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至1941年，在“孤島”區域內，上海文藝界在日偽政權的嚴密監控與文化絞殺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以期刊、舞臺、弄堂等為陣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困苦中尋找希望，割裂中守護根脈，團結中凝聚力量，有力彰顯了“文化不滅則民族不亡”的精神信念。

報刊陣地

鉛字里的抗爭密碼

面對嚴密監控，上海文藝工作者將抗戰的精神藏進鉛字，以“夾縫中求生存”的擔當，變報刊為抗戰隱蔽陣地，將散落在市井的個體情感匯聚成民族精神洪流。

如中共刊物的暗戰智慧。在中共江蘇省委推動下，夏衍、梅益等人利用《大公報》印刷設備，創辦《譯報》。這份四開小報采取譯而不作的策略，精選外報中與抗戰有關的內容，還刊載《毛澤東對英記者發表重要講話》、斯諾《中國西北的新社會》等文章，重建抗戰宣傳平臺。這種借“他山之石”表達立場的形式，既規避了審查風險，又實現了輿論突圍。

《譯報》發行12期后，被日方以“未經登記”為借口關閉。梅益等人經請示黨組織，決定借用洋商名義，出版《每日譯報》。發刊詞由外籍發行人署名，但實際由中共江蘇省委文委領導，梅益、姜椿芳等共產黨員具體負責。該報延續《譯報》做法，盡量譯述各國報紙上的權威作品，“借他人之口，抒自己胸臆”。特別是，全文轉譯刊發《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事變告全國同胞書》和毛澤東《論持久戰》，引發廣泛關注。

1939年5月《每日譯報》被迫停刊，累計出版487期，最高發行量達3萬份。它開啟了抗戰時期借外商名義掛“洋旗”辦報刊的先河，催生《文匯報》《中美日報》等17家“洋旗報”，形成了“孤島”輿論的鋼鐵陣營。

如報刊副刊的曲筆藏鋒。1937年上海淪陷后，老牌報刊巧妙借助副刊這一“柔性載體”，在夾縫中撬開一道道傳遞民族精神的縫隙。《申報》副刊《自由談》在王任叔的主持下，延續報學與文學相互交融的優良傳統，表面維持“呼聲”“談訪”等欄目的文化消閑屬性，實則通過柯靈等作者的精妙筆觸，將堅定的抗日主張巧妙融入影評、雜談等內容中。這種“藏鋒于內”的智慧策略，讓“抗戰”二字以潤物細無聲之勢滲入讀者心田，在潛移默化中激發出愛國情懷。彼時的副刊，有著多元且富有特色的抗日表達，“有其獨立的精神與功能”。看似零散的文字，實則是散落的星火，最終點燃抗戰的燎原之勢。

如大眾刊物的隱喻表達。平襟亞個人出資創辦的《萬象》，是“孤島”時期最暢銷的市民刊物。該雜志在《孔夫子的苦悶》中借圣賢形象暗喻民族精神困境，在《新白蛇傳》中以神話傳說映射現實壓迫，還善用傳統文化符號，從“畫綱巾”的明代服飾細節到“舉案齊眉”的傳統美德闡釋，再到“牛郎織女”等民間故事的重新演繹，讓讀者既能獲得文學閱讀的愉悅，又能悄然領會字里行間的抗爭意味。這種“藏意于典”的表達具有不俗的文化滲透力，市場反響印證了這一策略的成功。《萬象》發行量一度達到二三萬冊，遠超同期多數雜志平均約4000冊的發行量。

舞臺烽煙

帷幕后的民族吶喊

上海文藝社團以“棉絮里藏鋼刀”的智慧，沖破演出困局，變舞臺為不見硝煙的戰場，憑借聲光交織的現場演繹、演員與觀眾的即時共鳴，在悲歡離合的演繹中播下抗戰火種。

如職業劇團的陣地堅守。1938年，以于伶、李健吾、吳仞之等人為代表的劇團人將上海劇藝社掛靠中法聯誼會，以合法身份在“孤島”站穩腳跟。這支由中共統籌的隊伍，遵循隱蔽斗爭原則，用歷史劇、現實劇和翻譯劇編織起抗爭網絡。

其中，1939年上演的歷史劇《文天祥》堪稱經典：“人生自古誰無死”的吟誦，讓觀眾在劇場內屏氣凝神，落幕時爆發出壓抑已久的掌聲，連演三四個月仍一票難求。現實劇則以“白描”見長，在日常敘事中藏起鋒芒：《夜上海》聚焦市民逃難的瑣碎日常，讓動蕩中的觀眾感同身受，甚至連日偽官員家屬都為之動容，九天連演場場爆滿，被夏衍稱為“淪陷后的上海最真實的史詩”。法國翻譯劇《祖國》在描寫異國抗敵的故事中暗含抗日內核，成為“不能直說”時最好的發聲器。

如業余劇場的抗日星火。如果說職業劇團如燈塔，那么業余戲劇運動就如同星火。1938年2月，在中共小劇場支部領導下，星期小劇場創辦；4月，成立戲劇交誼社。至1938年底，相關劇場增至近120個。1939年7月的慈善公演，是滬上業余戲劇運動的高光時刻。銀聯、華聯、復旦等11家單位的300余人參與，連續演出11天支援新四軍，被稱為“黨領導的業余話劇運動最燦爛的一幕”。舞臺上的故事終會落幕，但每一場演出都是一次難得的精神集結。那些在劇場里共鳴的情感、點燃的信念穿透帷幕，在街頭巷尾生長。

弄堂空間

割裂中的文脈堅守

“孤島”時期，不少文化人在弄堂空間中與民眾形成深度聯結，以“向空間要生機”的堅韌，共同守望文化文脈。

如霞飛路的筆墨春秋。1939年，巴金回到霞飛坊59號居住，整理舊作編入《少年讀物叢刊》，《激流三部曲》的《春》與《秋》相繼落筆。關于家族抗爭與青春覺醒的文字，既延續文學薪火，又隱喻民族在困厄中的掙扎與堅守。

聚集在“孤島”的文人，形成了隱形的創作共同體。他們往來不多卻心意相通，作品中流淌著同一種精神。其中，巴金《控訴》直抒“血與火的記憶”，丘東平《第七連》記錄戰場親歷，曹白《受難的人們》刻畫難民苦難，蕭紅《曠野的呼喊》以鄉土悲鳴呼應民族命運，郭沫若《戰聲集》更是以詩歌為號角。當各類作品被爭相傳閱時，文學已不再是單純的創作，而成為連接文人與民眾的精神紐帶。正如巴金在給友人的信中所說：“只要還能握筆，就不能讓心里的火熄滅。”

如石庫門的“翻譯作坊”。在巨籟達路174號的石庫門里，一扇普通的木門后藏著“孤島”時期最活躍的翻譯據點——復社。1937年末，胡愈之在斯諾的上海寓所見到《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當即決定翻譯此書。因找不到合適的出版機構，便以復社之名，在自家客廳組織翻譯。英文原著由王廠青、胡仲持、梅益等人分頭翻譯，不到一個月完成初稿，涉及的人名、地名還請中共地下黨員劉少文核定。1938年2月，《西行漫記》中文版問世，首印1000冊迅速售罄，讓“孤島”民眾更為直觀地了解紅軍長征、中共抗戰之面貌。

《西行漫記》的翻譯并非孤例。梅益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傅東華的《飄》、李健吾的莫里哀戲劇等譯作，都注入和豐富了現實主義的鋒芒。據統計，1938年至1941年，全國70%的文學翻譯圖書由上海出版，復社等機構是主力。

如舊書店的文獻搶救。1938年的上海是中國南方最大的古籍聚散地。三馬路、四馬路一帶書坊林立，平時難得一見的宋元刊本、明清秘稿頻頻現身。美日等國家派人攜款搶購，不少珍貴圖籍流往海外。鄭振鐸最早警覺到這是一場文化浩劫，遂率先以個人之力努力收購、搶救文獻。1938年5月，他在書商手中發現《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這部收錄242種元明雜劇的孤本，文物價值堪比甲骨文與敦煌遺書，當時已被日本書商盯上。鄭振鐸奔走斡旋，最終爭取到教育部專項資金將其收購，為系統性搶救古籍邁出關鍵一步。

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之后，鄭振鐸聯絡張元濟、何炳松等人，聯名向國民政府提議設立專項基金，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他們依托來青閣、中國書店等愛國書商提供的信息，在古書肆間與掠奪者展開“暗戰”，搶先收購流散古籍。

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文獻保存同志會”共搶救珍貴文獻4864部。其中，善本3800余種，宋元刊本300余種。這一數量幾乎與當時北平圖書館原有善本總量相當。如今，這些歷經劫難的典籍，部分遷到臺灣，部分留存大陸，成為兩岸文化血脈相連的見證。

文化輻射

國際上的主動發聲

上海文藝界在“孤島”時期積極爭取國際支援，以“開放中聚共識”的主動，傳播正義聲音，爭取國際支援。

如國際畫展的“藝術共情”。劉海粟攜帶342件作品在海外巡回展出，在每場展覽中都解讀作品的文化象征意義，傳遞不屈抗爭的民族精神。其中，在新加坡城舉辦“劉海粟教授籌賑畫展”等，短短半年時間籌得善款近70萬元，悉數支援國內抗戰。僑胞“踴躍認購”，外國友人“自動購畫”，是對中國抗戰的寶貴支援。正如劉海粟在每次畫展演講中所述，作品不單是藝術之欣賞，同時是人格與民族的象征。“藝術外交”不僅籌得實款，更播撒下團結的種子。

如電影膠片的“跨國突圍”。這一時期的電影，在為國人提供精神庇護之余，還搭建起國際交流的精神橋梁。其中，新華影業于1938年攝制的《貂蟬》堪稱突圍典范，上映后連映70天，并闖入當時由美商經營的大光明影院。該影院很少放映中國電影，且觀眾多為外國僑民等。之后，影片登陸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打破了其55年來只上演歌劇與芭蕾的“保守歷史”。紐約媒體還登載《貂蟬》首映的消息，并以《中國之夜》特刊盛贊其“展現中國戲劇至尊地位”。

1939年，《木蘭從軍》延續這一勢頭。歐陽予倩編劇的劇本以“替父從軍”暗喻全民抗戰，連映85天，打破當時滬上最高票房紀錄，陳云裳飾演的木蘭更是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精神符號。該片帶動古裝片拍攝熱潮，女性救國敘事成為主流，周璇等明星憑借銀幕形象風靡海外，形成情感共鳴，成為與世界對話的生動注腳。

如國際筆會的“文字外交”。1940年4月，蕭乾參加國際筆會并在會議上發表演講，相關內容后來形成著作《苦難時代的蝕刻——中國當代文藝的一瞥》，將“孤島文學”作為中國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向世界作出推介。在演講中，蕭乾介紹了去世不久的著名詩人、最早高舉反法西斯侵略大旗的抗日斗士王禮錫，以及由左翼作家丁玲領導的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等眾多文化人活躍在抗日救亡一線的動人事跡。

總之，上述一系列生動史實告訴世人：斗爭除了硝煙彌漫的沖鋒，也可以是筆桿作槍、文化為盾的堅守與抗爭。“孤島”之所以“不孤”，正是因為這種斗爭精神像紐帶將文化人、民眾與作品、空間緊緊連在一起，形成了“精神上的統一戰線”。

（作者分別為上海開放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直屬黨支部書記、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