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戰題材文學作品書影。 （主辦方供圖）

馬伯庸一部即將付梓的新書將目光投向抗戰時期的古籍保護，路內新近出版的《山水》則是從一位汽車司機駕車穿行在四十多年的歷史硝煙中入手，還有高淵的《諾曼底公寓》、簡平的兒童文學《地底下的魔術小天團》都以不同的樣態將當下的人們帶入抗戰的那段歷史……抗戰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借助海派現實主義的傳統，上海抗戰題材文學在敘事模式和藝術表現上不斷打開。

抗戰題材在當代何以擁有永恒地位？因為有太多值得書寫，也有太多尚未來得及書寫。正如作家簡平感嘆“抗戰題材寫不盡，面對戰火從來不曾熄滅，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還在思考戰爭”。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炮擊閘北一帶，中國軍隊奮起反擊，八一三淞滬會戰隨即展開。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月12日下午，上海抗戰題材文學作品研討會在上海作協舉辦。

從“紅色起點”系列叢書到“紅色足跡”創作項目，依托上海豐富的紅色資源，上海作協組織中青年作家持續推進上海抗戰題材文學作品創作與傳播。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何向陽指出：“一個民族的血性、智力，在那樣的危急時刻，作出了他們應該的選擇。這一代作家也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拿出自己最好的藝術感覺、最好的紙筆記錄英雄。”

拒絕固化與重復，抗戰題材的文學如何打開

拒絕固化的范式，拒絕歷史書寫的重復，很多作家都在以歷史真實為基礎，探尋以外的文學魅力與共同記憶。在路內新作《山水》中，一位汽車司機一路駛過抗日烽火，也顛簸駛過自己的一生。小說中增添了不少“傳奇性”與真實性并存的故事，“這反映了中國人對抵御外敵的樸素認知，他們需要‘戰神’出現”；再如中日夜戰時不會發出槍聲，而以互相摸頭盔或鞋子代替辨識，而后作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認為，路內的作品是“平民史觀”，“他用這種不屈不撓并且樂觀活著的生命力對抗這種歷史理性的殘酷和殘忍，這是《山水》從抗戰角度創作性的貢獻”。

建筑是歷史洪流中的另一現實記憶載體。當下，高淵發現武康大樓外的圍觀者越來越多，他們在看什么？“意大利的建筑師阿爾多·羅西曾經說過‘建筑是歷史的紀念碑’，很多人看建筑本身能夠想象他處于當時的年代。”于是，小說《諾曼底公寓》逐步成型，寫出抗戰歲月中的老建筑、居住在那里的各類世界流民以及上海歷史文脈的縮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認為：“小說所要展示的是浩大歷史洪流中人物群像最鮮明的生存感悟。在上海特定時期與特定地域，世界和中國曾如此真實而魔幻地水乳交融。高淵成功捕捉和精彩表現了這些富有包孕且不可復制的歷史瞬間。”

海派抗戰書寫的魅力不止于此。《起來》一書從《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歌曲的起點出發，以人物群像的紀實寫作討論紅色上海的文化工業。“他寫的是文化工業的一個故事：一部電影如何制作，一首歌如何流傳。”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人文學院院長吳俊認為，“這是以紅色為上海底色的一部上海抗戰題材作品，上海的傳播力對紅色文化的傳播價值是不可想象的。”

“全景式展現多個維度的抗戰生活。”這是馬伯庸寫作抗戰題材文學的想法。《大醫》即如此，馬伯庸透露：“《大醫》的創作理念是抗戰期間醫護人員采取的立場與發生的故事，《大醫》時間的跨度是1903年—1950年，實際上從20年代我有意放了一條線，從那時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如何一步步膨脹起來，他們侵略中國的理念如何一步步豐滿，最后成為一個完整的侵略計劃，以及我們是如何抵抗的。”

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副主任納楊認為，需要解決這樣一個現實性的問題，“并不是說文學要做輿論的對抗，文學存在的意義首先是對人的精神的繼續、記述”。馬伯庸曾將淞滬會戰中上海著名的西藥大王項松茂的故事寫進《大醫》中。“希望我把抗戰記憶既能夠從虛構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也能夠激活真正的塵封于大家記憶中的往事。”

繼承精神與書寫創傷，文學如何承接歷史之重

抗戰留下的是中華民族凝聚一心的精神力量，亦有巨大的創傷。繼承精神，描寫創傷，同時以當代的新聲面對當代觀眾，是十分必要的。納楊提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表達方式，怎么樣讓今天的人讀懂那段歷史，需要一些跟今天人的表達方式相契合的書寫，所以要不斷地書寫這段歷史，符合當下人的思想。”

作家簡平花費十年時間寫出兒童文學《地底下的魔術小天團》，他鉆進抗戰的史料堆，亦不忘“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當我打算寫抗戰題材兒童長篇小說時，從一開始就想好不寫沖殺在抗戰第一線的小英雄，就寫戰火紛飛下普通孩子所堅守的日常生活，不但只寫戰爭給孩子身心帶來的傷害和沉重，也寫他們因兒童天性所自然生發的天真與童心、自由與輕盈，不采取容易達到所謂崇高的悲劇寫法，更多呈現喜劇的樣式。”故事中寫上海的非遺，寫頗受歡迎的魔術，以“不動聲色”的方式將對人性的揭示、知識的匯聚置于文本中。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觀察到，“這部作品的確給人非常輕盈的感覺。魔術不是沉重，不是要喚起使命感、悲劇感，就是給人一種輕盈感，現實生活中有另外一個世界存在。”就是這樣輕盈的作品，同樣可以張揚中華民族抗戰的精神偉力，“中華民族結合中國古老文化會孕育出一種新的文化，中國文化以嶄新的面貌出現，而不是單純靠包餃子、獅子舞等等，而是一種精神魅力。我發覺1937年到1945年八年全面抗戰，體現民族精神力量更偉烈，的確中華文化能夠提供很多寶貴的資源。”

將視野放在戰爭中的“人”是如何形成的，作家小白將《封鎖》思路設計為“好人如何成為好人，壞人如何成為壞人”。例如人物鮑天嘯，“他是一個帶有瑕疵的普通人，卻在關鍵底線時刻勇敢站出來，犧牲自己變為英雄；另一面，亦有一步一步越過底線成為漢奸。人在大戰面前如何守住自己的底線，提升自己成為一個好的人，這不僅是抗戰的時代，也是所有時代的問題”。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項靜在評價《封鎖》時說：“任何一種民族創傷或重大歷史表現也好，要創設一種裝置，有時會超越具體的歷史時間，才會有更高的生長性。”而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孟繁華提出：“山河、城市、鄉村等，我們寫的傷痕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可以把戰爭對人類心靈的傷痕書寫出來，可能對認識戰爭的深刻性更有幫助。戰爭不是說有了歷史觀、有了價值觀，就解決了書寫戰爭的問題。”

有讀者反映，有些抗戰題材的小說過于復雜，對此項靜補充：“這不是無關緊要的意見，正是重大歷史題材需要考量的問題。”或許，面對短劇的時代如何去呈現這樣的重大題材，是作家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