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旬，我在江蘇鹽城“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參觀，看到展柜那個“新四軍”從組建到撤銷番號的九年零三個月零九天里，部隊官兵幾乎一直佩戴著——這個帶有拉丁字母“N4A”的臂章，瞬間，我的腦海便閃現出影視劇里新四軍戰士佩戴著這個徽章標志與日本鬼子誓死拼搏的戰斗情景，也許我被影視情節吸引了，忽視了這個小小的臂章？然而此時此刻，我心里卻在嘀咕：為什么用拉丁文而不直接用中文呢？要知道新四軍是中國軍隊，用拉丁文算個什么意思呢？而且延用這么久，中間雖有閃短替換，卻是有始有終地沿用到了最后一刻。這令我好奇心飆升，看了說明還嫌不夠，又回到賓館上網查詢，才算弄明白了根源。

01

原來，新四軍軍徽標志“N4A”，是拉丁文簡寫：“N”代表“新”“NEW”，“4”代表“四”，“A”代表“軍”“Army”。1938年4月新四軍完成整編，葉挺提出全軍要“統一視覺標識”，他說：“臂章既是番號，更是精神旗幟。” 葉挺項英等 “新四軍”的決策者們認為，抗擊日本侵略者，中國是東方主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力量，必須在佩戴的標識上有所體現，以利國際間相互配合，互相支持，所以，標佩的徽章標志，要有利于各國軍事交流識別，確保暢通默契。用葉挺的話說，就是要“一眼能認出來。” 而“新四軍”前后兩任軍長——葉挺陳毅，雖然任職時期不同，但思想高度契合，不僅都是名震天下，文武雙全的儒將，更重要的是，他倆早年都有留洋出國學習的經歷，國際視野與反法西斯的宏大格局，在他倆胸臆心間與視域天地里，是自然而然的造化天成。軍徽標志用拉丁字母表達，這在都喝過洋墨水的兩位軍長心里，就是無二獨一的共識——一枚小小的徽章標志，透露的正是新四軍從初創時期就具有的開放、包容與前瞻、先鋒的國際大視野、為國大擔當的精神“軟實力”。

鹽城“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現存的手稿顯示：葉挺親自參與了軍徽標志的設計與繪制，那幅他繪畫的“持槍戰士沖鋒”的草圖，就是佐證；葉挺秘書黃序周回憶錄及其中所寫細節：葉挺“伏案勾畫至深夜，紙簍滿是廢棄草圖”，則是鐵證；而當年的戰地記者樂時鳴，親眼親耳看到聽到葉挺向來云嶺考察的文化藝術界人士，闡釋 “N4A” 設計理念時說 “要讓國際社會一眼看清楚我們是誰。” 亦可作為旁證。的確是，這個設計打破了只用漢字中文作標識的傳統，是抗擊世界法西斯的國際主義精神的生動體現，字體用“粗襯線體”突出力量感。黃序周秘書說：葉軍長畫的“持槍戰士”，靈感來源于北伐“鐵軍”形象，用“跨步沖鋒動態”，那是表達進擊的姿勢。主色靛藍，象征革命，留出的白，象征純潔，葉挺說“藍色更顯沉著”，可見將軍本色是詩人，其審美境界，卓異非常。而為維護統一戰線，葉挺接受了項英的建議，在左上方保留“青天白日徽（國民黨軍徽），與戰士剪影疊加，以均衡視覺輕重，可見出葉挺將軍的政治智慧。此方案獲中共中央認可，新四軍軍部1938年6月《關于啟用新臂章的通令》記載：“經軍長核定樣式，各支隊即日佩用。”若干年后，中共中央1945年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N4A”被用作會場裝飾，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了新四軍鮮明的政治身份。在這里，小小的徽章標志的設計與使用，已超越了一種標佩的意義，它證明了這支英雄的部隊所具有的本質屬性與精神世界。

由此，讓我來接著往更深處，探索一下新四軍主要創建人之一——葉挺的文化情懷與精神底蘊及其成因，以及如何影響一支部隊的建設，促成這支部隊獨有的戰斗作風與精神風貌；包括后來葉挺個人身陷囹圄，卻視死如歸，以“大丈夫不可奪其志”的硬骨頭精神，寫出“沒有一點奴顏媚骨”的千古絕唱——《囚歌》，他的思想根源、精神仰仗是什么？他是非比尋常的軍事家，更是卓異超凡的詩人、藝術鑒賞家。我以為，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正是他身上所擁有的這兩種高素質的高度一致的融會貫通，才成就了他永載史冊的光輝一生？我確信——然也！

02

不過凡事都有個始終，那還是從這任軍長早年留洋求學的經歷說起吧。首先，葉挺在蘇聯（1924年-1925年）德國（1928年-1932年）都留過學。那是1924年孫中山先生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時，葉挺被選派到蘇聯，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畢業三年后，又進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旁聽、在“慕尼黑軍事學院”進修，時長兩年。1939年葉挺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說：“在莫斯科，我懂得了革命需要槍桿子；在柏林，我明白了槍桿子需要現代化。”可見，葉挺從蘇聯與德國獲得的真知，較之一般的將領，顯然高出一籌。他是主動選擇性學習，尤其在德國，他本可以去學習其它獲利更快更實惠的專業，比如金融資本等等，然而他卻無獨有偶地在德國專修軍事，其用心是為什么呢？

少年壯志未酬，儕輩當拿凌云志。其實，翻看一下葉挺少年時代的學習履歷，就更加清晰明了——早在出國前，他在中國廣東惠州府立中學堂、廣東陸軍小學堂、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等，就完整系統地接受了“中國近代三級軍事教育體系”的教育，并勇作北伐先鋒，投入軍事斗爭實踐，戰功勛著。從那時起，葉挺就抱定了終生為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宏愿大志，要“我以我血薦軒轅”。我以為，像他這樣具有中外軍事學校學習的經歷與學歷所派生涵育出的精神修為與個人操守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正是葉挺獲得寬闊的視野與卓識、才干與精神的重要原因；而這一切又都為他獲得儒雅瀟灑的風度，賦予了神性般的力量，進而又形成了他沉實雄厚又灑脫自如的性格，而這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為他下一步，在即將登場的歷史舞臺上——來一個靚麗的華彩樂章呢？實事求是地說，他為此做足了功課。可以說葉挺是一位難得的有理想又有方向、有準備、肯下苦又實干的、人間珍稀的寶貴之才。那么，他又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我在網上看了他所有的影像，但是我都覺得不太像我想象的他，在我心里，他就是有多位見證者回憶他時共同提到的一個細節，即：葉挺無論行軍打仗還是視查部隊，隨時隨地都背著架照像機，一有新發現，立刻就拍照，并自制暗房沖印照片。嗯，這個細節令我興奮不已，讓我來想象一下這位軍長大人在給人留影或給山河日月拍照時的樣子吧？那一定看不出一丁一點兒大軍長的官架子，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難忘這個細節？提到葉挺都會閃現出這個在他們每個所遇所見過他的人心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姿態萬千的拍攝者的形象？對的、對的，這個才是真正的葉挺呀——動著的，認真的，看上去有趣又鮮活，可愛又動人的、身份是將軍卻一如孩童般赤誠的葉挺軍長……

03

最早設想組建“新四軍”的，是中共中央。1937年7月，中央委派周恩來在上海秘約葉挺，提出由葉挺改編中共南方游擊隊，以掙脫蔣介石限制，保存抗戰力量。葉挺承諾：“一切聽從中央安排，部隊指揮權屬黨”。之后周恩來建議葉挺“以個人名義搶先提案”，避免蔣介石猜忌。1937年8月，葉挺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遞交《組建新四軍方案》，自薦任軍長。之后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命令，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時間：1937年10月12日，此后被定為“新四軍成立紀念日”。同年11月6日，毛澤東在延安宣布：“葉挺同志為共產黨信任的軍事家，黨中央完全同意其擔任軍長。”至此，葉挺開啟了他在新四軍任軍長的三年零三個月的任期，即1937年10月——1941年1月，至“皖南事變”后，被國民黨囚禁，止。

現在，讓我們回到1938年8月——1941年1月吧。這期間，軍長葉挺在皖南云嶺，即安徽涇縣新四軍軍部機關，坐鎮指揮新四軍全軍的日日夜夜。關于他如何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軍事斗爭與屢立戰功的事跡，這里就不重提了，本文著重在葉挺利用云嶺相對穩定的小環境，以他個人廣闊的精神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情懷魅力，在新聞宣傳與文學藝術方面展開的一系列活動，包括他幫助當時著名的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和國際友人，正確認識新四軍，并非國民黨輿論所說的“游而不擊”，使他們明白了誰在制造“摩擦”的真相；同時還擴大了隊伍，贏得了人心。可以說這期間葉挺在文化新聞界廣交朋友，橫談縱議中外藝術，與作家藝術家們廣泛深入的交流互動，其實就是軍事斗爭在文化陣地上的戰略進攻，無論是從大格局上分析，還是從個人成就上看，這樣的戰略進攻，不僅成就了葉挺“將軍詩人”的傳奇，更在輿論戰場上為“新四軍”贏得了抗戰主力軍的英雄形象，彰顯了抗日戰爭“軟實力”的至關重要性。

而葉挺之所以能做到這一切，與他早在參加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及南昌起義時期，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骨干和北伐名將的身份，不僅與眾多文化界知名人士有著非比尋常的密切交集有關，同時還與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密切的工作關系和與進步青年均有交集有關。1924年葉挺赴蘇聯留學前就與周恩來相識，并接受領導。同時期，他與朱德、賀龍、聶榮臻、惲代英、張太雷、李立三等中共重要的骨干人物也都有深度的交往。此外，葉挺還與國民黨左派及北伐軍同仁鄧演達、張發奎、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歷史階段性的“同路人”，也都有過深厚的情誼。只是后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立場相左，分道揚鑣罷了。但他們曾經是并肩作戰的袍澤兄弟，互相感染過，相互砥礪過，也是歷史的事實。而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用今天的話說“人脈資源”廣博神通，無疑為打開葉挺的精神世界，為他后來堅定不移地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乃至奮斗到最后一刻的堅貞不屈，奠定了厚實的思想基礎。

04

在云嶺工作的這段時間，是葉挺生涯的黃金期，他與當時的“風流人物”的互動，深刻影響了革命的進程，也逐漸牢固了自己的世界觀。尤其是他與大文豪郭沫若結下的深厚情誼，被周恩來贊譽為：“一人持劍，一人執筆，劍筆合璧為國殤。”稱贊他們兩人，是“文韜武略”的典范，雖然文武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時空領域，卻因共同的理想和人格相契，成就了他們兩人的生死之交，其情誼貫穿北伐、抗戰至解放戰爭時期。葉挺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郭沫若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后代理主任），隨軍北伐。武昌戰役葉挺率敢死隊攻城，郭沫若火線宣傳鼓舞士氣，他目睹葉挺“身先士卒攀云梯”的英勇，詩贊葉挺“鋼鐵般的戰士”；葉挺則頌揚郭沫若“以筆為槍震敵膽”。1927年南昌起義，葉挺任前敵總指揮，郭沫若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失敗南撤途中，郭沫若重病瀕危，葉挺和戰士們一起，用擔架抬著郭沫若穿越封鎖線。新四軍組建后，國民黨質疑新四軍“游而不擊”，郭沫若發表《葉挺將軍論》，力證葉挺“忠貞為國，功在江南”，他利用擔任國民政府政治部三廳廳長職權，秘密給葉挺輸送藥品、印刷設備等物資至皖南。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郭沫若在重慶組織文化界人士122人聯名發表宣言，要求釋放葉挺。1942年通過國民黨元老馮玉祥傳遞葉挺密信給周恩來，揭露獄中迫害實情。葉挺被囚期間，郭沫若多次接濟其子女李秀文、葉正大，幫助他們躲避特務監視。1942年葉挺在渣滓洞作《囚歌》，郭沫若讀后熱淚縱橫，創作《雷電頌》呼應：“炸裂吧，我的身體！迸射吧，我的血液！”那是他替葉挺“烈火中永生”精神的再一次呼號。1946年4月8日葉挺空難罹難，郭沫若聞訊昏厥，隨后寫下“百日祭文”：“你是一團烈火，無情地焚毀了你自己。但你的火光永遠照耀著人間！”之后，郭沫若親自籌資出版《葉挺將軍遺集》，并撫養葉挺幼子葉啟光長大成人。問人間知己吾和汝，郭葉僅只一聞，便勝卻人間無數。令人唏噓嗟嘆！

05

與此同時，葉挺還投入很大精力，向當時的中外文化名流介紹、講解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以及“新四軍”在其中的戰斗事跡，他對美國著名左翼記者、作家史沫特萊，深入報道中國革命的著作《中國紅軍在前進》《偉大的道路》等極為贊賞，主動邀請她到云嶺軍部采訪并提供幫助，使她深入數月寫出長篇報道《中國的戰歌》，向世界宣傳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他總是在第一時間，對文化藝術與新聞出版界人士的抗戰行為給以贊揚，且每每都有驚人之語，警策之句。他贊揚史沫特萊的報道，是“最勇敢的真理傳遞者”。他以他的藝術天賦與學識修養，贊揚“中國現代舞之父”吳曉邦，與劇作家夏衍、出版家鄒韜奮、胡愈之，著名記者范長江，音樂家聶耳、任光、何士德，版畫家賴少其、沈柔堅，詩人作家聶紺弩、茅盾、田漢、馮雪峰等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界著名人士，進行深度的交流，他們互相感染，互相激勵，使他們由開始的同情心動，到向往到加入，他以他平易近人、以心換心，廣博的學識與激情和才華，感召吸引了一批卓越優秀的人才投身云嶺，加入到新四軍的行列，形成組建了新四軍序列內外的另一支隊伍——文學藝術大軍。這個大軍有的在編，有的不在編，很多人都分散在全國各地。他認為“文化人的筆和戰士的槍一樣是抗戰武器”。事實上，新四軍地處國民黨封鎖區，也急需通過文學藝術和新聞出版界人士，向國內外傳遞敵后抗戰的真相，以打破輿論封鎖。而這些文化人、藝術家來到之后，以其切身體會與眼見為實的依據，寫出了動人的篇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很多人雖然早已過世，但時至今日，他們依然光彩照人地繼續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以范長江之名命名的中國當代新聞最高獎“范長江新聞獎”，以鄒韜奮之名命名的中國當代編輯出版界最高獎“鄒韜奮編輯獎”和以夏衍之名命名的中國當代電影文學獎最高獎“夏衍電影文學劇作獎”等等，每個獎項都進行了三四十年以上，撥擢了成百上千的優秀人才，他們的人格光芒，像葉挺將軍一樣，依然熠熠生輝。

06

關于葉挺與當時文化名流們的交往，各種資料非常多，經過深入的調根理析，我得到了一點感悟和發現，即：對這些作家、藝術家等文化界人士，他極其尊重，而且是真摯虔誠的尊重，對這些人著作作品的評價，也完全出自本我真我發自內心，由此我自然就會發現：在這里，在文學藝術界人士面前，葉挺完全不像一個軍人一個軍長，更像是作家藝術家們的知心朋友、親愛者、老首長老同事、老部下老相知等等，他們都是他敬仰已久、心向往之的心儀之人。他以如此赤誠之心來待人，且身居高位，這些文化大家們怎能不感動，不給予他真誠的理解、認識乃至傾囊相助的回報呢？

說起來，若稱葉挺為一介武夫，應該沒有什么大毛病。但這位“武夫”熱愛、重視、發揮文學藝術的作用和力量，卻讓我這個從事新聞出版與文學藝術創作的人，深深地感動。僅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的三年零三個月里，他就做出了無數可圈可點的富有重大意義的事情。如在新四軍組建“戰地服務團”，他不僅出謀劃策，找人出資，而且提供專業創作和演出平臺，積極召喚匯聚藝術人才，擴大文藝隊伍，包括組織排演話劇，為官兵們演出等等；他積極組織創辦《抗敵報》《抗敵》雜志，把辦報紙雜志當作培養抗戰的勇士；把不斷加大投入，擴大發行，當作輝煌的戰果；把作家、詩人、藝術家、新聞記者們發表的詩文、傳遞的信息，當作另一個重要陣地。在這里，葉挺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在我看來，不亞于他的軍事才能。接下來，讓我來舉幾個實例吧。

作曲家何士德，根據陳毅寫的歌詞創作的《新四軍軍歌》，葉挺親自審定，稱贊是“刺向敵人的文化炮彈”。作曲家任光，創作完《打回老家去》《新四軍東進曲》等作品后不幸犧牲，葉挺聞訊悲痛不已，涕淚交加。“中國現代舞之父”吳曉邦創作《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員之歌》等舞蹈作品，用肢體語言感染戰士，葉挺贊揚說 “比子彈更有穿透力”。賴少其創作的木刻作品《抗戰門神》等，被葉挺贊譽為“刻在木板上的戰報”，并下令部屬印成傳單散發到每個戰士手中。他還把自己心愛的照相機贈送給賴少其，鼓勵他多拍戰斗場景，多刻畫戰士形象。還有詩人聶紺弩，經常發表犀利的雜文鼓舞軍民。葉挺非常欣賞，時常邀他一起討論時局時事，稱他寫的文章“如投槍匕首”……

07

以上類似的故事實在太多了。那我就選三位來具體地介紹一下吧。第一位范長江，我知道他的名字時，是讀了他的通訊集《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那是兩本用腳采訪寫出來的真實的報道，沒有想到的是他在任“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總干事時的1939年秋，曾率記者代表團訪問了新四軍軍部云嶺。葉挺親自安排行程，全程陪同兼任講解員，詳細介紹了華中敵后戰場的艱苦卓絕，包括部隊的政治工作、文化生活以及面臨的困難，如頑固派的限制、摩擦、克扣糧餉彈藥。葉挺吁請范長江等新聞界人士“客觀報道新四軍的抗戰實況”，揭露日寇暴行和頑固派制造摩擦的真相，爭取國內外輿論的支持。訪問結束后，范長江及其同行記者在“國統區”合法報刊，如《掃蕩報》和“青記”等刊物上發表多篇報道，介紹新四軍的抗戰業績和艱苦環境，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范長江稱贊新四軍是“敵后抗戰的模范”，紀律嚴明，與民眾親如魚水。贊揚葉挺“深諳輿論力量”，為人“坦白誠懇，深明大義”。之后，葉挺又再次邀請范長江派記者團訪問或推薦記者前來工作。“皖南事變”爆發后，范長江不顧個人安危，在《華商報》《大公報》等媒體上，抨擊國民黨破壞抗戰，呼吁釋放軍長葉挺。

鄒韜奮，中國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提起他，當代從事出版工作的人，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辦的雜志出版的書籍，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他與葉挺雖未謀面促膝，但共同抗戰的信念和追求，形成了二人“精神共鳴與戰略聲援”的關系。鄒韜奮以《生活》周刊、《全民抗戰》雜志為陣地，疾呼團結抗日；葉挺在前線浴血奮戰，二人都以民族解放為畢生事業。當年《全民抗戰》雜志，是抗戰時期發行量超30萬的大刊，在鄒韜奮的領導下，不斷突破國民黨新聞管制，刊登新四軍戰報，轉載葉挺聲明，揭露頑固派制造摩擦真相，發表《敵后見聞》，如“某游擊部隊”紀律嚴明、百姓擁戴，贊揚的就是新四軍。每期刊物一到，葉挺馬上組織軍部人員學習，稱其為“暗夜中的火炬”。鄒韜奮還利用遍布國統區的56個生活書店的分店，暗中銷售《抗敵報》《拂曉報》等新四軍出版物。為根據地轉運進步書刊、文化用品，甚至協助傳遞信息。“皖南事變”僅一周，鄒韜奮冒死刊發社論《民主的利刃》，痛斥國民黨：“抗日將士非死于敵寇之手，而亡于自己人槍下。此乃民族之痛，歷史之恥！”引發全國憤慨。之后又在香港《華商報》撰文《為葉挺將軍呼冤》：“葉將軍北伐之功未冷，抗日之血猶溫……今竟成階下囚，天理何在？！”因此，他被國民黨視為“中共喉舌”，1941年2月，他本人遭到通輯，書店雜志被查封，被迫流亡香港。不久后，鄒韜奮從香港輾轉抵達蘇北新四軍新軍部鹽城。此時，葉挺深陷上饒集中營，已無緣相見。代軍長陳毅率軍民萬余隆重迎接，稱贊他是“文化界之葉挺”——從精神氣節上，弘揚二人一致的崇高理想。葉挺在被囚中聽聞鄒韜奮罹患腦癌，托人帶話給他：“韜奮先生為民主受難，吾深敬之。”鄒韜奮在彌留之際給中共代表留下遺愿：“望中央追認我為黨員，葬于延安——近八路軍，亦近葉挺將軍未來之所。”毛澤東親題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方向。”

還有劇作家夏衍，他寫的《包身工》被編入我中學的語文課本上，我沒有想到葉挺與他，這位劇作家、左翼文化領袖夏衍先生，竟然是濃情血誼的戰友。雖然在新四軍時期，因山高路遠，沒能頻繁會面，但共同抗戰的理想和相互間的信任，使他倆成了“戰略合作伙伴”。早年都曾出國留學，雖然葉挺學軍事，夏衍學工科，然相似的經歷使他們惺惺相惜，情投意合，命運把他們兩個都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緊密相系。而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則是他倆共同的領導，多次向夏衍傳達葉挺及新四軍的困難，要他多多支持。夏衍利用上海“孤島”和香港文化界、工商界人脈，包括地下黨渠道，如“聯華進出口公司”等掩護機構和愛國人士，秘密籌集“磺胺類藥品、外科器械、繃帶、奎寧”等，突破重重封鎖轉運至皖南蘇北根據地。其中還有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抗敵報》社籌集的印刷設備、油墨、紙張、膠片、樂器等。甚至通過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國際援助網絡，為新四軍爭取海外捐贈物資。夏衍主編《救亡日報》時，通過“戰地通訊”“讀者來信”等形式傳遞真相。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如平江慘案，夏衍在《救亡日報》和香港《華商報》發表評論，聲援葉挺和新四軍的正義立場。他將大后方的政治動態、國民黨對新四軍政策的變化等重要情報，通過秘密渠道傳遞給新四軍，這在當年的白色恐怖下，絕對是玩命的工作，葉挺稱贊他是“文化戰線的奇兵”“雪中送炭的真朋友”，說他 “膽大心細，長袖善舞”。夏衍也在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多次憶及葉挺，欽佩他“北伐名將的威望、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赤誠的愛國情懷”。感慨他的“艱難處境”，既受制于國民黨又深陷內部矛盾等。盛贊葉挺在“皖南事變”中“挺身赴難的擔當”和獄中“堅貞不屈的氣節”，說他是“鐵骨錚錚的真英雄”。葉挺與夏衍的交集，是烽火歲月中肝膽相照的動人篇章。倆人雖沒有過多的朝夕相處的機會，但通過“物資的生死接力、信息的暗流傳遞、輿論的堅定呼應”，都在各自的戰線上，為同一個目標：捍衛民族尊嚴——成為抗戰洪峰中閃耀著智慧、勇氣與信念的一道金燦燦的光芒。

08

扶額靜思，我們常說要與優秀的人為伍，那么你憑什么與優秀的人為伍呢？優秀的人又憑什么會接納你，把你當作優秀的人呢？我以為，葉挺之所以能召喚吸引這么多優秀卓越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關鍵原因：首先，是他本人就是一個優秀卓越的文化人，他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是文武兼備的儒將風采。他談吐不凡，極為尊重知識分子；他開放包容，鼓勵文藝大膽創作，沒有條條框框，沒有這不行那不行。他支持吳曉邦的現代舞、賴少其的先鋒版畫，并且具有國際視野，他會外語，懂文學，多才多藝，又平易近人，能與任何專業人士，包括外國來的友好人士交流，他有自己的專業軍事，又有專業軍事的實踐，這就使他的見解非比尋常，甚至高人一籌。“良禽擇佳木而棲”，只有真正的文化高人，才能吸引真正的文化高人，而在云嶺文化燈塔下，聚集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藝術與新聞出版界的高士達人，正是葉挺的文化視域與精神底蘊的非同凡響——集聚起來的一支文化新軍。古人言：“三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就是葉挺先生出任“新四軍軍長”，真正的意義與價值吧。葉挺的出任，不僅合法地保留了一支華中戰略武裝，還把這個武裝部隊從1萬人擴大到9萬余人，將“泥腿子軍隊”重塑為有理想、有紀律的現代革命武裝，并把這個武裝部隊賦予了文化內涵進而獲得了嶄新的形象。而郭沫若、夏衍、范長江、鄒韜奮等等文化界重量級人物甘冒風險不惜一切的鼎力相助，則證明了葉挺將軍崇高的品質和強大的人格感召力。

09

我不得不承認，在我走進這個紀念館參觀前，我對新四軍的認識，僅只停滯在小學背誦過的《囚歌》和影視劇里新四軍的形象，是那枚小小的“N4A”軍徽標志，打開了我對真正的新四軍想象的大門，一如小學誦讀《囚歌》時，被那一直縈繞在心頭的詩句感動著，而那枚“N4A”也如影隨形，疊印在《囚歌》的句子中上，若隱若現，若明若暗，我知道，那是我的感覺正在尋找思想的方位。嗯，終于定格在葉挺將軍身處囚牢，卻不惜性命地在墻壁上刻下魯迅先生的名句“我以我血薦軒轅”，而后俯案，一揮而就，寫出了照徹靈魂、人格輝煌的偉大詩篇《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爾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深地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從狗的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我連同這活棺材一齊燒掉，/ 我要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在我的想象里，能寫出如此高華絕決又閃耀著精神光芒詩篇的人，一定要天天去干偉大的事情，怎么會去苦思冥想地創繪那小小的“N4A”軍徽標志呢？高樓萬仗平地起，那小小的布帛上，寄寓著葉挺軍長的另一支戰略部隊，如前文所述，這支部隊一樣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拼命、特別能戰斗、特別能犧牲的英雄部隊！

4月17日上午11點左右，當我從鹽城“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走出來，立刻就被一種神秘的力量緊緊地抓住，我似乎看到了那個隱秘的激情，但不是我的，而是葉挺軍長的——他站在我的對面，正雙手舉著照相機，準備為我拍照。嗯，好！我立正，莊嚴地，向他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心誦道：您是我永遠的軍長，雖然我的父親不是新四軍，而是土八路游擊隊員，那有什么關系呢？我所敬仰的——是一個懷有偉大抱負和為實現這個抱負，寧愿拿出自己的所有去兌現的人。

明年，也就是2026年，是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先生誕辰130周年——謹以此文敬獻給親愛的葉挺將軍。

本文首發《文匯報》2025-07-25，刊登時有刪節

王久辛，首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獲得者。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