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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下午，由譯林出版社主辦的“文化如何跨越邊界，連接彼此？——《文化的故事：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新書分享會”亮相上海書展。這是本屆上海國際文學周的首場對外活動。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馬丁·普克納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嚴鋒展開深度對談。

在這部面向大眾的文化史讀物中，普克納通過15個文化史關鍵點，呈現人類在拓展生存空間和發現自我時的巨大成就。從玄奘穿越西域的求索之路，到龐貝古城出土的神秘南亞女神像，每個故事都凝結著不同文化間碰撞、矛盾、創新的智慧結晶。

一本書的緣起：在文化爭論中追問 “什么是文化”

活動伊始，普克納分享了這本書的緣起：“五六年前美國文化界的激烈爭論促使我思考：到底什么是文化？它的驅動力何在？這本書正是試圖通過歷史視角，展現人類文明交流的復雜圖景。”《文化的故事》自問世以來便在全球學術界和文化界引發熱烈反響，目前已被翻譯成11種語言，得到《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多家媒體力薦。

嚴鋒熱情地表達了他對《文化的故事》的喜愛，評價這本書“敘事宏大”且“故事具體生動”，普克納教授既展現了文明交流的壯闊全景，又通過古埃及的納芙蒂蒂、月球上的時空膠囊等具體案例，讓抽象的理論變得可觸可感。

“閱讀本書，就像是參加了一場文化的旅行”，嚴鋒特別分享了他在閱讀時的強烈共鳴：一方面，文化需要流通，融合和創造，但這一過程并非理想狀態，其中伴隨很多問題，甚至存在侵占和剝削；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因噎廢食，當今的人文學者需要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推動文明的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鑒。

“后來者”的創造性優勢

嚴鋒指出，普克納在書中提出過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文化發展不是線性的進步過程，而是“保存、損失和恢復”的復雜辯證過程。某些看似破壞性的歷史事件，有時反而成為文化保存的契機；而持續的使用與傳播，也可能導致文化原貌的消逝。

普克納強調，我們不應過分執著于所謂原創性，文化史上的“后來者”也具有獨特的優勢，重要的不是借用的內容，而是如何轉換這些文化元素。比如書中有一章談到尼日利亞文學，在擺脫殖民統治后，尼日利亞作家面臨重建民族文化認同的挑戰。于是，他們立足舊有的傳統故事，巧妙融合西方文學技巧，以此創造出新的民族故事。

嚴鋒從中國經驗出發，進行了補充：“中國文化兼具先行者與后來者的雙重特質。”中國有“四大發明”的輝煌，也有近代的停滯與焦慮。但改革開放后，這種“后來者”處境反而催生了創造性轉化。他指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國文學拼命生長的年代，它受到西方現代派、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開始從邊緣地區尋找文化養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尋根文學”流派。

兩位學者一致認為，在全球化時代，承認“我們都是后來者”，或許能幫助我們更開放地看待文化交融，減少因借用文化而產生的焦慮感和文化不自信。

文化中介者：玄奘與翻譯

在《文化的故事》中，普克納教授還將目光投向了那些常被主流歷史敘事忽略的“文化中介者”，例如西行求法的玄奘，出使中國的圓仁，以及在日本努力理解中國文化遺產的清少納言。這些穿越地理與認知邊界的先行者，盡管帶有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但他們一直尋求與其他文化的相遇、交流，以此挑戰自己的假設和信仰。

“玄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普克納感嘆道。這位唐朝高僧在印度生活16年卻始終未曾丟失中國根脈，他最終選擇返回長安，將余生奉獻給佛經翻譯事業。這種文化忠誠與開放并存的姿態，正是中介者最珍貴的品質。

在熱烈的對談中，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和中國的文學教授分享了諸多有趣的“文化的故事”。比如在意大利語中，“翻譯家”和“叛徒”的發音驚人地相近。這一語言巧合深刻折射出文化中介者長期面臨的尷尬處境，事實上，像玄奘這樣青史留名的翻譯家鳳毛麟角，更多翻譯工作者在歷史中默默無聞，甚至還要承受“文化背叛者”的污名。普克納希望借助《文化的故事》，呼吁讀者更多地關注這類角色以及他們貢獻的精神文化遺產。

精彩的分享也引發了現場讀者的熱烈反饋。在提問環節，有讀者提出，傳統觀點常將文學比作反映作者自我的鏡子。對此，普克納給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喻，他將文學比作“漏海綿”，既吸收著社會、政治、經濟等外部養分，又在創作過程中不斷滲出獨特的個人表達。嚴鋒對此深表贊同：“這個意象表明，即便是自我表達，也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持續對話。”

這場一個多小時的思想盛宴，最終在這個充滿哲思的文學比喻中圓滿落幕。據悉，馬丁·普克納教授還將在上海國際文學周期間，圍繞“譯、傳承、超越：文化的故事”和“面向未來的圖書館”兩大主題，繼續展開文化交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