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5上海書展，全國名家作者云集現場，為讀者奉上一場場書香馥郁的精神盛宴。今天，本報讀書副刊特邀陳平原、陳正宏、蘇智良、戴從容等名家撰文，為讀者朋友們介紹他們帶到書展現場的最新著作,或展示AI新技術時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前沿思考，或闡釋中外經典研究中的學術新見，或詳述可歌可泣的歷史風云與當代回響，思考深入、視角獨特，相信會給讀者帶來啟發。 ——編者

陳平原：我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

從25年前撰《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學術界》2000年第5期），到前兩年多次演講《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讀書》2024年第1期），再到今年元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戰的準備》，我逐漸意識到，以閱讀/思考/寫作為主業的人文學，正面臨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帶來的嚴峻挑戰。而迫使我暫時擱置眾多手頭雜務，正面迎接此挑戰的機緣，則是今年春節期間DeepSeek的橫空出世。

有感而發的《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在2025年2月12日《中華讀書報》整版刊出，引起北大校方的高度重視，于是有了與北大出版社合作，主編一冊專題文集的設想。2月26日發出約稿函，最初約定4月10日截稿，后推遲到4月底。約稿函說明文集的編寫宗旨及技術指標，且附錄《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一文供參考，朋友們很清楚能不能應承，以及如何撰文。因此，整個組稿工作很順利。發出約稿函45份，最后成文33篇，這已經非常了不起。即便最后爽約的朋友，也大都表示會持續關注此話題。

這是個全新的課題，誰也沒有絕對把握。一開始我就表態，尊重每位作者的立場，文章不強求一律。除了統一體例，改動個別用詞及史料，所有文章基本保持原樣。我的任務是審閱文稿，將其分門別類，斟酌各輯標題，并撰寫序言。所謂“四重奏”的說法，是編書過程中突然冒出來的；但一開始征稿，確實就有意識地往各個方向發展。最后編成第一輯“AI與人類命運”，第二輯“AI與詩文寫作”，第三輯“AI與人文教育”，第四輯“AI與課堂教學”，如此兼及“道”與“技”，高低搭配，錯落有致，自認為很理想。

北京大學出版社不負眾望，8月初便推出印制精美的《AI時代的文學教育》，封底是以下三段話：

從ChatGPT橫空出世，到DeepSeek震驚全球，短短幾年間，人工智能從一個高深的專業領域，變成一個狂歡的全民話題。從政府到民間到學界，各行各業，無論持何種政治/文化立場，此刻或日后，都將受其深刻影響。作為大學教授，尤其是人文學者，對此自然格外敏感。

世界史上，每次特別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伴隨一定的價值重組、社會動蕩，以及知識結構的變遷。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蕩期過去了，回頭看，今天的好多想法與論述，很可能顯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實存在的人類尋路的迷茫、痛苦與掙扎，值得尊重與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與表達，都當作如是觀。

考慮到巨大的沖擊仍在進行中，離達成社會基本共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我們的杯子又如此的小，遂決定量力而行，僅僅聚焦大學里的“文學教育”。這個題目內含對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研究的深刻反省，以及對于文學教育的宗旨與目標、課程設置與教學方式、論文要求與學術倫理等的重新思考。

此乃摘錄我的約稿函，因言簡意賅，傳播效果不錯，出版社于是將其作為“廣告詞”，我也樂觀其成。

全書收錄征文33篇，加上我自己的四則；作者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旁及外國文學、民族/民間文學、數字人文等。說“老中青三結合”，那是開玩笑的，但約稿時確實注重見多識廣的名教授，也包括入職不久的青年教師，還兼顧國內外不同大學。因為，年齡及位置不同，面臨的難題以及思考的方向自然有異，都值得認真傾聽。

最后一個問題：為什么不把題目定得更宏大些，那樣約稿范圍更廣，讀者也可能更多。除了我本人的閱讀視野及交際能力，更因此書的自我限定——與其不著邊際地高談闊論，不如追求把控得住，有真切體會，能把事情大致說清楚。另外，“閱讀與寫作”，此話題涉及面其實很廣，在整個人文學領域都很有代表性，讀者完全可以舉一反三。

在收入本書的《人文學者：怎樣與AI共舞》（《中華讀書報》2025年3月19日）中，我曾提及：“我理解的‘與AI共舞’，是在承認危機、適應變化的同時，堅守人文精神，保有人類的尊嚴與價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乃我輩長期努力的方向，也是注定必須經歷的磨難。不要驚慌失措，可也別以為可以輕易獲勝，依我淺見，這回的變革，比前面提及的引進索引或使用數據庫要深刻得多。作為個體的研究者，幾乎沒有萬全之計，確實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到哪里算哪里。”

沒人指望一本小書能解決如此重大的時代課題，但如魯迅所言，“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一點，我以為我們做到了。

2025年8月1日于赤峰旅次

陳正宏：《史記》最初是一部獨立的著作嗎？

——關于《眾生：〈史記〉的列傳》編寫的一點思索

《史記》的七十列傳，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寫先秦諸子的幾篇，很明顯是就著當時能看到的各家子書來寫的，所以《左傳》雖有不少諸子故事，《史記》列傳卻很少引用，徐建委教授稱之為“因書立傳”。這一現象，結合司馬遷父子先后擔任太史令的事實，引發我們的一點推測，就是不光是先秦諸子的那幾篇傳，也許七十列傳的大部分，都是“因書立傳”，只是這其中的“書”，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較狹隘的已成一部書的“書”，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用文字書寫的個人或特定群體的文獻，包括之前的家族譜錄、個人傳記、官員檔案等等。

太史令的職責，是主管天文歷法。但西漢前期的文獻收藏現實，是“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所以擔任過西漢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馬談，一定有文獻分類整理的經驗。司馬遷承乃父司馬談的遺愿，“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雖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寫了一部劃時代的巨著，但在具體工作過程中，對于職掌文獻的分類整理意識，一定也會滲透其中。因此，值得討論的問題是：是否有一種可能，將各類有關個人和群體的歷史文獻和現實檔案，都能較好地安放在合適位置的分類法，在那個時代，就是《史記》的五體，尤其是其中直接涉及人的史料的三體：本紀、世家、列傳。表是《史記》的骨架，可能是司馬遷最先編寫成的。而書，從目前留存的實況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創制——書寫人類活動的制度史。

司馬遷應該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漢相爭等一系列大的嚴酷的戰爭對于文獻尤其是個人文獻的系統性摧毀，才把《史記》130篇里超過一半的篇幅，都給了以寫個人和群體為主的列傳。具體而言，每一篇列傳涉及的內容，背后都有一個、一組或一群的相應文獻在支撐著它們。司馬遷是用這個方法，使得經過秦火之后非常難得的中國的各類名人史料，得以有一個富于邏輯和歷史時間序列的安排。此外，雖然七十列傳的數字決不是隨意選擇的結果，而應該與秦漢時代多以“七十”表示“極限的多”有關，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存在如下的情形，即司馬遷當時能看到的歷史文獻中，關于個人和特定群體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

太初元年（前104）頒布《太初歷》之前，精通天文學的太史令司馬遷曾一度被邊緣化。那段時間他應該沒有閑著，兼管圖書檔案，令他把本職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結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際，客觀上為中國未來的文獻學做了雖極為初步卻十分重要的開拓工作。可以說，西漢后期的蘭臺秘府收藏格局，其實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打下基礎的；劉向劉歆父子的古典目錄學名著《別錄》《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說毫無太史公的功勞。

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史記》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獨立的著作。《史記》130篇文字與其背后所支撐的文獻組群，兩者的結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當年的太史公最值得驕傲的名山事業。

那么，《史記》是何時成為一部獨立的著作的呢？

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馬遷因此下獄受腐刑后，“含糞土之中而不辭”，背負屈辱依然要從事的，應該主要不再是論次金匱石室之書那么表面事務性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業，那樣堅毅的目標，此時被一種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臺。另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馬遷被提拔為中書令，職責范圍的變化，客觀上也使他可以對個人著述有一種更為純粹的期待。

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史記·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就有了特別的意味。“副在京師”的“副”，表面上是跟“藏之名山”的正本相對的副本，但同時也隱含著另一個層次上的“副”：那個副本，是跟京師太史令職守的檔案圖書密切關聯著的，客觀上可以為經過排比的文獻組群作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過來，脫離了京師文獻指引功能，具有獨立意識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之作。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個“藏之名山”之本，具體的繼承者，是聞名后世的司馬遷外孫楊惲。一如其外祖的聰慧、耿直，楊惲最后也沒有逃脫帝制皇權的魔掌。雖然《史記》在楊惲生前已經“宣布”，基本的架構和大部分內容都流傳至今，但隨著楊惲的被腰斬，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記》里保留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今上本紀》原稿），以及司馬遷晚年可能對《史記》所作的增飾，已永遠地消失在了漫漫歷史長夜里。

蘇智良：一曲人道主義的贊歌

公元1937年11月初，百萬軍隊大戰的淞滬會戰已接近尾聲。而十萬難民擁擠在上海民國路（今人民路）上，孤兒慘叫，老婦哭泣，他們期待趕快進入法租界，但鐵門緊閉著。

這時，一位法國人挺身而出，說服中日兩方同意，在方浜路、民國路之間設立南市難民安全區。這個中立的安全區一直延續到1940年6月，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這位法國人被稱為“難民之父”“中國之友”，還被難民們譽為“洋城隍”。

在南京的德國人拉貝受此啟發，擬籌南京國際安全區，并請這位法國人予以幫助。德國投降后，這位法國人趕到柏林，去救助曾經是敵國的德國的難民，他的名言是：“我將為不幸的人，盡最后的力量！”由于過度疲勞，1946年這位法國人長眠在柏林，他堪稱一位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者，以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

二戰時期的上海南市安全區，被視為人類迄今為止最出色的戰時難民安全區，得到國際紅十字會的極大關注，他們不斷派員來上海考察，了解安全區的理念、運作機制。這個“上海模式”推廣到南京、漢口、廣州，乃至法國、德國。在此基礎上，1949年國際人道法——《日內瓦第四公約》誕生。現在該公約的簽字國已達196個，戰時保護平民成為共識，從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這位了不起的法國人，就是饒家駒。

當20多年前，我剛知曉上海安全區的梗概時，就異常的激動：在上海這個“魔都”，饒家駒有著怎樣的魔力，在中日激戰之中，促成了這個安全區的誕生。而且自始至終，中日雙方從來沒有坐下來面對面商議過，完全靠著這個法國人——而且是“獨臂神父”的饒家駒，穿針引線，折沖樽俎，憑借著三寸不爛之舌，讓敵酋松井石根信守承諾。要知道在南京，日軍完全無視國際安全區的存在而肆意妄為。

實際上，在當年，作為多個慈善組織的負責人、萬國商團隨軍神父的饒家駒，其知名度要比南京的拉貝高很多。但時隔數十年后，人們對于饒家駒的了解，卻大多是從《拉貝日記》中獲得的——拉貝曾在他的日記中十多次提到了饒家駒。

我們希望恢復歷史原來的樣貌。

為了探尋安全區的奧秘和肌理，2013年，我約研究生王海鷗從事調查，并尋找各種史料。她和陳斌等同學一起，找到十位當年的難民。接著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金亞也主動加入，在早新聞發布“尋找饒家駒”的廣告，我們一起去拜訪了98歲的周克前輩，戰時他的身份就是中共江蘇省委難民委員會主任，金亞完成新的聲音作品《拯救歷史的記憶——南市安全區的故事》。在上海音像資料館主任汪珉的積極推動下，SMG拍攝了紀錄片。

我和王海鷗的新著《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講述了這個激動人心又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書通過深入挖掘國內外檔案、親歷者口述、歷史文獻等珍貴資料，以及不少稀見的圖片，全面還原饒家駒的傳奇一生，生動描繪他在上海南市安全區中的博愛、堅韌、獨創與責任心。

我還要強調，南市難民安全區成功的奧秘，還有上海的博愛和城市精神。這座城市始終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在至暗時刻點亮人性的光輝。

作為一個國際都市，上海資訊媒體發達，世界矚目。饒家駒組建的國際團隊包容各國人士。當日軍將進入安全區抓捕難民包括婦女時，饒家駒敦請在華國際機構和人士出面干涉，迫使日軍后撤。作為中國慈善事業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各中外慈善團體通力合作，促成了安全區。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的顏惠慶親自出任中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委員長推動安全區的運作，另一位擔任過國務總理的許世英出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會長，與得力助手趙樸初一道積極援助難民，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主持難民教育。1939年5月“煙畫大王”馮孫眉舉辦“古今柬帖展覽會”為難民區籌款，饒家駒出席剪彩并致辭，謝晉元、虞洽卿、梅蘭芳、黃金榮等各方名人也到場贊助。

一批共產黨人參與難民救助。中共江蘇省委文委副書記曹荻秋親身參與難民救助工作（后任上海市市長）。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陳國棟也參與難民的救助（后任上海市委書記）。中國公學學生韓念龍經常參加救亡宣傳，啟發難民的覺悟，后來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地下黨員劉述周也參與難民工作，后來擔任上海市副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江灣勞動大學學生彭柏山協助難民到達蘇北，加入新四軍，后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吳大琨曾任全國救國會宣傳部總干事，也在安全區活動，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江蘇省委難委會主任周克后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組織部長。在饒家駒的合作下，數千難民坐船離滬，投奔新四軍。正是各方的合力，建成了史上最出色的難民安全區。

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刻，在世界某些地方戰火再燃的當下，我們需要學習饒家駒的博愛主義、奉獻精神、慈悲情懷的高尚人格，超越國家、種族、宗教等等，天下一家，勇于擔當，捍衛和平。

饒家駒安全區的故事成為中國與世界共同抗擊侵略者、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生動案例。2018年，一座南市難民安全區的紀念碑已矗立在城隍廟的山門旁，饒家駒的雕像已在淞滬抗戰紀念館展覽中。我還期待能早日建成南市安全區的紀念館，有電影人拍攝一部故事片。總之，《饒家駒：被遺忘的英雄》你不應錯過。

戴從容 ：《芬尼根的守靈夜》的語言萬花筒

《芬尼根的守靈夜》是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最后一部作品，用喬伊斯自己的話說，創作完《芬尼根的守靈夜》，除了等死，他已經沒有其他事情要做了。可見喬伊斯對這部作品非常滿意，認為寫盡了文學所能寫的一切，也達到了他的創作巔峰。

由于書中大量充斥著喬伊斯自己制造的詞語，《芬尼根的守靈夜》一度被認為是不可讀的天書。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談起這本書，引用這本書。不僅專業的研究者如此，通俗文學的作者同樣如此，比如美國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在他的科幻小說《事關良心》中就讓主人公桑切斯神父不但熟悉《芬尼根的守靈夜》，而且“解決了書中提出的道德難題”。

后現代理論家伊哈布·哈桑在他定義后現代的名著《后現代轉向：后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中把《芬尼根的守靈夜》專門地、也是唯一地列為一章來分析，指出了《芬尼根的守靈夜》的很多后現代特點，使得《芬尼根的守靈夜》成為后現代文學的鼻祖。用伊哈布·哈桑的話說：“‘倘若沒有它那神秘的、幻覺式的閃光在每一頁中的每一個地方滑過……’后現代作家們就完全可能和他們的前人毫無差別，而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正因為《芬尼根的守靈夜》中的后現代特點，使得這本在1939年出版的書直到當代才被越來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芬尼根的守靈夜》是喬伊斯繼《尤利西斯》之后文學思想和藝術手法的再一次本質性飛躍。這既是喬伊斯對自己過去創作的一次超越，也是對當時文學的一次超越，是從美學到觀念的一次重大轉變。在書中喬伊斯放入了愛爾蘭勇士芬·麥克爾的傳說、中世紀亞瑟王傳奇中特里絲丹和伊瑟的故事、基督教文獻中圣帕特里克的故事、圣凱文的故事，還有其他愛爾蘭神話和傳說、中國的歷史風俗、埃及和印度的神話、穆斯林國家的典籍等不同民族的歷史傳統，還放入了從莎士比亞到斯威夫特到葉芝等從古至今一大批作家構成的文學史，放入政治、經濟、物理、數學、音樂、繪畫等各類知識。因此按照喬伊斯的說法，他是在用《芬尼根的守靈夜》寫一部世界史。

什么樣的語言才能在如此有限的字數中容納從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從宏觀到微觀的世界文化？那就是《芬尼根的守靈夜》的語言。《芬尼根的守靈夜》的語言其實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語言，是世界歷史的語言，這個語言不但必須具有一般文學語言的指意性、含混性，還必須具有現有語言所沒有的多義性、包容性、衍生性，必須能把歷史和當下融合在一起，把個人和整體融合在一起，把已知和未知融合在一起。因此《芬尼根的守靈夜》的語言不能是單一的，必須是歷史和文化的合唱。喬伊斯把《芬尼根的守靈夜》稱作一個“萬花筒”，這個萬花筒指的正是其中的語言，是“在看過了所有言辭之花的景致后”的變化多義的語言。喬伊斯早就意識到word（詞語）就是world（世界），他最后終于找到了這個與世界等同的語言。

所以用單一的語言來翻譯《芬尼根的守靈夜》勢必失去原書的語言特色。喬伊斯不惜大量使用無法辨識的混成詞（portmanteau word）來打破單一閱讀的期待，迫使讀者接受一個多元的、不確定的、具有可塑性的語言世界。英語版的《芬尼根的守靈夜》不斷挑戰著讀者的閱讀習慣，迫使讀者在閱讀的時候，在一種解讀之外讀出更多的含義。為了忠實于原著，中譯本同樣應該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提供給讀者一個不同于一般文本的閱讀體驗。

喬伊斯通過自造詞使得一個個詞語本身就成為一個個萬花筒，中譯本如何才能體現出語言的這種多義性？一個辦法是也自造詞，將不同的含義納入一個個自造詞中，而我采用的是另一種更簡單可行的辦法，就是將一個詞的不同含義并置在一起，通過大小字體加以區別。大字部分連在一起成為一種解讀，但是這個解讀不是唯一的，它同時可以被小字替換。小字的存在正是要打破讀者的單一閱讀期待，使得讀者必須像在英語中那樣加以思考。《芬尼根的守靈夜》的翻譯并不追求情節小說的流暢感，因為《芬尼根的守靈夜》本身就是無情節、不流暢的。詞語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不再只是傳達意義的工具，不再是在不知不覺中指向意義，詞語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就是意義本身，它本身就是多元世界的體現。翻譯《芬尼根的守靈夜》這樣的文本，必須找出它的多重含義，并在翻譯文本中呈現出來。

一開始翻譯時，我還是按傳統的內容翻譯的方式，把找到詞語的含義視為翻譯的目標。因此對于《芬尼根的守靈夜》里經常出現的一個詞在不同語言里有不同的拼寫、但是意思相同這種情況，我滿足于只選取一種語言，解釋出這個意思。隨著翻譯的深入，我開始意識到在喬伊斯這里每一種語言的存在都是有意義的，重要的不是它們表達的意思，而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就顯示出多元文化對話的主旨。因此現在我會把所有的語言都放入文中，在翻譯時用中文的近義詞把它們略作區分。

喬伊斯不僅通過自造的多義詞來破壞原來英語的單一含義，即便是常用的英語單詞，喬伊斯也讓它們在文中表達不同的含義，從而迫使常用的英語詞語也獲得多義的效果。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喬伊斯這個愛爾蘭人對英國殖民文化的反抗。這種看法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但并不是全部，否則喬伊斯的作品也不可能在這么長的時間有這么廣泛的影響力。喬伊斯既是顛覆的，也是建設的，他所建設的就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萬花筒。

《芬尼根的守靈夜》就好像一個大沙龍，不同的文化在這里共存、對話，語言的多元立場在這里終于得到了直接呈現。當然，由于喬伊斯的母語是英語，在這個詞語的沙龍里，英語依然占據主導位置，但是通過自造詞和改變英語詞語的含義，喬伊斯已經體現出他對語言的一元主義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