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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和感悟

嘉興南湖不僅發生過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也有沈鈞儒、褚輔成、汪胡楨、朱生豪等先賢留下的精神印記。踏上這片土地，在淅瀝春雨中，南湖的紅船、煙雨樓、梅灣街等承載歷史記憶的景致撲面而來。而雨“滋養萬物，潤物無聲”的特質，煙雨南湖的精神感召，先賢精神對后人的影響，恰可作為探尋嘉興文脈傳承與愛國精神內核的一個意象。深入歷史長河，方可與先賢靈魂對話，我希望以自己的文字，反映對嘉興這片土地孕育的精神財富的敬畏和感悟。寫作過程中，我始終在思考如何讓歷史人物與當下讀者產生共鳴。沈鈞儒強調青年要讀書、實踐、修身，朱生豪主張文學反映時代、作用于人生，這些理念穿越時空，為當代的人們提供著啟示。文中引用的詩句、日記片段，都是為了讓人物更鮮活可感。如沈鈞儒獄中日記里對行云飛鳥的觀察，朱生豪信中對門前景象的描述，這些細節讓杰出人物變得親切，他們的喜怒哀樂與普通人并無二致，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出超越常人的格局。沈鈞儒的“堅”與“善”，朱生豪的“癡”與“勇”，共同構成了嘉興這片土地上動人的精神圖譜，他們的品格正如南湖的雨，看似輕柔，卻具有滋養堅韌生命的力量，先賢們的精神，必將在歲月流轉中，不斷浸潤著后人的心靈，讓更多人感受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浪潮中的家國情懷與文化擔當，這正是此文寫作的初衷。

一

嘉興古稱嘉禾，“禾”者，嘉谷也，此地文脈昌隆，士美民秀，更因20世紀20年代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件而為世人銘記。南湖是海鹽塘、平湖塘、嘉善塘等多條河流交匯處，梅灣街的石板路、湖心島的亭榭、紅船的木槳、煙雨樓的飛檐、畫舫的窗欞，處處見證著歷史的印記，前人有詩云：“煙雨樓臺聽春雨，清風輕拂和細語。分煙話雨伊人去，落花還戀靜夜雨。”雨，作為南湖的核心意象，滋養萬物，潤物無聲。今春，我乘著時斷時續的輕雨，傾聽歷史回音，領悟文化傳承，經歷了一次難忘的精神洗禮。

在開國大典上，一位留著長髯的儒雅老者，站在距離周恩來不遠的地方，他便是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沈鈞儒。沈鈞儒為新中國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一生愛國憂民，追求國富民強，與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1936年10月22日，魯迅先生的葬禮上，覆蓋魯迅靈柩的白布上“民族魂”三個遒勁有力的大字，便出自他之手。參觀沈鈞儒紀念館，瀏覽歷史文獻，讓我深深感受到，幾千年來優秀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傳統，在他身上得以傳承，在他的身上，既有吳文化的親厚、友善、忠義、愛家等風范，又流淌著剛毅、堅貞、頑強的越文化血液。良好的家庭環境熏陶，尤其是祖母的耳濡目染，更讓他終生銘記。他曾深情回憶：在慈祥仁愛的祖母理想中，世上不應有沒有飯吃和沒有衣穿的人，她不念經拜佛，只將善意化作具體行動。小時候住屋的一個窗口正對著貧民窟，祖母常與窮人交談，有時在窗口遞出衣物；還親自為害了病的窮苦人開藥方、買藥，給害腫毒的擠膿、貼膏藥。當時家中并不寬裕，求助者多了，祖母就賣掉自己的皮袍做善事，即便如此，她仍覺得不夠。

沈鈞儒生于1875年，當時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風雨飄搖，沈鈞儒剛涉世就對祖國和人民飽受欺凌與蹂躪有了切身感受。日本發動對華侵略的“九一八”事變后，沈鈞儒明確意識到，救國和民主密不可分，要動員群眾起來救國，就必須保障人民大眾的民主自由權利，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時，他把爭取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聯系在一起。為了保障人權，沈鈞儒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保護和營救愛國人士，倡導和推動冤獄賠償運動，領導民眾抗日救亡運動；他主張全國各黨派團結一致，消除內爭，聯合抗日。1935年12月12日，沈鈞儒和馬相伯、陶行知、鄒韜奮等，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號召，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月28日，他與宋慶齡等發起并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魯迅先生逝世后，沈鈞儒作為治喪委員會委員之一，在覆蓋魯迅靈柩的白布上寫下“民族魂”三個大字。1936年10月22日，他擔任主祭，在魯迅先生葬禮上慷慨陳詞：“像魯迅先生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不但我們人民對他表示尊敬，就是我們政府，也應當敬重他的！他現在雖得不到什么國葬，但今天可說是一個民族的葬儀。”沈鈞儒的一系列活動觸怒當局。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與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是為著名的“七君子”之獄。為了抗日救國，沈鈞儒置個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撓同反動派進行斗爭，堅貞不屈。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黨當局才迫于形勢在1937年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

沈鈞儒的精神世界豐盈飽滿，熱愛人世與自然，善于從生活中汲取詩意，回憶獄中生活時，他曾說：“我在看書寫字外，覺得到處充滿了詩意，有時正在盥洗，趕緊放了毛巾，找紙頭來寫；有時從被窩里起來，開了電燈來寫，想到就寫，抓住就寫，寫出就算。有的竟不像了詩，亦不管它，擇其較像詩的錄在本子上。”他在獄中寫的日記也很有情趣：“我從我們的天井里一二方丈的天空望出去，看見一片片的行云，還有飛鳥，都覺得羨慕，也增加了我心里的愉快與舒適。”他還說：“因為認識了幾個字，一刻離不開筆和紙，好像一離開就不能生活似的，那末，他們從來沒有認識過字的人們該怎么樣？他們是真可憐，他們是從來沒有踏進過這另一世界的門啊。”出獄后，他在南京鼓樓醫院留下了一篇美文《決念》，打頭的文字是這樣的：“黎明睡起，視表才五時，樓窗下視，綠草如茵，幾枝老樹，郁勃得可愛，一股朝爽之氣，撲窗而入。我靜靜地呼吸，欣賞；默念環境，俯仰萬端……”

“堂上一筆朱，階下千滴淚”，是沈鈞儒的名言。作為律師，他對每一樁案件均認真審核，遇冤獄更是反復閱卷查證，務必為受冤屈者昭雪。對無力承擔訴訟費的人，他分文不取，義務辦案，甚至倒貼資金為老百姓打官司，常資助窮苦青年。據他的外孫女沈蘇蘇回憶，新中國成立后，經常有上訪的人攔他的汽車，每逢此類情況，沈鈞儒必下車詢問，盡力解決問題，他這份對人、對事業的真誠，為他贏得了崇高威信，因此人們中間流傳著“截車告狀，有冤申冤，就找沈院長”的說法。

沈鈞儒很關心支持青年人。沈鈞儒三子沈叔羊之子沈寬曾與爺爺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回憶說：“我聽長輩說，相當多的革命進步青年去延安或者去國外勤工儉學，他們來找我爺爺，爺爺就把身上的錢給他們，或者把手表、衣服給他們。這樣的事情他做了很多。”沈鈞儒還熱情支持青年人為國分憂。沈人驊是他長子沈潛的獨生子，后與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結為終身伴侶，鄧穎超第一次見到沈人驊的時候，了解到沈人驊曾經參加抗美援朝，就問他，“我記得兵役法上規定，獨子不當兵，你是獨子嗎？為什么會破例了？”沈人驊回答說，報名參軍前，擔心父母不同意，沒敢跟他們講，而是給爺爺寫了封信，爺爺立即回信支持。這正是沈鈞儒愛國情懷的生動體現。

有記者請教青年修養之道。他特別強調，青年修養的關鍵在讀書：讀書能增進能力，糾正錯誤，幫助反省，解決問題；他推薦青年多讀古今中外名人傳記和理論方面的書籍，以便“安心知止”；他強調讀書時“總要有一個我在”，把整個身心全部浸入到書里面去；倡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旅途中調查風俗，接觸民眾，體察疾苦，增加對現實社會認識，獲得真切學問。

我流連在沈鈞儒紀念館，那“坐看云起時”的假山石，形似太湖石的“雞骨石”等，讓我印象深刻。據說喜歡石頭是朱家七代的傳承。沈鈞儒選石、賞石、藏石，將自己的一個書房命名為“與石居”，并以“吾生尤好石，謂是取其堅”自勉。于右任、李濟深、郭沫若等均為“與石居”題詞，馮玉祥這樣題道：“南方石，北方石，東方石，西方石，各處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經過風吹日曬，雪侵雨蝕，可是個個頑強，無虧其質。今得先生與石為友，點頭相視，如舊相識；且互相祝告，為求國家之獨立自由，我們要硬到底，方能趕走日本強盜。”沈鈞儒與這些大家經常在這里相聚，賞石勵志，以石喻人，同氣相求。沈鈞儒一生的剛正清廉，恰與石頭形成了一種完美的互證關系。

二

近代以來歐風美雨，西學東漸，民智開啟，經典普及，端賴翻譯。而說到現代翻譯，嘉興人朱生豪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在我們國家的土地上，幾乎有書店、有學校、有圖書館的地方就有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此次來到嘉興，我兩次前往朱生豪故居，緬懷這位翻譯大家。朱生豪故居地處南湖區人文薈萃之地梅灣街，距離水利專家汪胡楨故居、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避難處不遠，位于嘉興南湖區禾興南路73號（原南大街東米棚下14號），為一座二層小樓，門口矗立著朱生豪、宋清如雕像，故居一層按時間軸對朱生豪、宋清如生平的展陳細致動人，讓人感慨，在故居后院，是小小的草坪、一間灶房、餐廳，沿狹窄的樓梯上到二層，是復原了的朱生豪夫婦舊時臥房和書房。桌床椅凳，書柜衣櫥，睹物思人，讓人唏噓。這個位置地處梅灣街，梅灣因梅而得名。相傳明萬歷年間，此地曾植梅筑園，故有此街名，又說因街形曲折如梅枝而得名，是嘉興南部鄉鎮進入嘉興城的必經之路。這座朱生豪的出生地和故居，朱生豪一生停留的時間并不多。他在1935年4月30日在寫給宋清如的信中曾這樣描述門前景象：“……街道前有一條小河，常見上城下鄉的船只、桑葉船；去南湖的旅船，載著貨色的大舢板船，也有腳劃船，每天早上便有人喊叫開船了，到朔望燒香或迎神賽會期間，門前擁擠不堪，連店堂里也擠滿了人。”可見他對這里印象之深。

朱生豪原名朱文森，生于浙江嘉興一個沒落商人家庭。朱家之前靠經營為生，一度曾頗具規模，但是到了朱生豪出生時家道已經衰落，所經營的布店、油瓷店和小型襪廠連續虧空，家境不再殷實。朱生豪是朱家盼了許久才盼來的男丁。5歲那年入讀嘉興南門梅灣的開明初小，9歲時以甲等第一名考入嘉興縣立第一高級小學，平時住在大姑媽家，周末和節假日與家人團聚，飽覽家中藏書《聊齋志異》《三國演義》《山海經圖說》《唐詩三百首》等，汲取了豐富營養，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朱生豪10歲時，體弱多病的母親撒手人寰，過了沒幾年，在他12歲時父親又去世。他由寡居的大姑媽撫育，另外兩個弟弟寄養或過繼別家。由于幼年失去怙恃，嘗盡生活辛酸，導致朱生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姑媽幫助下，他插班到秀州中學，正式改名叫朱生豪。在這里，朱生豪的各門成績，尤其是中文和英文取得長足進步。對《新中華國語與國文》《復興初國文》《中國文學小史》《四部備要》，以及英文《新中華》《標準英語閱讀》《準確英語》等的學習，進一步打牢了他的中英文基礎，蘭姆姐弟的《莎氏樂府本事》，以及《哈姆雷特》《裘力斯·凱撒》等原著，使他對莎士比亞產生強烈興趣，拜倫、雪萊、濟慈、華茲華斯、白朗寧、斯溫伯恩等也進入他視野，為他打開了新天地。

就是這樣一個孤僻的人，1929年高中畢業時成績優異，特別是英文好，詩作得好，為一致公認，但他身體瘦弱，體育成績不佳，加之家境苦寒，眼看就要錯失上大學的機會，開明的校長黃式金想盡各種辦法，將朱生豪保送到杭州之江大學深造，且得到全額獎學金。朱生豪在之江大學主修中國文學，兼攻英語，他不負眾望，學業品行很快就讓他脫穎而出。對這位總考第一的學生，亦師亦友的之江大學國文系講師、詞學大家夏承燾評價甚高，他在《天風閣學詞日記》中多次表達對朱生豪的贊賞，比如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記這樣寫道：“閱朱生豪唐詩人短論七則，多前人未發之論，爽利無比。聰明才力，在余師友間，不當以學生視之。其人今年才二十歲，淵默如處子，輕易不發一言。聞英文甚深，之江辦學數十年，恐無此未易之才也。”朱生豪學業優異，但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而是有著心懷天下的志向。“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朱生豪曾擔任校“抗日救國會”文書股負責人，積極參與反日活動。

朱生豪大學四年級時遇到了出身書香門第、很有個性的宋清如。他倆因詩結緣，經常魚雁傳情，以詩會友，互訴衷腸。因國文和英文成績優異，朱生豪大學畢業前就收到上海世界書局聘書，任英文編輯。1935年的上海文化出版界掀起了一個翻譯熱潮，這與魯迅先生應對國民黨“文化圍剿”，提倡“拿來主義”不無關系。魯迅不僅身體力行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還寫了三篇關于莎士比亞的文章，希望林語堂翻譯莎士比亞，未果。朱生豪所在上海世界書局決定翻譯出版莎士比亞全集，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慧眼識珠，推薦他擔此重任，朱生豪欣然應允。當時日本軍國主義步步緊逼，中國尚無中文版莎士比亞譯作，竟被日本人譏笑為文化落后，朱生豪將翻譯莎劇視為一項“民族英雄的事業”，才華終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寫信給宋清如說：“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朱文振）說我將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亞）譯成功以后。因為某國人曾經說中國是無文化的國家，連老莎的譯本都沒有。我這兩天大起勁……”朱生豪以實際行動踐行了“肩上人生的擔負，做一個堅毅的英雄”的誓言。

朱生豪從1936年上半年開始動筆翻譯莎士比亞，他選擇《暴風雨》作為翻譯的第一部莎劇，是看重該劇“其中有的是對于人間的觀照”。后來的“八一三”事變、珍珠港事件，讓他數度失去全部譯稿和搜集的資料。但挫折從未動搖他的意志。他一次次從頭再來，誓要“替近百年來中國翻譯界”完成這項“最艱巨的工程”，以此回應日本侵略者的傲慢。

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的事業，始終有愛侶宋清如的見證與鼓勵。1942年，苦戀十年的情人終成眷屬，老友夏承燾送上婚聯：“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宋清如概括得更精準：“他譯莎、我燒飯。”朱生豪用他短暫的生命翻譯莎士比亞近十載，共譯出莎士比亞悲劇、喜劇、雜劇與史劇31部半，達180萬字之多，當這些朱譯莎翁戲劇1947年世界書局以《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之名首次出版時，國內外譯壇為之震驚。愛國者的本性，使他能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鍥而不舍，詩人的功底和氣質使朱生豪能在莎士比亞的藝術星空里自如翱翔，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我國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為民族爭了氣。

朱生豪成功翻譯莎士比亞同樣得益于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正如黃源先生所說，“朱譯莎劇顯示出譯者具有精深的中國詩詞的修養，他的詩才滲透在漢譯莎劇的字里行間。莎士比亞是偉大的詩人，若沒有相應的詩才，是無法使洋詩中化，恰到好處的。”朱生豪熱愛詩歌，古體詩和新詩創作方面均顯示了他的詩才，在傳統文化方面同樣有很深功底。婚后他在宋清如娘家居住期間，見到不少唐、宋、清名家的詞集、詞選、詞綜、詞律等書，朱生豪就與宋清如在飯后茶余或譯寫的間隙，一起系統翻閱瀏覽這些詞書，將自己喜愛的“唐宋名家詞”選輯起來，特意將岳飛的《滿江紅》這樣膾炙人口的詞也列入其中，由宋清如仔細抄錄，展現了朱生豪對詞的源流、發展和衍變頗為獨到的眼光和見解。

在朱生豪故居門口“詩侶莎魂”雕塑的底座上，刻著朱生豪致宋清如一封未寄出信里的這樣兩句話：“要是我們兩人一同在雨聲里做夢，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聲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這一對伴侶的靈魂是永遠在一起的。宋清如是朱生豪最堅定的支持者同道者，很幸運的是，朱生豪完成譯作的大部分時間都有宋清如參與意見，交世界書局出版時，宋清如認真校對，精益求精，她還以自己精湛的中英文學養，補譯了朱生豪沒有譯完的莎劇，畢生致力于光大朱生豪的愛國精神。1954年，朱生豪所譯《莎士比亞戲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出版社寄來了相當于2萬元的稿費。這一大筆稿費宋清如曾經兩次退還，出版社堅持支付。宋清如接受后，捐了5000元給嘉興市委宣傳部，用于建設有線廣播網，捐了1000元給朱生豪的母校秀州中學，另外買了1.2萬元的經濟建設公債支援國家。一篇題為《宋清如買公債的故事》的報道在《人民日報》刊登后，抗美援朝前線的志愿軍戰士寫信給宋清如，向她的愛國行為致敬。一位叫趙風岐的志愿軍給朱生豪的兒子朱尚剛寄來抗美援朝紀念章，還有一位志愿軍給宋清如寄來了朝鮮三級國旗勛章。

社會上多年流行著一種說法，說朱生豪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翻譯了莎士比亞，二是最會寫情書。首創這個說法的人有意無意曲解了朱生豪。我們在朱生豪故居，既能看到他那些飽蘸生命激情的珍貴翻譯手稿，看到他給宋清如的情書真跡，更能看到發表過大量朱生豪洋溢愛國主義熱情文字的珍稀報刊，一件件實物昭示著：朱生豪首先是偉大的愛國者，他以一己之力為民族解放奔走呼號，將自己的翻譯事業與為民族爭光聯系在一起，他深知民族大義，作為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貫關心國家人民命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鮮明反對“攘外必先安內”和任何形式的茍且偷生。他雖然只是文弱書生，出現在侵略者面前時，卻是一個“金剛怒目”的文化戰士。他主張：“如果人人知道他的國家的不可愛，而努力使她變得可愛起來，那么這國家才有希望。”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使他融入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過去他對屈原的忠誠和陶淵明的超然都十分喜愛，而在國家危亡時刻，則否定了陶淵明在社會矛盾面前的明哲保身，熱情肯定屈原置自身榮辱禍福于不顧的精神，表明“屈原是，陶潛否，思欲叩，天閣訴”的鮮明態度，為抗戰事業吶喊助威。在日偽勢力籠罩的上海“孤島”，在隨時都有被綁架暗殺的恐怖中，他以筆作為武器，與日偽法西斯進行短兵相接的斗爭，以一千多篇旗幟鮮明的時政短論，痛斥侵略者和漢奸走狗，鼓勵民眾團結抗戰，爭取最后勝利。

朱生豪一直秉承的文藝觀，更是其品格和境界的體現。讀讀他早年發表在《青年周報》《秀州鐘》等報刊上的文學評論文章，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主張文學作用于人生的現實主義，反對無病呻吟。如在《論讀書》一文中他說：“中國的詩人中間再沒有比杜甫更親切有味的了，尤其是對于我們這種身受亂離的人。如果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那么現時代是比杜甫的時代更偉大百倍的時代，照理應該有比杜甫更偉大百倍的詩人出來傳達出不單是他個人，同時也是整個民族的呼聲，這樣的人也許會有，我們是在盼望著。”在1938年8月出版的進步文藝期刊《紅茶》第5期上，他一下子就發表6首詩詞，酣暢淋漓地表達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侵略者的憤慨，為抗戰文學留下了一筆珍貴遺產。今年適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乘著微微的細雨，我置身于嘉興南湖的梅灣，回顧朱生豪文化抗戰的業績，再次為中國知識分子博大胸襟所深深觸動。

【梁鴻鷹，曾用名梁紅鷹，筆名文羽。現任《文藝報》總編輯，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