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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阿英日記手稿》，這部影印本中收入了祖父阿英的《煙臺日記1947》《大連日記1947-1948》《沈陽日記1949》《平津日記1949》和《華北文聯日記1953》。我在和中國現代文學館領導、專家們共同整理祖父日記的過程中，親手觸摸這些粗糙泛黃、滿載歷史滄桑的手稿，仿佛穿越到那一個個歷史現場，看到祖父和那些文學前輩們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在努力開創新中國文藝道路上，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的身影。

祖父一生的經歷，是同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從參加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安社”，到經歷“五四”和“五卅”運動的洗禮，逐漸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1926年，被軍閥通緝逃亡上海后，在蔣光慈、高語罕等指引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受命返回家鄉蕪湖組織起義迎接北伐軍，根據黨組織安排和李克農等跨黨組建國民黨蕪湖縣黨部。大革命失敗后，在上海與蔣光慈等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文學團體——太陽社。1930年，作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之一，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被選為左聯常委。1933年，作為黨的電影小組成員，為左翼進步電影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他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擔任《救亡日報》的編輯主任，《譯報》副刊《大家談》的主編。在“孤島”開辦風雨書屋，出版抗日雜志《文獻》，大量刊登毛主席、黨中央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消息，還不顧風險出版了反映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西行漫畫》（即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黃鎮所作《長征畫集》）。在租界當局禁止反日活動的管制下，他連續編演了《碧血花》（《明末遺恨》）《海國英雄》《楊娥傳》《洪宣嬌》等歷史劇，以明末清初反抗外敵入侵的民族英雄的英勇事跡，鼓舞“孤島”人民的抗日斗志。1941年12月8日，日軍占領上海租界，祖父在地下黨安排下率全家奔赴新四軍蘇北抗日根據地。抵達新四軍軍部后，他創作的第一篇紀實長文《蘇北偉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宋公堤》通過翔實的史料和實地采訪，對比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蘇北阜東前后修筑同一條海堤的失敗和成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了共產黨、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府才是真正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的政黨、軍隊和政權。此文也成為這一紅色史跡最全面、最詳盡的原始記載。這期間，祖父參與發起陳毅代軍長倡辦的湖海藝文社，助力各界愛國人士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還先后主編《新知識》《江淮文化》雜志和《鹽阜報》副刊《新地》，并在新四軍三師《先鋒》雜志上發表多篇抗日題材的文章。抗戰勝利前夕，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學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和新四軍三師張愛萍副師長的提議，他創作并和新四軍三師八旅文工隊排演了話劇《李闖王》。為增強戲劇效果，結局采用李自成“逃禪”一說，在“暮鼓晨鐘”的警醒聲中落下帷幕，使李闖王成敗的歷史教訓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李闖王》劇本在1949年被選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列為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優秀革命文藝創作。

新中國成立前夕，祖父和文藝研究小組深入大連建新工業公司進行工廠文藝活動的探索和實踐，并在其后天津工作期間和華北文聯工作期間持續進行這方面實踐和經驗總結，寫出《工廠文娛工作的理論和實踐》，為開創新中國的文藝事業做了有益的探索。

1954年，祖父擔任中國文聯副秘書長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致力于晚清文學文獻的整理，把他多年搜集的國人撰寫的有關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和反美華工禁約運動的文學作品選編成《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叢書，共5種7冊。同期，祖父編著的《晚清文學叢鈔》也出版了9種19冊，涉及小說、小說戲曲研究、說唱文學、傳奇雜劇、域外文學譯文、俄羅斯文學譯文等。這兩套叢書約700余萬字，為研究鴉片戰爭后的晚清文學和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范文瀾先生給他寫信道：“中國一百來年的恥辱，因人民革命的勝利而成為陳跡，中國人民一百來年中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卻藉尊編五部大書而光彩煥發，萬年常新。”茅盾先生也稱贊：“您這工作，嘉惠后學匪淺，甚為欽佩。”

祖父重視繼承弘揚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優秀文化。梅蘭芳先生去世后，他擔任《梅蘭芳》傳記紀錄片的編劇并參加拍攝，全面再現了這位京劇藝術大師的高潔風骨和對藝術的不懈追求。1963年，受文化部和中國文聯委派，他主持籌備“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展覽匯集了全國2000多件展品，分成六個展室，展示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紅樓夢的時代背景、紅樓夢的版本和紅樓夢時代的參考文物以及以紅樓夢為題材的藝術作品，是新中國成立后關于曹雪芹和《紅樓夢》規模最大的一次展會，3個半月展期中接待觀眾21萬余人次。1964年，根據陳毅副總理建議，調整部分內容，以紅樓夢展為名赴日本展出，轟動東瀛，增進了日本學者和眾多民眾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促進了兩國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我在整理祖父日記手稿中感觸最深的，一是他作為父親失去愛子后的無盡思念。1947年3月，祖父的長子錢毅，作為新華社特派記者在江蘇淮安敵占區采訪時被捕不屈，英勇就義。在經歷最初劇烈的悲痛后，在中秋月圓之時、在春節闔家團圓之際、在突然收到出版的錢毅遺作《怎樣寫》的時刻，他仍不時在日記中寫下他的哀思。他既為愛子寧死不屈的英雄壯舉寫下“浴乎仁、游于義，當年熟讀南冠草。不負國、不虧黨，今朝重譜正氣歌”的挽聯，又在日記中展露出作為父親失去愛子后余生長存的痛惜之情。二是不論身在何方，他都與書形影不離，處處相伴。在膠東、大連和北平的舊書肆、雜貨鋪和地攤，都有他埋頭覓書的身影，不僅為自己買書，買書奉送友人，也時時見于日記。他對淘書的經過和購買的書目，都作了詳細記載。迫于經濟狀況，借錢買書是常事，他自己也感慨寫下：“為買書而負債累累矣。”盡管如此，他仍然樂此不疲并終其一生。三是祖父他們那一代革命文學工作者，在國家和民族的危亡年代，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隊伍，以筆為槍，奮起抗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做了很多開創性的探索。他們實現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初心一生未變，他們一直用手中的筆宣傳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推翻舊社會，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革命文學前輩陽翰笙先生在祖父去世10周年暨“阿英藏書陳列室”開放之際，曾賦詩紀念相知半個世紀的老友，也謳歌了一代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貢獻和深厚的革命情誼。謹敬錄于文末：

筆陣縱橫五十年，書香文采留人間；

高誼難忘并肩日，藝旗共舉創新天。

（作者系阿英之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