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抗戰時期歷史題材創作的發生與研究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抗戰文學的創作流變與主題演進與“二戰”期間的世界秩序變動密切關聯。“鑒古知今”一直是國人的文化傳統，遭逢民族危亡之秋，深諳“居今志古”之道的知識分子自然會將目光投向華夏文明的縱深處，從中汲取砥礪民族氣節、鼓舞抗戰意志的精神能量。與此同時，掣肘重重的歷史情境，也促使創作者必須借鏡歷史記憶的隱微，抒發自身的郁結激憤之情。抗戰時期歷史題材創作由是走向繁榮，最終成為抗戰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顧關涉抗戰時期歷史書寫的既有研究，可以發現其研究深度與范圍隨時代發展而逐步深化，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戰歷史劇、《甲申三百年祭》以及歷史小說等領域。關于抗戰歷史劇的研究，主要圍繞戲劇文本與戲劇演出兩大領域展開，且呈現出鮮明的時段印記。具體到戲劇文本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劇評與戲劇史著作大都注目于史劇的政治性，其后的研究則多從專業性入手，闡發抗戰歷史劇的戲劇史意義，揭示其與國家意志的互動機制，發掘其現代性質素與美學風格。新世紀以來，融通政治與學術，構建綜合性視野漸成共識，抗戰史劇與戰時思想文化的內在關聯，歷史劇審美想象背后的文化政治等議題成為研究者的關注重點。戲劇是舞臺藝術，其成功不但依賴案頭之文，更需要導演、演員的詮釋與觀眾的接受，這是演出研究興起的底層邏輯。近年來，對于歷史劇戰后的海外傳播、抗戰劇團的組織運作、演劇與城市文化生態關聯的研究，以及嘗試從性別維度或是以戲劇家個案研究打通“文本/演出”的學術探索都有效地拓展了研究的縱深，為還原歷史的復雜面目提供了可能。而關于《甲申三百年祭》及抗戰時期歷史小說的相關研究，則主要聚焦于文本的歷史想象、敘事形態與作者創作心境的發掘與剖析。

抗戰時期歷史題材創作的世界性及其來源

通過對既有研究的回溯不難發現，這些研究雖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依然存在可供拓展的學術空間。首先是可以進一步強化對抗戰時期歷史題材創作內在世界性的發掘，在全球語境下觀照歷史書寫與國際局勢之間的互動相生。其次是有必要對抗戰時期歷史書寫的海內外傳播與國際文化影響作更為全面、細致的把握。之所以提出上述動議，源自筆者對戰時文藝史料的廣泛閱讀。抗戰中敵我雙方的國力差距催生了中國爭取國際支援，推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現實需求。在《打擊共同的敵人》一文中，茅盾極言中國抗戰的國際意義，申明“今天在大陸上和日本法西斯苦戰的，還只有中國。如果沒有中國的堅忍抗戰，世界大局也是不堪設想的”。翻開陽翰笙的戰時日記，我們更能窺見一位左翼文化人與世界戰局休戚與共的心路歷程。他時而憤懣于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擔憂持續的戰略退縮終將導致中國失去世界四強的地位；時而為魁北克會議、諾曼底登陸、蘇軍光復斯大林格勒，以及意大利無條件投降、納粹德國行將覆滅而歡欣鼓舞；時而投身文化外交，陪同郭沫若接待蘇聯大使潘友新，與日本反戰領袖鹿地亙聚談，嘗試為韓國流亡政府撰文控訴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由此可見，國際聯動的戰爭態勢、苦撐待變的抗戰情勢確實重構了戰時文藝的創作情境，推動了戰時文人的視野拓展與心態轉換。自此以后，無論是創制新文學還是利用舊形式，聚焦東方戰場、胸懷國際戰局逐漸成為了戰時文壇的共識。

與此同時，國際局勢的風云變幻也深刻地影響著戰時文人的創作理念與作品題旨。如前所述，獨特的言說情境造就了戰時文人借鏡歷史的偏好，視野的轉換則賦予歷史書寫中外共振的世界性。書寫注入時代精神、呼應國際變局的歷史的真實，成為中國戰時文人抵抗法西斯勢力對歷史改造與蒙蔽，構筑全民文化心防的重要策略。田漢在闡發史劇的戰斗性時就曾說：“歷史在今天是起很大作用的。法西斯惡魔們就害怕歷史，害怕它告訴人類以他們將被歷史車輪碾碎的必然。”而在論及題材選擇時，周鋼鳴、張庚則指出創作者務須放眼世界——“因為我們的民族斗爭并不是狹義國家主義的，所以一切殖民地的英勇反帝事件我們都可以當作劇作的題材”，“作為激勵我們民族的自覺和借鏡”。這種取向具體到文學創作層面，則體現為對史可法、文天祥、鄭成功等民族英雄及其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傳統的重新闡發（如《海國英雄》《八十一夢》《亡明講史》），以及對秦并六國、南明覆滅、天京悲劇、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等歷史事變經驗教訓的剖析總結（如《棠棣之花》《賽金花》《李闖王》《天國春秋》《清宮外史》）。這些對歷史人物、史實重釋重構的文學實踐，其內在價值邏輯不僅與抗戰形勢互動相生，也與全民御侮、寰球反殖的時代關切緊密相連，其主題嬗變更是與世界秩序的轉變遙相呼應。

需要指出的是，抗戰時期歷史題材創作與國際局勢之間并非單向度的“沖擊-反應”關系，它在受到國際局勢影響塑造的同時，也以文化的形式參與、影響了戰時與戰后的國際秩序演變。譬如在籌款援華的南洋戲劇運動中，新加坡業余話劇社排演夏衍的《自由魂》，泰國則兩度上演于伶的《大明英烈傳》的改編版，均取得不俗效果。國民外交協會搬演顧一樵所作的《岳飛》招待英法美蘇等同盟國大使，報紙記載演出期間演員下場贈予各盟國大使上書“還我河山”的旗幟，以示同仇敵愾之意。蘇聯大使潘友新在重慶觀看話劇《屈原》時大受震撼，盛情邀請作者郭沫若在勝利后與劇團一起赴莫斯科公演。在華反戰領袖鹿地亙盛贊陽翰笙的《天國春秋》，陽翰笙贈予美國文化專員費正清以四川保路運動為題材的劇作《草莽英雄》的油印本。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應柳無忌之邀，為美國國務院翻譯郭沫若的《屈原》、楊村彬的《清宮外史》等劇。及至新中國成立后，抗戰時期歷史書寫的國際影響力依舊綿延不絕。日本左翼劇團“前進座”在日演出《屈原》300余場，取得巨大影響。《屈原》此后不僅亮相紀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活動，更在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芬蘭、越南、阿根廷等國輪番改編上演。

全球史視野的引入及其對當下創作的啟示

通過對抗戰文藝史料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國際局勢的風云變幻的確重構了戰時文藝生產情境，引領了歷史書寫的題旨風尚，深刻地影響著作家的創作姿態，為抗戰時期歷史書寫注入了難以磨滅的世界性。在戰時文人的意識里，書寫中華歷史記憶與懷想世界局勢變遷并行不悖，已經成為被廣泛認可的創作心態。與此同時，以左翼文化人為主導的抗戰時期歷史書寫在戰時與戰后的演出、傳播與譯介，在海內外產生了相當顯著的國際影響。對東方主戰場與中華民族堅韌抵抗的藝術化呈現，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援的步伐，儼然文化外交與跨國動員的精神利器。與此同時，左翼文化人也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實現中華文化傳統創造性轉化、跨越意識形態壁壘、推動文明對話、凝聚全球華人共識的寶貴實踐經驗。相關經典案例與經驗總結在其后又成為了共和國時期文化外交工作的“前史”與“先聲”。

綜上所示，抗戰時期歷史題材作品既是中華民族重構傳統、賡續文明的抗戰心路的藝術寫照，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揭示其在世界文學和文化中的獨特地位與意義價值，我們需要引入全球史視野與方法，再次將抗戰時期歷史書寫置于全球語境之中，使其重新對象化，進而全景復現其在戰時、戰后與世界秩序的互動相生，以世界為參照，重新發現中國。同時借助文學善于吸納個體對歷史事件的觀察、意識、記憶與想象的特性，多維度發掘歷史書寫在中國形象變遷歷史進程中的結構功能與文明意義。

全球史視野的引入不僅為研究者貢獻了全新課題，同時也為當下的創作者提供了別樣的視角。回顧近年來出版后引發廣泛關注的、出自當代作家之手的抗戰題材作品，可以發現很多作品聚焦特定國際性事件、場域，細致刻畫法西斯侵略者給不同種族平民帶來的精神創傷。以見證視角凸顯受難個體如何跨越人性的荒原體驗，重拾對生命的熱愛與信心，成為創作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而這種觀照普遍人性、呼喚和平公義的創作追求，恰與老舍的《四世同堂》、李廣田的《引力》等抗戰文學作品關注人類共同命運、反思戰爭給個體造成的創傷與災難、促進國民精神成長的創作主旨一脈相承、彼此輝映。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