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散文作為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文體，是現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討論其曾經被寄予的厚望、文體邊界及類目辨析，等等。中國散文歷史悠久、擁有深厚的理論傳統，其豐富的本土資源為發展和創新適應時代的散文寫作教育提供了重要基礎。我于2017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創意寫作專業工作，講授“散文寫作實踐”課程。根據最早的培養方案，這是一門專業必修課，每次4個課時，每個課時45分鐘，共16周。2020年，我出版了《散文課》，又于2024年主編了論文集《散文的變身》，這部論文集的緣起是2021年11月在復旦中文系召開的“現代散文知識的革新”圓桌會議。書名《散文的變身》靈感來自于學者瑪麗-勞爾?瑞安的《故事的變身》，當時，我希望在現代散文的研究中納入媒介視野，在跨學科視域下啟動現代散文知識的革新。

適逢去年教育部批準正式設立中文創意寫作二級學科，為中國創意寫作研究提供了新的機遇。如今，理論界應該很難繞開散文文體來談論“創意寫作”理論建設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新媒介視域下，機器革命迅疾地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大眾寫作的多元變體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跨學科觀察的可能性。既然散文那么重要，那么它的知識如何迭代、如何更新并傳遞呢？許多擔任中文創意寫作授課任務的老師都說，散文很難教，至少比小說難教。散文包羅萬象，好像只要不是虛構的、不是詩歌、不是戲劇，就是散文。這反而讓人不知從何教起。或許也可以說，現有的散文課教學方案與現實世界散文閱讀的需求是存在脫節的。

在創意寫作學科內，觀察散文文體之變

前些年就開始火熱的“非虛構”文體，在中國實際脫胎于新聞學院的特稿創作，后來又融合了社會科學質性研究以及民族志寫作的特征，這反而給了課堂教學以方法論的路徑。只是社科研究和文學藝術的標準不能畫等號，文學更重視個別性，社科研究則需要提供可被反復驗證的規律。也有人認為，青年作家寫散文沒有什么前途，要成名成家還是要走寫小說的道路。事實也不盡然，比如李娟散文《我的阿勒泰》成功改編為同名電視劇，不久之前還拿到了2025年的白玉蘭最佳中國電視劇獎。其實，散文改編成電影并不是新鮮事。臺灣青年作家劉梓潔獲林榮三文學獎的散文作品《父后七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甚至還有最果夕日的詩歌《夜空中總有最大密度的藍色》改編成電影的先例。在可見的未來，在日趨先進的影視技術的輔助下，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文學文體被跨媒介改編。

作家李娟對于散文文體的意義，也不只是跨媒介改編那么簡單，還有一些問題并未被充分討論到。例如，2021年，在由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策劃并支持，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系、衛斯理學院、耶魯大學聯合主辦的李娟《冬牧場》英文版交流座談會上，學者王德威說：“我們同學在網上下載這篇文章的時候，文章本身的段落有一些錯落，并不是按照原版發表的段落秩序排列的。結果我的學生讀得津津有味，她們覺得李娟真是后現代的作家，每個句子都很有意思，合一起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在此之前，好像從未有人系統地討論到散文的段落秩序，及其句子生成和組合的邏輯。大家似乎都很相信散文家的藝術感覺，反而不去討論它精確的結構和指向，也沒有人關注到經由錯落延伸的“誤讀”，對于我們理解散文之美的具體影響。就好像，李娟散文帶給我們的那種整體的情感體驗仿佛繪畫一般，從哪里開始看，看到哪里，重點看哪里，再看一遍又看到了哪里，并不是我們印象中記敘文的線性邏輯。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種審美方式，其實也為機械復制時代提供了技術上的便捷。我們認同一個散文家，更趨近于先認同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寫作的狀態和場景。散文家更有必要向讀者展示整體藝術生活錨定的土壤。

作家劉亮程的小說目錄也給了我們一些新的啟發。他的目錄本身就是一篇文章，或自成一首散文詩的意義，這是精心設計的成果。舉《虛土》的目錄為例：

開頭 我居住的村莊/壹 我五歲時的早晨/度過我一生的那個人/五歲的早晨/我不長大行嗎/貳 一個人要出生/一個人要死/一個人出生/一朵云/燒荒/……

小說到底是從正文第一段開始的，還是從目錄就已經開始了？小說到底是從詩的文體揭開序幕的，還是詩只是閑置的裝飾？這讓我想到寫過《現代散文現象論》《現代散文構成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縱橫論》的鄭明娳，她曾經明確地提到過文體之間的復雜交流，是現代散文形成的開端。她認為，清末沈復、劉鶚等作家寫下自傳式的散文，不但承襲了晚明小品的寫作方式，也啟發了民國時期新散文的生機。沈復的《浮生六記》與劉鶚的《老殘游記》，雖然被許多學者劃入古典小說的范疇，但他們其實也是成功的傳記式散文，尤其是在白話語言上提供了最直接的樣式。其中，《老殘游記》又別具山水游記的特質。兩者結構的松散與作者個人意見的突出、性格之呈現都是屬于散文的體例，而不像小說。它們是現代散文興起前夕的過渡時期的作品。白話語言最直接的樣式、個人意見的突出、結構的松散可能也成為李娟散文后現代結構編碼的別致屬性。

一百多年過去了，藝術家仍然在兩種文體中穿梭，試圖打破邊界、打破死板，在看似沒有縫隙的結構空間中靈活地編排溢出的意義。我猜想，藝術家對于文體的辨識，肯定和批評家、學者是不一樣的。學者是歷史的后見之明，作家則覺得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至于為什么應該，他不負責去解釋。這是我目下所看到的散文文體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散文雖然很難教，但依然有人在寫散文,依然有人在讀散文，依然有新的變化發生、新的意義生成。在更大眾的領域，如澎湃“鏡相”舉辦多年的“非虛構寫作大賽”和2024年秋季小紅書舉辦的首屆“身邊寫作大賽”，都是散文的征文類競賽。作為評委，我可以看到參與人數之多、題材之豐富，甚至會超過圈內評獎類競賽所涉及的選題范圍。例如，我在“身邊寫作大賽”中看到過有在自閉癥商業機構工作的特教老師，寫出自己在道德和商業利益之間的彷徨和掙扎；又如有一位失業的雅思老師寫到自己在英國幫忙做代購的經歷，這些內容也很難成為傳統散文的關注對象。這些傳統期刊看不太上的“當代生活”，在社交媒體卻有很好的閱讀量，因為它們擁有別致的生活場景，這種生活場景為創作的真實提供了依傍。如果說這些新媒體寫作可以形成散文的“新類別”，那它的書寫本質還是基于不斷更新的生活經驗和情感經驗。

以上是我在創意寫作學科內，有關現代散文方向的大致觀察。

在現場，重新理解“什么是好的散文”

其實我并不十分專業,我唯一的觀察優勢是始終在課堂一線，也在青年散文創作的現場。有趣的是，在我投入這項工作的短短8年中，外部社會與文學生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為我們和“00后”學生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好的散文”提出了新的挑戰。

2019年時，學者陳思和曾組織過一次討論，討論涉及很多話題，其中與我有關的就是希望能編選一部1949-2019年的當代散文選，可以直接當作教材來用。實際上，作為一個作家，無論是寫散文還是寫小說，都不必如此直接地拷問自己對于遴選他人作品的標準。但是編文選就需要非常清晰、堅定地為作品分類，并且能夠說清楚自己的散文觀。這個標準，需要許多細致的考量，具體到字數、篩選篇目的準則，還有選篇是否需要考慮到文學史的標準來保留具有史料價值的文章等。后來，戰玉冰在上“散文經典細讀”課程的時候，就更多依據的是現當代文學史的邏輯。當時，以我的學術資歷及工作僅兩年的教學經驗，其實是很難勝任這個任務的。然而，這個最終只做了一稿且沒有下文的工作，卻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啟發。我很認真地閱讀了包括郁達夫、周作人、鄭明娳、林非、楊牧、王安憶、黃錦樹、張新穎、周芬伶、高嘉謙、楊佳嫻、向陽等散文選導言及文論等，參考人民文學出版社歷年年選和臺灣《九歌年度散文選》等，揣測主編者選篇決策背后的思維方式，這個過程給了我更多時間去思考關于散文的問題。

后來我也將它布置給了每一屆選修“散文寫作實踐”課程的學生，讓他們做一個課堂報告。報告的題目就是：確定一個具體的標準，選一個自己心中的理想散文選。我們知道，喜歡單篇文章、單個作者是很常見的、很容易的，比如有的人喜歡李娟的《木耳》，有的人喜歡白先勇的《樹猶如此》，有的人喜歡王安憶的《今夜星光燦爛》，但這都不足以撐起一個所謂的“散文觀”，不足以撐起一個可被言說、且說服他人的標準。我猜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讓更年輕的學生帶著自己的審美去選篇、去分類，順便也把我的困難分擔出去，聽聽大家的意見。同學們交出了較為理想的選篇范例，也反映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

也許，隨著經濟發展進程變化，游記或者說生態探險文學與散文文體的聯結變得更加緊密了。例如，有同學提交的選篇包括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傅菲的《靈獸之語》、阿來的《嘉絨記之一》等，還有一些外國作家，如東山魁夷的《一個人的風景》、J.A.貝克的《游隼》、羅伯特·麥克法倫的《深時之旅》等。這些選篇清晰地呈現了選者對于文體與散文物質性的看法，體現了選者心中認為什么樣的生活值得進入到散文文體的觀照范圍，世俗生活顯然不在其中，或者說，不占據首要的位置。還有同學提供了青年作家杜梨的《當我成為一只真正的親鳥——孕期觀鳥筆記》，為此，我們在一起討論到了2019年以來英語文學的新題目：喜鵲回憶錄。我舉了兩本新引進的英國散文為例，它們都有中文版引進。一本是弗里達·休斯的《喜鵲喬治》，另一本是查理·吉爾莫的《飛羽：關于兩個父親和一只喜鵲的回憶》。前者講述了女作家在經歷母親去世、父親重組家庭后，如何在生活某一階段“偶遇并養育”了一只喜鵲喬治，并由此展開一段復雜、治愈性的共生關系旅程。作家以日記散文的形式，帶領讀者慢慢將這個看似荒唐的人生抉擇以心靈旅程的方式加以呈現。和傳統印象中的日記文體不同，作品中雖然有具體的日期，但本質上更像一部共生生活史，一部關于人類與喜鵲家庭關系的回憶錄。換句話說，日常生活在散文文體中應該是什么樣的，與女作家在自己的房間里填入什么樣的內容，在這一精神層面上形成了鏡相關系。另一部也是一部情感回憶錄，講述了男作家在養育一只喜鵲的過程中，對“父親”這個角色的重新理解，由此回望作家與生父之間的復雜關系。修復親子關系要通過兩只喜鵲的生活經驗來慢慢橋接。在這里，“喜鵲”不是客體，而是重要的、與人類共生、完善情感聯結的媒介。人觀察鳥，是舊題材。人與鳥共生，則是近年來國內外散文作品的新發明，背后隱藏著人類與他者、與自然的精神關系。

我猜想，從創作、改編的角度來看，現代散文文體還能經歷更多變化，這些變化并非偶然生成的，它誕生于社會，誕生于經濟發展，誕生于復雜的當代青年文化之中。我們要理解新的文學現象，需要深化對跨學科視域下當代人生存處境的理解。好的文學，誕生于復雜。在萬變中，又有不變，永恒的價值才是文學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青年課題“跨學科視域下的創意寫作本土化研究（2009—2024）24CZW10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