圍,文字的磐石并未消失。石在,火種怎么能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