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最激烈、最殘酷、最艱難的歲月，作家孫犁曾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四年春，在太行山深處、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首府阜平，斷續戰斗、生活、工作過五年時間，與阜平結下了不解之緣，更與阜平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

身處抗日敵后戰場，“掃蕩”與反“掃蕩”戰斗頻仍、膠著、慘烈。先后在晉察冀通訊社、晉察冀日報社、邊區文協、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高中班工作的孫犁，經常“一手拿筆，一手拿槍”，腰上掛著“武器”——筆和兩枚手榴彈，還有一瓶藍墨水（《吃粥有感》），將他細膩溫情、極具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氣息的文字，更多地給了阜平的山水草木、人情物事，令其永遠鮮活深刻地留存在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之中。

作為阜平文藝工作者，年復一年深情行走于阜平山水之間，孫犁文中提到的城南莊、平陽、三將臺（鮮姜臺）、東灣、神仙山，以及與他人生有過交集的胭脂河、大沙河、平陽河等，每個名字都讓我心生驕傲與感動。如此，我更愿將先生創作的融入阜平元素的小說、散文，當紀實作品來讀、來品，堅定地認為文中的“我”就是孫犁本人，且一點點從字里行間尋找山地阜平與阜平人民的“抗戰印象”，并與當下對照，感受阜平從敵后抗日戰場到脫貧攻堅戰場，再到鄉村振興現場的時代變遷與山鄉巨變。

在這個充滿新奇與感慨的品讀過程中，我竟突發奇想地對孫犁筆下的他及阜平人民抗戰歲月中的一餐一飯，產生了濃厚興趣。那些或難以下咽、或甘之若飴、或有滋有味的平民吃食，恍然在抗戰時期的山地村野，亦恍然在新時代的民宿小館，一股腦“端”來面前，仿佛我與先生相對而坐，邊吃邊聊。 

二

棗樹是阜平的縣樹，相傳有幾千年栽植歷史。棗樹耐旱耐寒耐貧瘠，不擇地，不擇年，且越是瘠薄之地、荒饉之年，越是根深葉茂、虬枝鐵干、紅棗壓枝，養活了這片山地上、像極了漫山棗樹的百姓與子弟兵。故而，歷代阜平人及曾在阜平生活過的人，都對阜平大棗懷有深厚感情。提到阜平，就想到大棗；提到大棗，必想到阜平。

在阜平山野生活過的孫犁，大棗必常在他的眼前和心頭搖曳，那如火般的紅、如蜜般的甜，讓他沉醉和回味。

一次反“掃蕩”轉移中，孫犁被敵機掃傷了左腳，十六七歲的女看護劉蘭幫他包扎后，攙他挨上山頂，便看到“山上兩旁都是棗樹，正是棗熟棗掉的時候，滿路上都是漬出蜜汁來的熟透的紅棗”（《看護》）。這描述多么真切，好一派棗林風光，似有濃郁的香甜從當年飄到當下。

雖然他們都餓了，“可是遵守著行軍的紀律，不拾也不踏，咽著唾沫走過去”。直至行到山西繁峙，他們才發現“有一棵茂密的酸棗樹，累累的紅艷的酸棗在晚風里搖擺”，孫犁竟“一時聞到了棗兒的香味和甜味”。劉蘭伸過手去捋下一把，送到孫犁嘴里，她也接連吞下幾把，“吞吃了酸棗，有了精神和力量”。

另據《蕓齋夢余·關于果》記述，孫犁在一次行軍時，吃光僅有的半個冷窩窩頭，“還沒爬到山頂，我餓得暈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傷了，我醒來一看，是一棵酸棗樹。我饑不擇食，一把擄去，把果子、葉子、樹枝和刺針，都塞到嘴里”，以至于“年老了，不再愿吃酸味的水果，但酸棗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棗。每逢見到了酸棗樹，我總是向它表示敬意”。從小在山中摘酸棗勤工儉學的我，深知酸棗有多酸，果肉有多薄，讀到這些，我淚目了。

行軍時不能犯紀律，沒吃老鄉一顆棗，但熱情的阜平老鄉常把大棗塞給孫犁。孫犁在鮮姜臺，臘八日，“村里送了一大筐紅棗，給他們熬臘八粥”（《識字班》）。這頓甜美的臘八粥，他終生難忘。孫犁曾幫妞兒的父親“背上一百多斤紅棗，順著河灘，爬山越嶺，送到曲陽去”販賣，并買回一架織布機（《山地回憶》）。路上，大伯一定會熱心地請孫犁吃上幾把棗，補充體力的。鐵匠的女兒小梅曾飛跑到一個山溝的棗樹叢里，這里“有許多棗樹，棗葉還沒落，卻已經發黃，淡淡的，人工無論如何配不出那樣的顏色”，如詩如畫的秋季棗林間，熱愛勞動的小梅“跳來跳去地撿拾地下的紅棗……把這一片地里的撿完了，就又爬上一層山坡去，直到口袋滿滿的”（《老胡的事》）。可愛的小梅怎會吝惜那幾顆棗？定是笑著送給孫犁嘗過，不然他怎會知道“打棗時遺漏在樹尖上的棗，經過了霜浸風干，就甜得出奇”。孫犁借住在邢蘭家里，邢蘭說房間南墻邊地下“藏著一缸棗子”（《邢蘭》）；孫犁幫抗屬翻沙時，把軍裝同皮帶、手槍掛在地邊的一棵快要長葉兒的小棗樹上（《山里的春天》）；就連孫犁他們離開阜平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時，也是“在棗樹林里站隊出發”的（《服裝的故事》）……隨處可見的阜平大棗，是孫犁心中永不消散的那抹紅、那道甜、那片美。

幾經沉浮、變遷，阜平大棗主產區及加工企業，如今集中在了有著廣袤低緩山地、悠久種植歷史的北果園鎮一帶，東城鋪、卞家峪、革新莊、平房等村逾十萬畝大棗，年年棗花飄香，碩果累累。除鮮棗、干棗外的棗酒、棗茶、棗醋、蜜餞、棗夾核桃等三十余種棗產品，通過線上線下，暢銷全國。

勤勞純樸的阜平棗農，扎根鄉土，守正創新，守住了阜平大棗，提質了傳統產業，留住了所有阜平人和熱愛阜平人的甜蜜鄉愁。 

三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頭……阜平的農民沒有見過大的地塊，他們所有的，只是像炕臺那樣大，或是像鍋臺那樣大的一塊土地。在這小小的、不規整的，有時是尖形的，有時是半圓形的，有時是梯形的小塊土地上，他們費盡心思，全力經營。他們用石塊壘起，用泥土包住，在邊沿栽上棗樹，在中間種上玉黍。”（《山地回憶》）這是孫犁對阜平山地的形象描摹，且這一情狀，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對于我這個七零后，更是記憶深刻。

殘酷的戰爭歲月，對孫犁而言，棗的“甜”只是一瞬，飯的“苦”倒是尋常。

他在《吃飯的故事》中說：“到了阜平，就開始一天三錢油三錢鹽的生活，吃不飽的時候就多了。吃不飽，就到野外去轉游，但轉游還是當不了飯吃。菜湯里的蘿卜條，一根趕著一根跑，像游魚似的。有時是楊葉湯，一片追著一片，像飛蝶似的。又不斷行軍打仗，就是這樣的飯食，也常常難以為繼。”讀罷，甚是心疼那個剛剛從冀中平原來到山地阜平參加抗戰的二十六歲的小伙子。

與妞兒在一九四一年的十月嚴冬初識時，孫犁正在村莊小河的上水流迎風破冰洗漱，妞兒正在下水流洗“一籃子水漚的楊樹葉，這該是早飯的食糧”。這不期而遇的遭逢，引發了一段堪稱經典的“斗嘴”。自此，孫犁與潑辣、純樸、熱情、善良的妞兒及她的一家相識，結下延續近十年的情誼（《山地回憶》）。

水漚的楊樹葉，我兒時是吃過的，和著大比例的玉米面一起攪成疙瘩，吃來還有苦味兒。當時的人們，怕是舍不得放太多面的，會更苦。孫犁的文中，也多次提到這苦苦的樹葉飯。

《在阜平》中，孫犁記到：“他們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里放著幾只高與人齊的大缸，里面泡滿了幾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樹葉。在我們家鄉，荒年時只吃榆樹、柳樹的嫩葉，他們這里是連杏樹、楊樹甚至蓖麻的大葉子，都拿回來泡在缸里。上面壓上幾塊大石頭，風吹日曬雨淋，夏天，蛆蟲順著缸沿到處爬。吃的時候，切成碎塊，拿到河里去淘洗，回來放上一點鹽。”《老胡的事》中，小梅在“秋風起來，樹葉子要落了”時，除了撿棗，還要“每天到山溝里去，摘杏葉、槐葉、楸樹葉，回來切碎了，漬在缸里做酸菜”。《戰士》中，孫犁從草橋上走過，“常看見有些村婦淘菜”，淘的自然也是漚樹葉、蘿卜纓子之類。看了這些描述，心中怎一個“苦”字了得？

雖然后來妞兒也“早起晚睡給我們做飯”，用孫犁認為很好的飯食來犒勞他幫她家背棗，但又能好到哪里？邊區百姓不都是過著土里刨食、山野找食、糠菜半年糧的苦日子嗎？

在鮮姜臺，大年三十晚上，孫犁的房東“端了一個黑粗瓷飯碗，拿了一雙荊樹條做的筷子”，到他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讓他“嘗嘗”。“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爛酸菜，再上面是一個窩窩頭，還在冒熱氣”，孫犁“以極其感動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饋送”（《在阜平》）。邢蘭有時“拿些黃菜、干糧”給孫犁；當孫犁讓他吃些米飯時，他總是趕緊離開（《邢蘭》）。反“掃蕩”時，吳召兒當向導，領孫犁他們向神仙山轉移，笑著說她姑住在山上，晚上到了，會熬又大又甜的倭瓜“款待”他們（《吳召兒》）。

當然，自己找些吃食，苦中作樂；或買點好吃的，打打牙祭，也是有的。

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掃蕩”，孫犁和詩人曼晴一起游擊到一個高山坡上的小村莊，一夜沒吃飯。第二天上午，敵機飛走，兩個人“發現了一小片胡蘿卜地。因為戰事，還沒有收獲”，孫犁和曼晴“用木棍掘取了幾個胡蘿卜，用手擦擦泥土，蹲在山坡上，大嚼起來”。四十年后，當孫犁喝著胡蘿卜棒子面粥時，回想此事，當年胡蘿卜的“香美甜脆，還好像遺留在唇齒之間”（《吃粥有感》）。有時，“有些軍隊上的小鬼，打破冰層捉小沙魚，手凍得像胡蘿卜，還是興高采烈地喊著”（《戰士》）；孫犁和一位“嘴饞”的科長，也在“業余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蘆葦深處，掏些小沙魚，回來用茶缸煮煮吃”（《第一次當記者》）。鮮美難得的小沙魚湯，為孫犁他們帶來了珍貴的營養和懷戀。霜降以后，孫犁“常到山溝里去，揀食殘落的紅棗、黑棗、梨子和核桃”（《蕓齋夢余·關于果》），雖然收獲并不多，也會有“無效勞動”。

偶爾，孫犁還到鎮上一家由殘廢軍人開的鋪子里買豬肉吃。買一個腰花、一塊豬肝；燙一壺酒，許是阜平棗農特釀的棗酒吧；邊吃邊與被打傷右臂和左腿的掌柜，被打穿胯骨、兩腿都軟了的伙計，正伏在鍋上給豬肉皮抹糖色的掌柜的老婆攀談。四次到鋪子，孫犁除了吃到美味，還認識了兩位沒被打倒，依然勇上戰場，配合子弟兵“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的抗日勇士；認識了一位“有些潑、有些抱怨”，卻將丈夫的傷視為“天下最大的光榮記號”，幫他們好好做事的女人；且欣慰得知，他們搬到城南莊的肉鋪“比以前紅火多了”（《戰士》）。這是阜平美食的故事，更是英勇頑強、知義明理的阜平人民的故事。

根據地軍民的魚水深情，于飽含溫情的吃食上更見一斑。孫犁在鮮姜臺時，一個機關住在村里，“過陽歷年，機關殺了個豬，請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頓，又叫小鬼們端著菜，托著餅，挨門挨戶送給女人和小孩子去吃。而村里呢，買了一只山羊，送到機關的廚房”。小孩子經常拿紅薯給機關同志們吃，同志們再給他些干飯。我還從機關同志教給鮮姜臺孩子的兒歌中，知道了邊區流行賣一種“有著神奇力量”、老少咸宜的“梨膏糖”（《識字班》），估計孫犁和老鄉們定是一起吃過的。小戰士小金子受傷，善良的小勝兒說服了她娘將自己的陪嫁花絲葛襖賣了，買回來雞蛋和掛面，讓小金子飽餐一頓（《小勝兒》）。在妞兒打趣孫犁的話中，我們也得知，孫犁他們“一個飯缸子，也盛飯，也盛菜，也洗臉，也洗腳，也喝水，也尿泡”（《山地回憶》）。看似笑談，卻是現實，這是何等的艱難。

“人是鐵，飯是鋼”“民以食為天”，但就是如此不堪、難以果腹的吃食，養育了近九萬阜平人民、九萬人民子弟兵。經過勠力同心、艱苦卓絕的持久抗戰，把日本鬼子趕出了阜平，趕出了晉察冀，趕出了中國。 

四

吃不上，吃不飽，吃不好，都已成為遙遠的過去。

如今，打贏脫貧攻堅戰、開啟鄉村振興新篇章的老區阜平，“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地理環境雖不可改變，但“有革命老區群眾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有革命戰爭年代那樣一股勁”（《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的講話》），在保留大棗、雜糧等傳統種植的基礎上，一直努力向低丘緩坡荒山尋出路，通過土地整理綜合開發，大力發展蘋果、黃桃、香梨、櫻桃、黑花生、蜜薯等高效林果和現代農作物種植，延伸壯大食品加工產業。努力向產業結構調整要效益，大力發展新能源、數智產業，食用菌、有機蔬菜種植，硒鴿、肉驢養殖，芽苗菜培育，提檔升級手工業和旅游業，守住賴以生存的綠水青山。

暮春，我將孫犁的散文《扁豆》，分享給了神仙山腳下上寺村的農家樂店主。她讀后，欣喜萬分，告訴我想按先生的記述，打造一款“羊油紅辣椒炒扁豆”，再配上玉米面餅子。一日她說，趁了一場及時雨，已將扁豆、玉米、煙草種下，邀我這個秋天再到上寺村，一起觀賞爬滿籬笆、院墻的紫色扁豆花和“肥大出奇”的扁豆，一起采收由翠綠變焦黃的大片煙葉，一起品嘗從文中走出來的炒扁豆和玉米面餅子，一起靜聽山間“呼嘯的山風”。

我欣然答應，并說：“也要替孫犁先生嘗嘗如今的阜平山地美食。”

【張金剛，阜平縣文聯主席，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見于《人民日報》《中國藝術報》《文藝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