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文學領域最受關注的現象莫過于“素人寫作”，它記錄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切感受，對勞動工作、勞動關系有了重新發現，更使得文學跨越圈層貼近大眾，喚起了普通人的創作興趣。

可從一開始，“素人寫作”就被各種力量推著前進。

首先從命名來看，“素人寫作”不是創作者的自我命名，而是評論家給予他們的命名。“素人”是一個日語詞匯，意思是指沒有經驗的、非專業人士。后來被用在娛樂界，指不同于明星的普通人。當這個詞匯從日本移植到中國，從娛樂綜藝用在文學創作時，普通人的文學創作一下子變得“洋氣”起來。

素人寫作者不是從傳統文學體制里脫穎而出的，而是被一群“伯樂”發現的。這些“伯樂”不光有很高的文學素養、媒介素養，一些人還有專業的學術背景。比如北京大學教授張慧瑜2014年起就以志愿者身份為“皮村文學小組”授課，后將文學小組的作品結集為《勞動者的星辰》出版。范雨素是被作家淡豹發現并鼓勵她投稿，才有后來《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網的。周慧的作品經由翻譯家黃燦然的編選、推薦，最早在微博上貼出王計兵詩歌的陳朝華也是一位資深媒體人。

還有不少素人寫作者的家人就從事文學工作，他們共同參與創作或進行專門輔導。如楊本芬的二女兒章紅曾是江蘇《少年文藝》主編、自己也是一名兒童文學作家，她把母親的作品貼到網上。秀英奶奶的兒子呂永林是上海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兒媳芮東莉是國內最早的自然筆記倡導者，他們以家庭寫作工坊的形式幫助母親創作。裴茂盛的女兒裴亞莉是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她為農民父親的作品做注。

“素人寫作”被推薦到非虛構平臺或是人文雜志上，而不是傳統文學刊物。如《我是范雨素》發表在“正午故事”，《我在北京送快遞》《我在上海開出租》發表在《讀庫》。然后再由一些“小而精”的出版品牌出版，楊本芬的“女性三部曲”由樂府文化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遞》由浦睿文化出版，王計兵《趕時間的人》背后的“真實故事計劃”既是非虛構平臺也是圖書公司。這些刊物和出版品牌在選題上更具靈活度，既能對內容“深耕細作”，也善于挖掘創作者自身的豐富性。

“素人寫作”最初并沒得到文學評論界的關注，而是通過《三聯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南風窗》《第一財經》《人物》的報道才被大眾熟知。關于“素人寫作”的報道采用了圖文結合的形式，在報道中穿插了大量的圖片，題圖選用寫作者身著職業服裝的照片，突出他們鮮明的身份特征。然后展現他們標志性的工作場景，如菜市場、快遞分揀站、保潔間等。這些大量穿插的圖片不斷加深一種反差感：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職業反差，廚房、菜市場和書房的創作環境反差，飛奔在路上和安坐在書桌前的生活節奏反差，由反差鍛造出一種新的身份——“廚房作家”“菜販作家”“快遞詩人”，前面是一個基層勞動職業，后面是高雅的創作者，相悖的兩者拼貼在一起形成標題，讓讀者不免產生好奇：他們是如何一面扛起生活重負一面從事創作的？

這些報道不再圍繞具體作品，而是圍繞寫作者的經歷，先是記錄素人創作者過去的艱難歲月，然后描述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態，其中充滿著對苦難的渲染，最后是創作對生活的影響。從“為何創作？”到“生活如何影響創作？”再到“創作給生活帶來什么改變？”，細致描繪他們每一步心路歷程，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篇非虛構作品。

很快，嚴肅文學界也看到了“素人寫作”的巨大意義——“文學來自于大眾，大眾需要文學”，熱情邀請他們加入作協或者參加文學活動。文學的力量重新得到凸顯，可以幫助被壓抑的人們從沉郁中解脫出來，獲得精神上的自由，還維系著他們的尊嚴、帶來戰勝現實的勇氣，甚至能對生活產生改變。素人寫作者被看作是“文學夢”的實踐者，被越來越多地挖掘出來，從個體變成指代一個群體，最后成為“新大眾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

“素人寫作”還受到年輕一代讀者的追捧。一是因為他們對于“專業人士”壟斷創作和對模式化、空洞化的創作感到不滿，“素人寫作”帶來一股久違的鮮活氣息。二是關乎自身，近年來在年輕知識階層里彌漫著一股社會學熱，消失多年的親密鄰里關系的重新構建，讓他們關心起了“消失的附近”“陌生人”的話題，他們發現原來與周圍人的交流是那么少，自己對于每天都見到的人缺乏好奇心甚至變得無感。于是在項飆等社會學家的建議下，人們開始嘗試進入公共空間，想要在日益陌生化的社會中重新發現他人，重建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連接。

但對“附近的人”投以關注的同時，年輕人仍希望維持一種邊界感，他們想要了解“附近的人”，卻不想被“附近的人”過分打擾，在希望對方敞開的同時并不打算敞開自己。于是，文學閱讀成為他們選擇的一種安全方式。同時相較短視頻里碎片化、重復的記錄，文學更注重情感表達也更為凝練，是一種更為高效的了解方式。外賣員王計兵、快遞員胡安焉、家政范雨素正是那些“附近的人”“熟悉的陌生人”，通過對于他們生活的閱讀，很好地滿足了年輕知識階層對于“附近陌生人”“具體而微世界”的發現愿望。

“素人寫作”里還呈現了現代勞動環境中被異化的生命體驗，以及主體突破異化的種種嘗試，這也促使年輕知識階層對結構性的問題進行反思。他們對“素人寫作”的文學閱讀不再停留在情感層面，而變得更具有現實關懷和反思精神，不光看到了“附近的人”，也達到了認識社會的目的。他們還以“素人寫作”為通道去了解別人、反觀自我。年輕人不光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知道勞動者群體如何看待自己，借此檢視自己的言行。

這樣的閱讀固然可貴，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因為讀者想看的是“附近”的人，所以對“素人”的理解就變得窄化，變成專指城市的底層勞動者。同時讀者會對他們創作的內容選擇性地接受，更想看到他們換了十幾份工作、被困在計時系統里、被雇主刁難的經歷，一旦他們展開天馬行空的文學想象，讀者反而不適應了。而且當這種趣味被捕捉時，出版商也會按照他們的喜好炮制出一些相類似的文化產品，比如“我在XX做XX”的文學創作。就有讀者抱怨一本副標題為“一個火車司機的半生”的書里講開火車的部分太少，有被欺騙的感覺。

還有把“素人寫作者”化約為一個整體，但其實他們內部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比如范雨素沒有描寫太多勞動細節，更多是書寫自己的觀察和感受。胡安焉作品里有著很多經典的文學元素，他是一個標準的文藝青年，做快遞只不過是一種暫時行為。面貌駁雜的“素人寫作”在傳播中被化約為一個整體，用來凸顯基層勞動者的共性。

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素人寫作”這個概念被反復敘述和隆重表達。可素人寫作者們卻顯得有些“身不由己”，實際上他們并不熟悉這個來自日語的詞匯，更不會稱自己為“素人”。在一次活動中有人問王計兵該怎么稱呼他？王計兵回答說：“你還是叫我文學愛好者吧，這樣，我的寫作會更加快樂。”這種以自我為主體的命名，才更能表達出他們對于文學的喜愛和創作的主體性。而那被標記出來的“素人”則像是一個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簽，掙不開又甩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