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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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聽說我的母舅蔣宗德家在上海，也是個革命者，是個共產黨員。于是，我給上海公安局寫信，找我的舅舅。

上海公安局回信，說上海沒有這個人，但他們內部有個警察認識我舅舅，說他去了青島市丹東路人民銀行工作，可以試一試。

我又急急忙忙寫信到山東青島，然后就等待。

一個多月后，回信了——天哪，真是我舅舅，我的舅舅蔣宗德給我回信了！他確實是革命者，新中國成立后在上海工作過，然后轉業調動到山東青島一家銀行。信中還詳細地告知了我（們）他的地址。

我也回信告訴他，你的另外三個外甥（女）已經不在人間，我被領養后改了姓名，在村里當支書，妻子已經生了兩個女兒，還有一個也即將臨盆了。

舅舅回信既悲傷又高興，說他一直掛念著我（們）。再次回信的時候，還寄了錢過來，說是給即將出世的孩子的見面禮。

終于有親人的消息了，我欣喜若狂，原來在這世上，還有牽掛著我的人。

我們持續通信了兩年，他告訴我，他有一個女兒，叫蔣曼清。我們憧憬著有一天，和舅舅，以及我的妹妹見面。我特別期待見到她，她有名字，我又當哥哥了。

從我家到青島丹東路，大概兩千多里，我得等待時機，我一直期待著這場見面。

我先輾轉去了毗鄰溫州，尋找臺聯登記過的族親胡睦臣少將的家屬，很幸運，我很快就找到了胡睦臣叔叔滯留在溫州的家眷——他的妻子和兒子。

胡睦臣的兒子叫胡敬倫，和我輩分一樣，比我大好幾歲。他的母親胡家嬸嬸說道：“一九四七年，你父親退役，是從四川經過武漢回來，帶著兩個哥哥和已有身孕的你母親，到了溫州。他們在我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就挑著擔子先到瑞安，坐船從飛云江前往西面的泰順，準備從那里取直道回家。”

來溫州尋找父親信息之前，我已經寫信給黃埔同學會，他們給了我一張父親黃埔軍校入學照，上面寫著——胡睦修，年二十四，字同獻，浙江慶元人，通信：泰順縣城內劉允昌號轉。

軍校學員籍貫通訊地址不是我們麗水慶元，為什么會在更遠的溫州泰順，我到現在也沒問明白，也不清楚。

我后來還是從堂叔胡友瑯給我寫的信，以及后來又收入村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大致明白了來龍去脈。父親處州中學（浙江省立第十一師范學校，今麗水中學）畢業后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時，我祖父在景寧沙灣給我父親訂過一門親事，女子是畬族人。而我父親見同學邱清泉大學沒畢業就去廣州投考了黃埔軍校第二期，便也想步同學后塵。但祖父以他在景寧定了親為由，拒絕提供路費，而且要求我父親回鄉教書成親。我父親在上海沒有生活費，急火攻心便退學回鄉，與父親發生矛盾后一個人走路去了景寧退親。后到了泰順剛好碰見胡友瑯的父親，正從溫州做生意取山路直道返回慶元。

胡友瑯說，他爸爸不僅知道我父親在景寧成功退親，因為沒有誤了人家女子終身，還從“親家”那里借了一百塊定親大洋做南下投考軍校的費用；同時還加上向他父親借了一百元大洋，回到村里的時候我祖父也把錢還給他了。

胡友瑯還說，我父親一九四七年退役后回鄉第一件事就是去感謝他的父親。后來第二年，他子承父業去溫州做生意，向我父親要了一張名片以防不測。父親的名片上印著“一百軍少將高參兼浙西兵役顧問”。

后來，這張名片果然在離家四百里的溫州瑞安縣飛云江渡口用上了。在他過渡口的時候，本地有些穿黃軍裝的士兵攔下他要“敲竹杠”。二十二歲的他血氣方剛，與士兵大吵后被拉到渡口的團部關押。其間有一個軍官過來巡查的時候，胡友瑯拿出父親名片說要去投訴。那個軍官一看名片，立刻恭敬了起來，放人的同時，還把那個抓他的士兵拉進來讓他打了兩個耳光解氣……

我只能從這些只言片語中尋找父親的蹤跡。

父親拜別胡睦臣一家，帶著我們經過泰順，拜會了昔日的朋友。因為這里離家還有一百多里路，要翻越上幾十個山頭和多個隘口。浙閩間的洞宮山山脈奇峰險峻，為了照顧有身孕的母親，他雇了一頂轎子給母親；另外雇了兩個挑夫幫忙挑四只皮箱，自己則挑著籮筐，一頭裝著二哥，一頭裝著我。

我才兩歲多，不知道在父親晃晃悠悠的扁擔下，越過山梁，清風吹來的時候，是否會露出沒有長牙的嘴，朝他微笑呢？

過了泰順司前鎮，前方就是與福建壽寧交界的古隘口——黃陽隘，隘口是明朝嘉靖年間設定的防倭關口，并設有浙閩界碑。荒廢后常有山匪、殘兵在此劫道，到了山底，挑夫和轎夫就停滯不前，要等有人結伙才肯走。

父親見狀，就叫他們原地等待，自己則只身一人走到隘口，只見那里靜悄悄的一片，并無異樣。但職業軍人出身的父親還是對著山梁上用普通話和蠻講語大喊：上面的兄弟，你們是哪里的，我不是貪官，我打完日本人，攜帶妻兒老小路過寶地，并無“黃魚”和“光洋”，你們如若不嫌棄，請下山來抽一支煙。

說罷，只見灌木叢里陸續探出幾個頭來，遲疑地走向隘口。他們雖然目露兇光，但見父親大義凜然的神態。接了幾支煙抽完后，便揮揮手讓我們一家走了。

經過這個隘口，下山走幾座廊橋和十幾里山路后，就進入福建地界，父親在福建壽寧坑底鄉姐姐家住了兩夜后，帶著我們進入浙江境內。

父親離家二十余載，終于帶著我們回家了，浙閩間延綿洞宮山脈、峽谷、河流，父親從這里走出去，也從這里走了回來。

……

有人告訴我，父親曾在衡陽保衛戰中身負重傷，縣檔案館中有記載這個事情，你去看看。我到了檔案館后復印了一份，上面寫著：“榮員胡睦修，在衡陽抗戰中身負重傷，享受年撫恤金四萬元，由上校團長晉升一級……”從數目上來說，這四萬元相當于現在的五百元人民幣。而且，在國民政府節節敗退，自顧不暇的時候，財政早已入不敷出，哪里還領得到錢。

……

我有時候想，父親如果像我這樣，做個老農也好呀。我當了二十三年的村書記，最后是一家家去求人家不要再選舉我，我現在拖著幼時凍壞、風濕的雙腿，在家頤養天年，看著兒孫長大，多好呀。

可惜人只能活一次。

父親參加過的戰役很多，我在家鄉慶元只找到這份父親傷員撫恤單復印件，知道父親在衡陽保衛戰中受傷后，我又嘗試著找人給衡陽有關部門寫信。

我還去了南京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但那個檔案館太大了，浩瀚的史海中，我一無所獲。我還給臺灣政策辦公室也寫了信，然后又是漫長的等待。

有消息了，湖南衡陽人很好，他們很快給我回了信，并查到父親的參戰部隊和參戰事跡，好人李岳平還給我寄了一本他主編的《衡陽抗戰鑄名城》，一共八百六十九頁，一百六十八萬字。

衡陽保衛戰！那一場名垂千古的戰役，每一個字都含著將士的鮮血。

我戴上老花鏡，細細地在書中尋找父親在湖南的戰斗事跡。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侵華日軍為牽制中國軍隊對滇緬的反攻，集結兵力進攻第六戰區和第九戰區，常德會戰至此爆發。

常德會戰中彭士量、孫明謹、柴新意、許國璋四名將軍殉國，團、營、連及以下的軍官更是傷亡慘重。慈利戰役中，許國璋少將率領一五〇師在沅江左岸抵抗傾巢而出的日軍一一六師團。

不到半天，我方便損失慘重，眼見即將丟失陣地，許師長親率四五〇團殘部上陣拼殺，重傷昏迷被部下抬上船渡江。醒來后悲憤交加，在擔架上訓斥左右怎可拋下部隊逃生，說罷便搶槍自戕殉國。

許師長乃真漢子也！

王司令電令一六二師副師長趙壁光上校接任代理師長，率領殘部退至沅江右岸整理后繼續戰斗。

戰爭中就是這樣，上至將軍，下至士兵，前仆后繼。在桃源戰役中，一百軍六十三師一八九團河南籍團長陶紹唐中彈身亡。在一百軍軍部工作的父親再次補任上校團長率部作戰。彼時，頂頭上司趙錫田少將師長正是他黃埔四期的同學。

父親在十二月三日率部收復桃源，一八九團共殲滅敵人六百余人。

整個常德會戰，中方以傷亡六萬余人的代價獲得戰略上的勝利，常德守城戰八千將士對壘日軍三萬惡兵，更是被譽為“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至今被人銘記。

更大的考驗接踵而來，一九四四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為了扭轉戰局和打通陸地交通線，防止美軍的B29遠程轟炸機在桂林、柳州等地設定基地，日軍調集五十一萬人、十萬匹軍馬、一千五百門大炮、八百輛坦克和海空軍，實施“一號作戰”。

這是日軍侵華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進攻。

日軍相繼進攻河南、湖南和廣西等省，四月鄭州淪陷，五月許昌和洛陽失陷；六月，經歷過數次大戰的湖南省會長沙再次被日軍攻陷。接著日軍又屯兵十萬，向衡陽城形成推進并合圍，意在短時間之內攻奪城池。

衡陽在當時與昆明、重慶并列為中國三大內陸城市，商賈云集，稅收豐厚，大大支援了全國抗戰；且衡陽地處鐵路交會點，是西南方向的軍事咽喉。日軍欲奪取重鎮后打通滇緬戰場的意圖。

歷經多年抗戰的衡陽軍民怎會甘心重鎮就此落入敵手？守城軍民與外圍救援部隊同仇敵愾，開始了一場震驚世界戰爭史的城市保衛戰。

……

六月二十二日開始，日軍開始轟炸衡陽并投擲燃燒彈，很快，湘江兩岸燃起大火；六月二十三日開始，敵軍三面包抄，以多攻少進犯衡陽城，在飛機大炮的猛攻下，日軍節節逼近，我方軍民持續抵抗；二十八日，敵軍實現四面合圍，發動總攻，守軍則在民眾協助下，在工事中頑強抵抗，擊斃敵軍兩千余人；預備十師二十八團迫擊炮連長白天霖，還相機指揮部隊擊傷了敵軍中將師團長佐久間為人，這直接導致敵六十八師團戰斗力暫時癱瘓。

敵人感到惶恐：“衡陽城守軍如此勇猛？”

日軍同時還向衡陽火車站重要陣地張家山發動攻擊。中日雙方的士兵都殺紅了眼，日軍懷著必得的信心，踩著尸體一波又一波沖上陣地；中國軍隊毫不示弱，輪番上陣搶回陣地。在傷亡重大情況下，身為師長的葛先才，甚至帶著工兵連和搜索連沖擊山峰，與敵軍開展肉搏戰，且專找身材高大的日軍火拼，眼見日軍一個個倒在他的身下，參戰官兵在四十分鐘就將突襲的日軍全部殲滅。

走上張家山時，葛先才脫衣擦汗，見戰友遍地尸骸，又用衣服拭去淚水……眾人見狀，無不動容——葛師長，壯哉，真乃黃埔四期之驕傲！

日軍第一次總攻，付出了傷亡一萬六千人的代價；守城的中國軍人傷亡四千人，衡陽保衛戰也到了最激烈的時刻。

七月十一日，喪心病狂的日軍向衡陽城投下巨量炸彈和毒氣彈，衡陽城瞬間變成了人間煉獄，日軍步兵隨后推進，妄圖一舉攻破城池。隨后多日，我方軍民在重大傷亡下依舊士氣旺盛，在陣地內對來犯的日軍實施反擊，雙方在尸體上進行拉鋸戰。我方工兵連傷兵昏迷后醒來，拉響手榴彈與搶占陣地之敵同歸于盡……

是役，葛先才少將與黑瀨平一大佐較量中，中方損失七個建制連隊，日軍攻擊部隊一三三聯隊三千人只剩下二百五十人，陣前尸骸盈崗，樹倒土掀，殷紅的液體肆意地浸染著大地，土壤直至飽和不能再吸進一滴水……

戰斗一直持續，日軍先后發動多次總攻，但均被守軍一一擊退。與此同時，外圍馳援部隊也八方聚攏，救援衡陽城守軍，而敵寇也不斷往衡陽增兵，雙方層層疊疊，犬牙交錯，互至對方縱深。

戰區指揮命令參戰部隊在衡陽城外圍，對攻城、四向增兵的日軍雙向發起攻擊。但我方由于作戰密碼被日軍破譯，參與衡陽外圍的解救部隊被日軍有效攔截，傷亡重大，長時間無法突破日軍層層包圍圈。

七月二十日，持續戰斗的六十三師所部與戰區指揮部失去聯系。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才知道父親所在的一八九團，協同全師向衡陽北面的樟木市主動發起攻擊。在戰斗中，父親在離開指揮所與戰士一同拼殺，被敵軍擊中受傷，所部官兵陣亡五百多人。

七月二十七日，王耀武司令向重慶侍從室主任林蔚致密電：“5895，戰報：一百軍六十三師，拂曉對來犯之敵反復沖擊，斃敵三百余人，敵遺尸六十余……敵不支，回竄。我乘勝向望城坳猛攻中，是役，我一八九團團長胡睦修負重傷，士兵傷亡三百七十余，俘獲敵軍曹井上哲男一名，繳獲步槍七支及炮彈等軍用品甚多……”

這是戰報的一則簡訊，我不知道當天發生了什么。直到今天，從老兵志愿者走訪的幸存一八九團老兵口里，才知道父親和他們的部隊，經歷了什么。

那些曾經和我父親朝夕相處、后來被國家授予勛章的老兵，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但是他們也是我的親人，我會記住他們，并記錄他們所講下的話：

浙江甌海老兵陳長法（1919—2019）回憶：“胡團長是黃埔軍校的老師，很有文化，對我們士兵很好。我打的是馬克沁機槍，在湖南樟木的時候，團長指揮我們向我們反撲的日軍射擊，我腰部被日軍流彈射中，倒地時候扭頭見團長躺地上口吐鮮血，我以為他死了……”

浙江泰順老兵王友弓（1924—2017）回憶：“我們在戰斗中打壞了日軍兩艘汽艇，還俘獲了一名軍曹……胡團長是個好長官，戰爭結束后，組織我們幫湖南百姓修建家園。”

浙江平陽縣吳有柏（1921—2016）回憶：“我是吹號兵，胡團長命令我吹響進攻號，自己卻倒下了。”

江蘇溧陽籍少尉軍需孫和生（1925—2019）回憶：“我是軍需官，和胡長官朝夕相處，他有文化，打仗勇猛得很，后來，見過他的大兒子毛毛（小名），可聰明了……”

孫和生叔叔的回憶，是我第一次聽到關于我哥哥年幼時的信息。

父親隨即被送到野戰醫院搶救，得了一命，一周后拖著病體，隨部前進。

八月一日，父親所部六十三師一八九團，在衡陽北面國清寺一帶負責掩護前方攻擊部隊，防止敵軍從北面偷襲，其間與百余名日寇遭遇，副團長受重傷，我軍與敵戰至暗夜。

八月二日，日軍部隊增兵一千余人，馬匹三百從國清南下，我軍為解后側背威脅，命令九十師二九四團，由江柏堰向北協力一八九團阻擊該敵，同時參戰的，也還有一九四師的官兵。我軍與敵接觸后，便主動發起攻擊。參戰部隊擊斃敵十一軍直屬重炮聯隊中尉貝塚榮總治以下官兵百余名，繳獲文件無數。

但在長達六十余里的戰線上，持續多日的戰斗，我方部分守軍彈藥匱乏，士兵營養不良，后續攻擊乏力，難以突破敵方陣線，為此，參戰未能有大的進展前往救援衡陽，所部受到戰區指揮官嚴令訓斥。

衡陽保衛戰生死攸關之際，父親再次披掛上陣。八月四日，王耀武向重慶侍從室主任林蔚致密電：“4355，戰報：……趙錫田師胡睦修團，正面猛攻江柏堰南竄之敵，王團一部向神寧山之敵攻擊，正戰斗中，所部均有斬獲。”

八月五日，王耀武再次向重慶軍令部徐永昌等致密電：“4355，戰報：趙師胡團持續攻擊106.6高地，從巳時（9—11）到申時（15—17），敵四五百數度向我雞窩山陣地攻擊，均被擊退，斃敵一百余名。是役，我方陣亡連長馬如龍及所在官兵六十八人……”

我不斷地從每一條戰報信息中尋找父親的影子，每一條信息，每一個字，都含著那個時代日寇鐵蹄聲音，但那嘈雜聲中，中國軍人不畏犧牲、勇赴國難鏗鏘之聲，也愈發清晰。

八月四日至七日，日軍向衡陽城發射四萬余枚炸彈，城內即刻變成廢墟，整個城池只有五幢房子完整，守軍餓殍遍地。溫州樂清倪學明（1920—2019）老兵口述，我軍戰俘被集中起來，沒有受傷的就去勞動，有些戰友不想勞動就讓自己受點小傷，結果讓日本人殺掉了。倪老逃出后參加了七十四軍五十一師，衡陽城在統帥部下令堅守七到十天即完成任務的情況下，足足堅守了四十七天之久。

衡陽保衛戰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戰役，是唯一一次日軍傷亡數大于我方的大戰役，中國軍民用極其悲壯、慘烈的方式，贏得了國際贊譽。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高度評價：“堅守衡陽的守軍是英勇的，衡陽人民付出了重大犧牲。”衡陽也成為抗戰名城，這一切的贊譽，都是無數將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而我的父親，在一次次的解圍戰斗中，也詮釋了一名軍人的鐵血。

嗣后，王耀武將軍在向重慶發送戰役總結特地注明：“……六十三師作戰英勇，入伍生四期胡睦修團長負傷……”不久后，一八九團由李靈運接任團長，師長趙錫田升任副軍長，父親則在回成都家中短暫探親休養后，回部隊任一百軍軍部高參。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日軍為爭奪芷江空軍基地，再次發起戰役，史稱“湘西會戰”，父親再次指揮部隊參戰。這是中日雙方最后一次在正面戰場上的大會戰，最終以我方殲敵三萬，挫傷日軍士氣告終。

此戰后幾個月，日本人就投降了，軍民一陣歡騰。父親曾命令部下，在洞口協助民眾修復家園。

“呀……那天！胡長官來到我們部隊，與我們燒起篝火，大家圍著火堆邊唱歌，終于不用打仗了……”時任一八九團機槍手的王友弓，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二日，對著前來的志愿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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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原載《作家》2025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