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中，人與“非人”混雜共生的一體狀態，或由人完全轉向“非人”的想象，已經成為新時代傳達新經驗的表達先鋒，愈發成為年輕作者主動選擇的書寫常態。“后人類”理論話語為這些“非人”想象的涌現賦予了一片闡釋的空間。在當下關于后人類話語的討論中，后人類主要體現為兩種差異的論述趨勢，即技術媒介向度的后人類（Techno or Cyborg Posthumanism）和生物生態向度的后人類（Animot Posthumanism）。①這兩種趨勢在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兩則著名的“宣言”中體現得很明顯。《賽博格宣言》提出人機共生的賽博格狀態以呼應控制論下的思考，為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等人所延續，如《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進一步討論了“賽博格身體”向“后人類身體”的轉變。《伴侶物種宣言》則回顧人和狗相互纏繞的生活歷史，對話德里達對于人和動物之間的關系的解構，開啟了面向同樣具有能動性的動物等一系列非人生物的研究思潮。兩則宣言分別呈現了技術媒介與生物生態的兩重“后人類”進路，也成為本文重思網絡文學何以呈現“后人類”的兩種角度。

在種類繁多的想象介質中，蘑菇以奇崛的姿態生長于文字之間——它既是可視為準動物的能動性生命體，又是具有信息網絡功能的生物媒介。蘑菇不像植物通過光合作用自養，也不同于動物主動攝食，而是通過分解或共生獲取能量，借由輕盈的孢子綿延生命；在隨風飄散的另一面，其菌絲則在堅實的地面編織成互相溝通的網絡，將各地的訊息組成生命的集合。書寫蘑菇的網文作者并非關于蘑菇的博物學者，卻不約而同地選擇“蘑菇”以承載后人類想象和網絡社會的生存經驗，其差異化的存在狀態，通過文學的轉引，成為引人深思的敘事環節。

一、污染孢子：人與“麻煩”的共生故事

由于蘑菇的毒性與致幻性，民間存在大量因迷信與畏懼產生的想象與傳說；在科學逐漸發展之后，蘑菇又因其過于簡單的構成而與生物的退化、腐敗相聯系，這兩種心理都導致文學中蘑菇的負面形象大量出現。在克蘇魯原典中，蘑菇在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的筆下常與腐敗、異化和不可名狀的污染聯系在一起，菌類的無根性、寄生性以及快速蔓延的特性成為其表達“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的絕佳載體，如《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1931年）中具有甲殼蟲與真菌混合特征的外星種族米·戈（Mi-Go），或是《墻中之鼠》（The Rats in the Walls）的地下洞穴中隱晦、黏膩的腐敗物質。

在對“后人類”處境的想象中，哈拉維仿效了由H. P. 洛夫克拉夫特所創造的克蘇魯（Cthulhu），以“克蘇魯紀”（Chthulucene）一詞來作為種植紀與人類世之后的世界構想。從克蘇魯到“克蘇魯紀”的詞性變異，在哈拉維看來是一種話語結構的重新編碼、一種敘事方式的更新：相對在恐懼中表達互斥心理的克蘇魯文學，人類和非人類在“克蘇魯紀”的觸手實踐中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②

蘑菇見證著從克蘇魯到“克蘇魯紀”的敘事轉移。在種植紀與人類世，蘑菇的“污染”由“孢子”完成，通過釋放孢子，蘑菇能夠寄生與“感染”其他生物：“真菌菌絲體的生命開始于感染一株植物，然后沿著所有羅盤點向外擴散，尋找易感植物”③，除了植物以外，動物也可能成為它的衍生對象。然而，孢子獨特的能動性所帶來的并非生命的泯滅，而是無窮的生存。其極強的傳播能力和休眠特性，可在適宜環境中萌發為新個體，這種代際更迭，使真菌種群在宏觀尺度上呈現出無邊無垠的蔓延趨勢和持久存在的生命特性，仿佛永不消亡。孢子構成了生命的最小單元，也是生命的最大集合，這得益于共生與包容的智慧，而非攻擊與對立的想象。此時，“克蘇魯紀”中的蘑菇開始脫去“污染”一詞背后潛在的惡意與威脅，借由孢子探討自由與共生之可能性的網絡文學，正如同哈拉維所期望的“充滿種子的背袋”，在陰險故事的災難后填充地方的空隙以茁壯生長。④

盡管繼承了“污染物”這一傳統文學形象，網絡文學卻重新架構了末日世界觀，從而顛覆人類中心主義的生存構想。《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圍繞“污染孢子”而展開，有趣的是，整篇小說并未出現蘑菇的身影，卻潛移默化地將可擴散的污染物設定為一團“孢子”的集合體。污染物能夠感染、同化人類，為讓“純粹”的人類得以延續，收集“污染孢子”并將之“清潔”，構成了主角祝寧在末日“掃垃圾”這份獨特職業的工作內容。

不過，不斷“凈化”、清零污染孢子的存在，真的能夠拯救傾頹的末日、還原理想的世界嗎？小說中，作者還原了將“孢子”視為“污染物”的內在矛盾，并不留情面地做出三層諷刺：其一，人類面臨著污染物的威脅，然而污染物也是人類自己。副本中，主角祝寧碰到的每一個“污染物”，都并非超越生物邊界的怪物，而是身邊可知可感的普通人。從加班趕不上地鐵的魚人，到背上厚重房債的蝸牛人，他們釋放的不可計量的污染孢子，是底層生存的日常經驗，卻異化為絕望的能量。其二，祝寧在副本中展現出的極強素質，令人們不由得將希望寄托于這最強大的主角，但在清理的過程中，祝寧卻逐漸變成了最大的污染孢子集合體。沒有固定形狀的污染物附著于祝寧的身體中，吞噬合并著污染孢子，生發出更大的末日危機，將其置于成“神”或“魔”的困境。

最后，這個世界要如何被拯救？說到底，世界真的等待被人類拯救嗎？世界自己，亦早已是一具龐大的污染物。《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中，“世界”最終被具象化為一具正在腐朽的女巨人的尸體，看似世代苦心對抗“污染物”的人們，實則早已處在與“污染物”的必然共生的境況之中，這樣的處境使我們不能再陷于人類例外論或技術烏托邦的樂觀想象，而必須走向哈拉維所倡導的“與麻煩共生”——生存于世不再是一種個體性的勝利，而是充滿不確定性地協商共處。

“污染物”不僅內含亟須顛覆的語義與秩序，還成為走出“人類世”的希望與突破口。《小蘑菇》中，作為“污染物”的小蘑菇踏入了人類的禁區，帶來了末日敘事的逆轉。在蘑菇眼中，這是一個“尋回孢子”的故事，為找回自己遺失的孢子，小蘑菇寄生于士兵“安澤”成為“安折”，順利通過人類基地對非人“異種”的檢查，打開人類世界的大門。相比擁有極高兼容性與耐受性的蘑菇，人類感受到的“末日危機”迫在眉睫，必須嚴格地屠殺感染“異種”的身體，以基因工程延續自身的“純粹”，試圖在末日世界依賴武裝與圈地而存活。然而，極端理性與殘忍的基地已然使“文明延續”成為反諷，愈發惡劣的末日條件打破了人類的幻想，在絕望達到頂峰之時，從未被重視、隨時有被處決風險的小蘑菇拯救了人類的世界。故事中，安折釋放一種空前“穩定”的頻率，“感染”了全體人類，令人類得以在末日中繼續存活。救世主位置的騰挪，隱喻著哈拉維所言的“共生擴大，并取代自創生和所有其他自我構成和自我維持系統的幻想”。面對搖搖欲墜、時刻面臨毀滅的人類自創生系統，取而代之，一個必然的“充滿可能性和包容性的選擇是——我們需要一種艱苦的、沾滿泥土的智慧”。⑤在具有泥土氣息的自然環境中，孢子成熟后隨風擴散，遇到合適環境便萌發為新個體，正是開放與包容，驅動追逐孢子的“小蘑菇”拯救了人類。

與將污染物作為敵人的恐怖敘事不同，人與污染物的共生，意味著一種允許隨機性和開放性的智慧，這走出了因凸顯“人類精神”所導致的主客對立、彼此仇讎的邏輯。《世界的詞語是森林》中，原住民艾斯珊人的世界原本沒有“謀殺”的概念，卻因地球殖民者的到來習得了這一話語，最終用這種力量驅逐了殖民者。殺戮是一種力量無窮的話語，但“狩獵和殺戮的故事，會讓讀者認為個人英雄主義就是故事的重點”⑥，克蘇魯原典中蘑菇暗藏的危機，也指向著個人英雄主義的自危與恐慌。與之相反，蘑菇令人類隨孢子飛向未曾設想之處，采摘每一處的奇遇，引發了敘述話語的逆轉。《末日松茸》中，松茸因拒絕被規模化收割，依賴人類采集者、森林生態和全球化市場的偶然結合，成為對工業化生產的嘲諷，凸顯了“不可控性”的價值。在蘑菇的生態中，人必須“像采摘者那樣將之匯集在一起，而不是像準備大開殺戒的獵人。如此一來，故事永遠不會結束，反而會引發出更豐富的篇章”⑦。“采摘”解放了孢子的“不可控性”，既回應著人類理性崩潰之后的處境，又對人類中心主義敘事邏輯構成顛覆：人不是唯一的行動者，更不是世界的主宰者。在網絡文學中，攜帶著不可控的“污染孢子”的蘑菇，以近乎不可見的微型生命體瓦解著傳統末世文的人類救贖框架，將每個試圖占據敘事中心的“人類時刻”消解，使之打開成為更大生態圖譜中的流動節點。

二、菌群網絡：人與媒介的混雜狀態

哈拉維著名的《賽博格宣言》將人與機械、藥物等技術混雜的身體狀態帶入大眾視野，與之對照，在視野更為遼闊的德國媒介研究中，從辦公樓中的打字機到海平面的漁網，人在歷史中始終與“非人”的技術媒介處于混雜的狀態⑧。在文學的場域里，蘑菇作為一種媒介的隱喻，轉置著不同時代下人類的媒介生存經驗。在克蘇魯文學的描寫中，人類在龐大的“未知”前精神錯亂、走向崩潰，故事不僅構造出前所未有的“怪物”，其宇宙恐怖（Cosmic Horror）中的“不可名狀之恐懼”同樣包含著媒介的隱喻——令人感到恐怖的不是實體的物質，也有著流動的信息。在19世紀人類與媒介的共處境況中，盡管人類借由更為成熟的觀測技術使天文學成果急速增長，人類在宇宙的崇高感中隨即為“超自然”的驚懼所震懾。天文學觀測所依賴的電磁學與輻射技術，在當時的認知框架中轉化為“無形的物質”，“蘑菇”作為這一技術背景的物質符號，也在洛夫克拉夫特筆下得到了具身化的呈現。在一個被菌類詛咒的房間里，洛夫克拉夫特這樣描述與菌類相關的恐懼：“沒有一個神智正常的人見過它……它可能是純粹的能量——一種無形的、超物質的形式……一些未知的、含糊不清的可塑性物質，能夠隨心所欲地變成模糊的固體、液體、氣體或稀薄無粒子的狀態”⑨。克蘇魯文學誕生后，20世紀依賴電磁波的電話技術這一媒介的興起實現了新的信息傳遞，使得蘑菇開始被強調特殊的超自然“信息”的傳遞功能。例如著名小說家柯南·道爾的超自然書寫中，伴隨各種超自然現象出現的“靈溢漿”（ectoplasm）被描述為一種能夠攜帶神秘信息的超物質，和菌類緊密聯系在一起。⑩

21世紀，網絡文學寫作所依托的互聯網媒介技術背景也在文本中復現。《小蘑菇》通過地磁消失的末日背景，引入通信崩潰、生物變異等環境設定，使得人類成為一座封閉的孤島，人類內部也因嚴明的權力體系而成為密不透風的水泥叢林。不過，城市的地下管道四通八達，猶如帶有銹味的血管一般密布于建筑的身體之中，連接起一個又一個在隱秘中互相隔絕的信息點。小蘑菇安折正依靠著自己的菌絲來回穿行，以自我為媒介，搭建了這座禁閉森嚴的城市中唯一的“可溝通性”。借由菌絲的延展，安折打破了敘事空間的等級制度，先后前往審判官陸澤的房間、人類先輩的墓地與試驗生命的“伊甸園”，從而串聯起城市的秘密。

“一根雪白的菌絲伸了出來，輕輕搭在金屬網的表面上。然后，它從金屬網格細小的縫隙間鉆了進去……雪白的潮水無孔不入，漫過三層金屬網，在它后面重新合為一體。一根向前延伸的管道出現在安折感知里，管壁整體是光滑的，但某些地方已經出現斑斑點點的銹跡，鐵銹的氣息蔓延開來，像血液的味道。”?

對蘑菇而言，其地下廣大真菌網絡的菌絲能夠發出電脈沖，使得連接的真菌網絡能夠通信，這一通信手段和人工智能系統中神經網絡的工作原理十分相似。《小蘑菇》通過菌類四通八達且隨機蔓延的生物特性，隱喻著當代人的媒介經驗：通過與信息媒介的具身融合，主體得以突破物理限制，在不同場域間建立平滑過渡，在非線性的漫游中捕獲著充滿偶然性的信息。在紅刺北《第九農學基地》中，由菌體連接的“樹維網”設定（第185章）也一閃而過。“小蘑菇”似乎承載著我們對自由互聯網的最初想象，在《小蘑菇》中，與隨意游走的菌絲（身體）、自由開放的空間形成對比的，正是受困于銅墻鐵壁之中、對世界一無所知的人們，在這里，他們無法相互溝通，因此出現了受困“伊甸園”中的女孩請求安折幫忙傳話的情節。小蘑菇所呈現的，是一種美好的愿景與“根莖”的潛力，一種“以其纖細和不可預測的莖處于不斷的運動狀態”，在“預設的路徑之外建立鏈接”，使得等級在“持續的解域化和再域化運動中被抹消”，從而改寫了《小蘑菇》中的人類世界。?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蘑菇”所形塑的“互聯網”不僅是開源運動所設想的天真自由的烏托邦，同樣有著變成了福柯描述的“全景敞視監獄”數字版本的可能。在須尾俱全的《末日樂園》中，我們可以發現蘑菇寓言了互聯網社會所隱藏的數字恐怖。主角林三酒掉入“菌菇社會”中，在這里，各式各樣的建筑都是有意識的蘑菇的身體，它們恣意生長成各式的形狀，卻在深處相互連接，使得城市成為一個意識的整體。這個副本被作者取名為“可食用真理”。在這里，你的一舉一動都在“蘑菇”的監控之下，而當你完全同意“真理”對你的支配，你便成為在真理世界行走自如的“蘑菇人”。副本描寫了一位只會“消耗食物、制造垃圾”的女孩美佳，她甘愿如“牽線木偶”般被菌菇操控，被讀者共情為“除了消遣什么都不想干，不知道未來在哪里的年輕人”的寫照（第1088章）。這也確是當今社會的生存體驗，當“網生一代”的視野被互聯網的網絡所收攏，信息爆炸式的膨脹與繭房式的集中都令人無暇自顧，思維被“托管”，在互聯網時空中留下的數據生命經驗，如同“菌菇社會”中被“分解”的循環網絡的養料。而如同蘑菇用地下網絡將整片森林連成共生體，互聯網正通過數據菌絲將數十億個體編織成超級有機體，我們引以為豪的“個體性”，也不過是這個母體在不同端口生長的子實體。“末日”作為人們對生成“恐懼”的具象投射，呈現出人們在信息飛速膨脹的今日，在“相互連接的信息網”中對隱藏權力的透視與警惕，且在對這一看不見的權力的畏懼中，訴說著對信息隔絕與信息統治的深層焦慮。

蘑菇的菌群網絡悄然蔓延，在洛氏的克蘇魯之后，蘑菇再次攜帶著技術的訊息，回歸再度復蘇的克蘇魯文學。它始終作為跨越物質與精神、有機體與技術媒介的臨界存在，以菌絲網絡不斷重寫人類對連接的認知，從我們第一次望向宇宙到我們用無線電連接彼此，再到用互聯網技術試圖“聯通萬物”卻最終支配了彼此的身體。蘑菇如同化身萬千的幽靈，以默然的姿態出現在我們內部。正如菌絲體早于互聯網數十億年便演化出分布式網絡，這種幽靈式的痕跡也給人類中心主義媒介觀留下了諷刺的一筆。 

三、小結

《末日松茸》中曾以中國云南為例展開講述，這是一個每逢雨季便成為“野生菌”的“天堂”，被網友們調侃舉行“一年一度試毒大會”的地方。網友們分享各自產生的幻覺，調侃“吃完毒菌子，認識新世界”，甚至將人工智能生產的“抽象”作品形容為“吃菌子中毒”。此時，再回看“蘑菇”的后人類敘事，它描述著“人類世”的彼岸，消解著二元對立，提倡著包容和平，能夠進行無數意義的堆疊，美好得也如同幻覺。然而，同樣一個疑問也會生長出來：如果蘑菇是人類的解藥，那么吃下菌子，我們能否獲得自由？

在人類學家的眼中，真菌從未表態。“當它們吸收核事故產生的放射性物質，又將這些物質喂給馴鹿，馴鹿會最終將這些物質喂給人類牧民”。?這個宛如寓言一般的循環，實際上也提供了一種警示：這一捧由蘑菇生發的“后人類”話語，說到底只是人類世行至崩潰的另一種話語裝置。“后人類”的話語既是反思的跳板，也可能遮蔽現實的處境。哈拉維拒絕將自己劃入“后人類”學者，“我不喜歡‘后人類主義’這個詞……它暗示了一種線性的歷史斷裂，而我更關注的是共生、糾纏和多重時間性”。?而我們意圖躍向“后人類”的這一動作，否定了人類乃至“前人類”本身已經具有的混雜性。

因此，蘑菇敘事不應成為逃離人類世的致幻劑，而是黑暗叢林里照見認知局限的“夜光”燈，照亮我們對蘑菇乃至后人類話語的欲望。它提醒著我們：任何通過“后人類”的命名來超越人類困境的嘗試，都可能只是將舊瓶裝新酒的認知循環。這令事情變得更加麻煩，卻逼迫我們在更深處“與麻煩共生”，既承認話語建構的必然，又保持對敘事裝置的自反，才可能在話語與實存的間隙，學會像蘑菇一樣呼吸、生存。 

注釋

①WESTLING L. Literatur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posthuman[C]//GERSDORF C, MAYER S, eds. Nature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s on ecocriticism. Amsterdam: Rodopi, 2006: 25-47.

②唐娜·哈拉維, 刁俊春. 人類紀、資本紀、種植紀、克蘇魯紀制造親緣[J]. 新美術, 2017(2): 75-80.

③MONEY N P. Mushrooms: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7: 101-104.

④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7-125.譯文參考“仿物機游Chthulu”公眾號。

⑤同上

⑥羅安清. 末日松茸：資本主義廢墟上的生活可能[M]. 張曉佳，譯.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354.

⑦同上。

⑧SIEGERT B.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⑨Lovecraft H P. The shunned house [EB/OL].(2009-08-20)[2025-03-30]. https://www.hplovecraft.com/writings/texts/fiction/sh.aspx.

⑩蘇秋華. 蕈菇即媒體：從道爾的超自然書寫檢視蕈菇之媒/徵體性[C]// 廖朝陽，主編.理論的世代 廖朝陽教授榮退紀念文集. 臺北: 秀威資訊科技出版社, 2020: 226-248.

?一十四洲. 《小蘑菇》：第34章 他并不是個缺乏耐心的蘑菇[EB/OL]. 晉江文學城, 2019-11-20[2025-5-13]. https://m.jjwxc.net/book2/4105840?whole=1.

?POSTER M, SAVAT D, eds. Deleuze connections: deleuze and new technolog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32 - 44.

?DIGHTON J. Fungi in ecosystem processes[M]. New York: Marcel Dekker, 2003:323-329.

?HARAWAY D J.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