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626年5月30日，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一聲巨響震徹北京。幾分鐘內，一個巨大的黑色蘑菇云出現在都城上空；宣武門外數千房屋化為灰燼，數千人受傷或喪命，整個城市陷入恐慌。王恭廠，也就是當時的皇家火藥廠，發生了爆炸。這是明朝末年在北京發生的最聳人聽聞的公共災難。[1]這場奇災發生之時，正值東林黨士人與閹黨魏忠賢（1568~1627）等政治斗爭最為激烈的階段。在北京和江南地區，雙方出現了流血沖突，而東林黨數位官員被判決處死讓斗爭更加白熱化。[2]這場恰巧在政治緊張時刻發生的大爆炸吸引了當時眾多學者，也頻繁出現在17世紀明清易代之際的筆記當中。

有關天啟大爆炸的最早記錄出現在一份邸報中。邸報曾是明代在官僚系統和社會上傳遞重要消息的主要媒介之一。多位晚明士人把這份記錄傳抄保留在各類筆記當中，并題以“天變邸抄”。[3]1635年，在《帝京景物略》（以下簡稱《景物略》）這本系統記錄北京歷史文化的專著中，劉侗（1593~1636，1634年進士）、于奕正（1597~1636）引鑒了許多邸報細節，把這場爆炸還原在當時的城市環境中。[4]17世紀中葉明代滅亡后，一大批學者相繼通過歷史筆記的寫作嚴肅反思明亡之社會政治根源。[5]在《明季北略》（1670）里，計六奇（1622~？）把天啟大爆炸描述成東林士人對抗閹黨之英勇“義舉”的見證。同時，在《綏寇紀略》（1658）里，吳偉業（1609~1671）進一步加強了這場災難的宇宙學解釋（cosmological interpretation），把它表述成一種上天的警示，預示著明朝的滅亡。

伴隨明清朝代更迭的社會變遷，政治上支持東林黨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加強這場災難和朝廷政治之間的關系。在對同一事件看似重復的記敘中，他們在各種文學體裁內頗有技巧性地調整文本，從而表達自身特殊的政治議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魏忠賢這一人物的罪名化（criminalization）。本文將梳理17世紀有關天啟大爆炸的各類敘述——邸抄、《景物略》和歷史筆記——并分析將災難進行政治化的不同的文本策略。對天啟大爆炸的重述和重構如何作用于這些歷史構建？這場奇災的本地環境（local setting）在多大程度上干預了記敘，進而影響了人們對歷史人物行為動機的理性認識？下文將檢索各位作者的文本策略，尤其是在北京城市背景下如何敘述暴力與死亡，并討論這場災難在塑造明代政治歷史敘述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邸抄：即時性的力量

邸報在推行之初是在各級官僚機構之間傳遞信息的方式，旨在讓各級官員熟悉國家政事與官府要聞。[6]從現存規模最大的邸報集《萬歷邸鈔》中可見，明代邸報的主要內容是皇帝御旨與朝廷政令，大多強調官制事項，如官員升降、軍事外交事件等，但邸報有時也會發布有關自然災害的信息。[7]邸報的讀者也不限于官員，平民百姓也常有機會查詢邸報以便了解時事。[8]相應的，政府信息的傳播為邸報帶來另一種功能：影響公眾對朝廷事務的認知（或闡釋）并以類似今天現代媒體的方式生成特定的公共輿論。也正因為與政務的密切關系，明代士人們熱衷于抄寫這些資料并把它們保存在日記和文集中。[9]

《天變邸抄》成文于1626年的夏天，正是這份報道把天啟大爆炸的消息帶向全國。這份邸抄有兩處明顯區別于傳統邸報的特征。首先，它并不包含御旨政令，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寫人們在災難中的痛苦經歷；其次，這份文本呈現了在城市各地點發生的一系列怪異事件，營造了一種恐慌的氛圍。這種志怪式的書寫與其他邸報中對災難的扼要表述形成鮮明對比。[10]這些對大爆炸引起的混亂場景的詳細描寫看似專門設計，以激起讀者的恐懼和不安。雖然我們無法斷定誰是《天變邸抄》的作者，但很顯然他在政治上是反對閹黨的。筆者認為，《天變邸抄》中那些非同尋常的描寫正是對這場災難進行政治化的手段，其目的之一是向朝廷施加壓力，以便東林黨人之生存。

1604年春，顧憲成（1550~1612）和高攀龍（1562~1626）在江蘇無錫成立東林書院，重講理學以期振奮士人義氣。[11]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東林社發展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并越來越多地開始影響民眾對朝政的看法。在強調道德正義的同時，東林士人也引發了各方力量的反對，那些與東林政見不同者往往被歸于“閹黨”。[12]1624~1627年，東林和其他各勢力之間的斗爭達到頂峰。[13]正是在王恭廠爆炸之日，四名東林官員——周順昌（1584~1626）、周宗建（1582~1626）、繆昌期（1562~1626）和李應昇（1593~1626）——在監獄中遭到迫害。學者劉志剛指出，當時的官員迅速抓住大爆炸的機會，利用其政治潛力去實現各種目的，例如推進當時財政改革、迫使皇帝釋放關押的東林士人等。[14]在這樣的政治亂局里，《天變邸抄》含蓄地批判了閹黨并把矛頭指向了魏忠賢。

與現代新聞報道類似，《天變邸抄》開頭簡短介紹事件經過，之后列舉現場情狀，提供了關于爆炸的第一手記載。該邸報先記載時間地點，又記錄欽天監占語：“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15]接下來37條短文展現了城市各個地點的異象。巨大的混亂沖擊了北京城從王恭廠到周邊郊縣的廣大區域。從最幽閉的皇宮到畿輔縣村，從世俗世界的官府衙邸到敬重神靈的寺廟宮觀，無一不牽涉其中。北京的空間結構在敘述層面對爆炸進行政治化。符號性含義和城市各景觀之間的相對位置被用來強化這種痛苦與恐怖的氛圍。具體而言，對日常空間的陌生化處理進一步夸大了災難的恐怖感，突出了人目擊神靈活動的交接空間，進而強化一種對災難的宇宙學解釋。

在王恭廠上空騰起的黑色蘑菇云制造了非同尋常的城市景象：“遙望云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沖天而起，經時方散。”[16]這種不祥但生動的景象構成了一個后人頻頻回顧的空間坐標。對北京當地居民而言，王恭廠所在街區正是朝廷法制與軍事力量的集結處。宣武門以北有六部之中唯一不在皇城棋盤街的刑部，還有都察院、大理寺、九司及三法司。這一地區不但是管理人間社會秩序的機構所在，還有都城隍廟這一管理全國各地城隍廟并監察地下世界的“超級法庭”。這一象征王朝正義的地區發生爆炸，震動了在京的所有官員和居民，立即引發了朝廷日常公務的停擺。[17]

讀者能從邸抄中提及的地點意識到財產損失之巨和人員傷亡之多：

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周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尸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18]

最值得注意的是，邸報的敘述通過描寫受害者的肉體痛苦而把日常城市空間，尤其是街景，變得奇怪而陌生。首先，血腥的身體部位掉落全城。比如，第32條：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云石駙馬街，有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19]

又如第36條：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20]

在這兩條記錄中，人體成為無數碎片，爆炸所引發的強大沖擊波輕易地把人體分解，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把碎片帶往全城：它們飛越了一道道城墻和層層宮禁，最終掉落在距離王恭廠很遠的地方。北京城莊嚴肅穆的地標——紫禁城外的長安街和北城墻高聳的德勝門——都變成怪異的場所。

《天變邸抄》還通過一種對女性受害者的偷窺式描寫，揭示了日常生活秩序的突然失效。這些女性因爆炸而突然在公共空間里變得赤身裸體。例如，第6條講述了官員何廷樞家中女眷經歷的怪事：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雷該相與持鍬镢，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褦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21]

何廷樞（1619年進士）是魏忠賢黨人，天啟帝（1620~1627年在位）曾在1627年獎勵一眾魏氏親信，何廷樞名列其中。然而崇禎帝即位后，在1629年清洗閹黨時罷免了他的御史之職。[22]這個故事或許是想影射何氏在朝廷中頗有問題的立場。何家的宅院被徹底摧毀，除了這位愛妾，他的家人全部罹難。而當這個可憐的女人被救，她的裸體又非常奇怪地變成了敘述的焦點。

還有另外兩條突出呈現了街上的赤裸女性：

圓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23]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于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邊褥子者，有牽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24]

為何這種爆炸會讓女性在毫發無傷的同時裙帶盡失、一絲不掛？[25]在帝國晚期的自然災害記錄中，裸體并不少見，但《天變邸抄》僅僅關注年輕女性的裸體，而忽略了男性、兒童或老年婦女等。[26]對這些場景的描寫意味著都城的日常生活被災難打亂。邸抄中，王恭廠的爆炸使得原本管理森嚴的街道成為眾人快速聚集又迅速離散的流動區域，使得人們的日常慣習受到干擾。人們有機會看到平時被遮蔽的物品，并玩味女體禁忌。誠然，觀察者也付出了代價——腿傷臥地。這名男子“又痛又笑”，正向我們提示了這場災難帶給城市的復雜效果：恐懼與不安，但同樣還有因越軌而出現的興奮與刺激。

除了對日常空間的陌生化處理，《天變邸抄》還展現了許多居民目睹神祇顯靈的場景，體現了人間與天界的感應。這些現象成為后來學者復述的焦點。王恭廠大爆炸激發了火神。《天變邸抄》提到，北安門附近火神廟殿中有紅球滾出，騰空而上，少頃，王恭廠震聲沖天。[27]在城市東南角崇文門附近的一座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于是“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在推阻之間，爆炸發生。[28]在通州縣張家灣火神廟，“積年扃錮不開，此曰鎖鑰俱斷”。[29]《天變邸抄》第11條還寫到火神在城內巡游被人看到：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發，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馬傷額，方在喧嚷間，東城忽震。[30]

許多神靈出現在邸抄中，在城中各地呼應著爆炸的發生。在城東的草場，“巡更邏卒見一白須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場土地”[31]。在王恭廠幾條街外的都城隍廟，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叫呼，絕似唱名之聲”[32]。城隍唱名意在審訊剛死之人，因此廟內的嘈雜預示了無數人將在隔天早上亡故。[33]

邸抄中不斷列舉北京城內的死亡、暴力和神祇顯靈，呼應著爆炸激起的公眾恐慌。邸報反映了一種對城市空間非常熟悉的內部者視角。對于災難的策略性敘述既反映了一種急迫性，呼吁了人們為重建都城而努力。在大爆炸之后的幾周，兵部尚書王永光（1561~1638）等人懇請天啟帝發放錢糧賑災，并修復被破壞的道路、城墻、公署等基礎設施。[34]

《天變邸抄》得以創作和流通的另一個目的是批判時政并向朝廷施壓。多位朝廷官員利用這些超自然現象來勸誡皇帝并達成自己的目的。當時的御旨政令顯示，各類官員——包括有些與魏忠賢交好的——出于各種目的在爆炸之后迅速展開對魏忠賢的批判。這份邸抄完成于魏忠賢權勢正盛之時，隱晦地表達諷刺。這些奇異的場景證明了都城里世俗秩序和宇宙秩序的雙重衰頹。對怪異的強調營造了不祥的氛圍。建筑與設施的損毀、人體的肢解和女性身體的裸露都把帝都轉化成一個怪異之地；而神靈的異常活動似乎預示了安穩日子一去不返。這些故事促使讀者發問人間究竟出現了什么偏差，是什么導致了大災，又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在1626年之后的歲月，士人們不斷地復述重寫這場災難，在他們對天啟年間政治的回顧中，東林黨人成為同情的對象，而東林之敵則成了歷史的罪人。

二、《帝京景物略》：把災難寫進地方史

王恭廠大爆炸并沒有讓魏忠賢落馬。1626年后，伴隨士人官員在都城重建和釋放東林黨人問題上的復雜協商，天啟帝對他們越發無法信任，反而更加倚重魏忠賢。皇帝與宦官在權力上高度結合，最終決定處決羈押之中的東林官員。[35]1627年秋，天啟帝因病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檢登基，成為崇禎帝。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魏忠賢選擇自殺。但他的死亡并沒有終結朝廷各派斗爭，反而使各派之間的敵意越加深重。

1626年起，歷史筆記與各類雜著中開始出現王恭廠大爆炸的紀聞。[36]大約九年后，在《帝京景物略》一書中，劉侗和于奕正正式把這場災難寫入北京的地方歷史。[37]在《火神廟》一文中，作者把北京的空間性當作一種修辭裝置，重寫了《天變邸抄》中的內容。他們的作品呈現了另一種政治化方式。通過把宦官的負面形象搬上文本前臺，他們在宦官的錯誤行為和這場災難之間創造了因果性的聯系。

在崇禎執政的最初十年，身在北京的士人見證了朝廷力量的衰退，并且焦慮地感到來自內政和外交的多重壓力。劉侗，湖北麻城人，從1629年開始在北京暫居達五年，1634年中進士，之后派任吳縣知縣。于奕正，宛平人，對北京的歷史和時事都十分熟悉。1629年冬，皇太極（1626~1643在位）對明朝開戰。清軍與明軍在北京周邊發生沖突，給當地帶來混亂。[38]劉侗和于奕正感受到一種系統書寫北京歷史、保存國家的文化記憶并反思王朝過去的迫切性。1635年冬，他們完成了《景物略》這部明代最完整也是最后的北京專書。在寫作過程中，他們不僅展開了廣泛的文獻搜集整理工作，還在城市內外進行實地調查，以記錄各處的最新情況。[39]他們對歷史文獻和城市現狀非常熟悉，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寫作方式，他們在介紹名勝的同時，在城市空間的背景下，敘述和評議特定歷史事件。這樣一來，他們改寫了早已存在的文本，通過看似中立的追述表達自己的觀點。

劉侗與復社眾多成員交好，自然也對東林黨抱有極大的同情。[40]張溥（1602~1641）延續東林精神于1629年建立復社。復社在明清易代之際十分活躍，從一個文學學術社團迅速演變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派系力量。《景物略》最終成書于作者逗留南京期間，之后劉侗便趕去蘇州赴任。因此，這本書的視角雜糅了內在者的北京知識和基于江南的東林/復社的外來者的社會批判。作者或許是怕被牽連，所以使用一種非常克制的寫法來隱藏自己的觀點，同時相信那些獨具慧眼的讀者能辨識出文中的贊揚、諷刺和批評。于奕正在略例中寫道：

山川記止夷陵，剎宇記止衰盛，令節記止嬉游，園林記止木石。比事屬辭，不置一褒，不置一譏。習其讀者，不必其知之，言外得之。[41]

遵照這樣的邏輯，《火神廟》一文對王恭廠大爆炸進行了重新敘述。

《火神廟》開篇介紹了該廟的建造歷史、建筑布局以及現場所保留的石刻。其中提到，自1603年以來，由于宮廷火災頻發，此廟一直不斷接受皇家供養。這篇文章的敘述從北安門太監的視角切入，改寫了《天變邸抄》第2條的內容：

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北安門內侍忽聞粗細樂，先后過者三，眾驚而跡其聲，自廟出。開殿審視，忽火如球，滾而上于空。眾方仰矚，西南震聲發矣。[42]

文章繼續描寫蘑菇云的奇狀，總結了災難帶來的慘象：“望其光氣，亂絲者，海潮頭者，五色者，黑靈芝者，起沖天。王恭廠災也。東自阜成門，北至刑部街，亙四里，闊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數，人以百數，燔臭灰瞇，號聲彌滿。死者皆裸，有失手足頭目，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處而他置之。”[43]最后以《天變邸抄》中火神焰焰欲起的情節結束。

《景物略》還記載了北京城頻繁發生的火災：1596年，皇極殿、乾清宮、噦鸞殿遭火；1626年，王恭廠爆炸，幾個月后曾是永樂潛邸的朝天宮又大火。火神廟作為執掌火焰并溝通人間與神界的特殊空間，成為天啟大爆炸事件的敘述中心。劉侗和于奕正雖然參考了邸抄，但有意略去了其中過分怪誕、肉肢橫飛和赤裸女性的諸多情節。他們試圖呈現大爆炸的歷史事實，而非添油加醋興味盎然地談論街頭亂象。

同樣消失在《火神廟》一文中的，是邸抄里平行并置的場景視角。《景物略》的作者把邸抄里的不同場景編織到一個連續的敘述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這些敘述嚴格錨定在宦官的視角上。對照明代北京城的布局，我們就更能讀懂這些只言片語背后的深層含義。文章從皇城北墻北安門附近的太監講起。北安門坐落于帝都中軸線北部，在其正南方的是帝國的中樞：除刑部之外的其余五部（禮、兵、吏、工、戶）和軍都督府等軍事機構。更有趣的是，北安門一帶是內監執掌的各部門所在地，如內官監、司設監、尚衣監以及晚明政治版圖中最有特權的機構———司禮監。這些內監部門的總領，無論“秉筆太監”還是“掌印太監”，都是朝廷里的特殊力量：他們不僅是宮廷內務的實際總管，還是東廠、西廠等監察機構的統領者。在天啟年間，東廠秉筆太監魏忠賢實際上也控制了錦衣衛，并借由這種權力開始對東林黨人進行秘密處置。回到《火神廟》一文，正是太監們打開殿門使火球飛出，引發了大爆炸。

為何作者故意設置內監為唯一的行動者，并從地安門的空間開始講述這場災難呢？從皇城出發，能不露痕跡地略過那些街頭亂景。更重要的是把火球逸出的某種罪責放置到內監身上，從現象上構建一種邏輯聯系。文章最后火神試圖出殿被廟祝阻攔，似乎也在暗示神靈試圖干預某些人間事務。作為“言文旨隱”的作品，《景物略》一直試圖隱藏作者的主觀意見和批判態度。雖然它看似城市名勝的導覽之作，但實際上，晚明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積極實踐著他們所理解的“春秋筆法”，以伸張“微言大義”，也即在簡潔客觀的陳述中置入隱含批評。[44]

《景物略》中的其他文章也顯示出這樣的寫作邏輯。在其他諸篇中，劉侗和于奕正常將閹黨與名勝之地發生的亂事結合起來，建筑的損毀往往是某種批評的隱喻。例如，《首善書院》一文記載東林學者鄒元標、馮從吾在北京創辦學院，宣講理學和士人政治理念的事跡。全文主要內容是復述鄒、馮二人語錄，但在篇末，劉侗的敘述突然轉向書院在魏忠賢（1568~1627）掌權時期的遭遇：“崔（呈秀）、魏（忠賢）盛，黨禍深”，書院慘遭拆除，“乃碎碑，暴其碎于門外，乃毀先圣主，焚棄經史典律于堂中。院且拆矣”[45]。又如《摩訶庵》一文，上半段追憶萬歷年間京城士大夫在此觀花作詩樂事，結尾處突然轉向此地發生的暴力事件：魏忠賢偶然經過此地，見士人聚集，命令拆毀寺院建筑，自此“人相戒不過”，該寺漸漸衰落。[46]

總結而言，《景物略》巧妙地改動了《天變邸抄》中城市空間的敘事功能，通過宦官視角的再敘述，發展了一種新的文本政治化策略。把邸報中的不同場景重新排序，在新的情節序列中建立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聯系，進而含蓄地對宦官進行批評。隱藏自身觀點，不僅是避免災禍的理性選擇，也是創立更具可信度的歷史敘述的方法。天啟大爆炸正是以這種方式進入了北京的地方史，并與明末黨爭深深綁定。

三、火中烈士：東林傳奇的寫成

1644年明朝滅亡，歷經喪亂的學者們紛紛回顧易代之際的諸般事件，試圖找尋明亡之失的根源。17世紀后半葉出現了一波私家著史的高潮。[47]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幾乎無一例外的，東林黨被塑造成在黑暗時期勇抗宦官強權和朝廷腐敗的英雄。對東林傳奇的重述體現了清初文人復雜的心理狀態，在深度的悵惘與遺憾中，他們痛徹心扉地批判前朝政治，同時又不可避免地緬懷故國。1670年，計六奇撰寫了《明季北略》，在這部詳盡記錄易代前后各類事件的重要文獻中，《天變邸抄》的全文再度出現，而天啟大爆炸則出現在東林士人的傳記中。

在分析計六奇的編輯策略后，我們能看到這位作者是如何把天啟大爆炸轉變成前朝關鍵歷史事件的，還能進一步勾勒在激烈黨爭中東林士人的行為是如何被戲劇化呈現的。計六奇的文本把矛頭清晰地指向了魏忠賢，這位權宦在清代初年的歷史寫作中已經徹底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惡棍。計六奇簡化了天啟年間各黨派之間的復雜互動，其中閹黨與東林士人之間的協商、合作、背叛等諸多細節被表述成單純的仇恨和報復。1626年之后，對大爆炸的政治性解釋不斷累積，而計六奇則突出爭斗的兩極化并將之表現為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與此同時，北京城市空間的微妙性從易代之后的文本中消失了。計六奇從未到過北京，主要依靠各類典籍來寫作，于是北京的城市空間背景在敘述中被弱化，都城最終變成一個文學的符號，象征著遠去的王朝。

《明季北略》中《天變邸抄》的位置清晰地建立了魏忠賢與大爆炸之間的聯系。在計六奇作品之前，還有兩份晚明筆記收錄這份邸抄并分別傳遞了編者的政治考慮。1629年的《頌天臚筆》創作于崇禎暫時平息朝廷黨爭之時，而作者正在用此書歌頌新朝秩序。此書中《天變邸抄》以附錄形式出現在最后一卷，作為對天啟朝混亂狀況的說明。1626年的《碧血錄》是為紀念同年犧牲的東林學者而作，作者黃煜收錄了二十條東林士人的傳記以及他們的詩文。這本書在晚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直到1776年才得以刊刻。書題“碧血”二字源自《莊子》：“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意在頌揚忠臣。邸抄也以附錄形式出現，題為“天變雜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份附錄題為“人變述略”，記載了蘇州民眾義抗閹黨的事跡，并紀念了五位為保護周順昌而犧牲的義士。[48]“天變”與“人變”暗示了一種彼此呼應的關系，發生在北方都城里的天災與江南市鎮中的人禍構成了對照。換句話說，這兩者都是對魏忠賢暴政的反映。爆炸是天的警告，而蘇州的義舉就代表著人間的譴責。

《明季北略》成書于1666~1670年，計六奇把天啟大爆炸放置在新的敘述結構中，這完全不同于早期的《頌天臚筆》和《碧血錄》。《明季北略》綜合了紀傳體和編年體這兩種史學體例，把歷史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同時記載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計六奇把《天變邸抄》從附錄位置取出，把它編在全書第二卷。在這卷的開頭，讀者首先看到周順昌等勇于反抗魏忠賢的東林烈士的傳記，之后是魏忠賢上疏彈劾東林人的奏折等文書，還有兩個故事講述了魏忠賢的情人客氏作為天啟皇帝乳母如何謀害朝臣和嬪妃。[49]緊隨其后，當讀者讀到天啟大爆炸的記錄，這場災難與當時政治問題之間的聯系已經完全確立了。計六奇的編輯策略改變邸報在歷史敘述中的位置，從一個補充說明歷史事件的注解式附錄變成一個主體敘述中的重要場景。

相比之前的兩部筆記，《明季北略》對天啟大爆炸的展現還有更多細節改動，這些都直接傳遞了政治性的信息。《天變邸抄》中描寫女性身體的赤裸情節完全消失，而其他涉及神靈的部分保持不變。另外，魏忠賢本人在欽天監一條中出現。在最早的邸抄中，欽天監提供了一個占語：“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而魏忠賢和東林士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正文中。但在《頌天臚筆》里出現了夾批“魏忠賢即時打死此官”，這樣就把閹黨拉進敘述，勾勒災難的原因。[50]計六奇則進一步改編，把夾批放入正文，放大了派系之間的對抗。《明季北略》中出現了這樣的細節：“魏忠賢謂妖言惑眾，杖一百，乃死。”[51]這種對魏忠賢更加具象化的表現，介紹欽天監官員受刑程度，進一步突出了閹黨的殘酷。

計六奇還把天啟大爆炸融入東林士人的傳記中，以增強士人行為的崇高感。周順昌被捕后于1626年到達北京，在五月初一下詔獄。許顯純（？~1629），魏忠賢親信，當時掌管錦衣衛秘密監獄并全程刑訊周順昌。[52]在周順昌傳記中，計六奇描述了如下戲劇性的場景，天啟大爆炸恰如其分地成為一個干擾刑訊的事件：

公謂所知曰：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公至都，下獄，對簿不屈，強坐贓三千，即欲殺公。天意示儆，火起王恭廠，奉旨停刑。六月酷暑，復五日一嚴比。公大罵許顯純。顯純將銅錘擊公齒，齒俱落，公猶極罵噴血于顯純面，遂死。[53]

故事的基本情節——下獄、受刑，以及濺血鑿齒——可以在《頌天臚筆》的周順昌傳中看到。[54]同樣在周順昌親友的紀念文中也可以看到這位烈士身受酷刑與天啟大爆炸之間的某種關聯。[55]在1628年前后，胡敬辰（1622年進士）這樣描寫周順昌生前遭遇：

方先生初逮時，地以震變告，比于獄，天以王恭廠火雷之變告，屢訊搒略，天又以雨雹之變告。[56]

這些紀念文章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周順昌之死的敘述邏輯。實際上，東林士人最初試圖利用大爆炸的契機勸諫皇帝釋放羈押人士，而周本人還嘗試籌措銀兩將自己贖出。[57]但天啟帝對此置之不理并且最終默認了對周順昌的致命刑訊。政治中的博弈與反水在這些敘述中全部消失了，但有關爆炸的一種新解釋確立了。周順昌之死被放進了這樣的因果鏈條中：魏忠賢對正直的東林士人發起迫害，觸怒上天，之后大火燒城以示警誡，但魏忠賢還不收手，最終拷問周至死。

《明季北略》還進一步強化兩個陣營的沖突。這種寫作策略與《景物略》完全不同，在字里行間充斥著強烈的情緒。計六奇把當時筆記小說中的大量信息放入《明季北略》。歷史事件的細節中往往有著明顯的戲說成分。[58]計六奇來自東林書院創始地無錫，他的視角是來自江南士紳群體的，外在于北京的。在《明季北略》的創作過程中，他走訪了揚州、蘇州、杭州等多個江南城市，這些地方也曾經是東林士人的活動中心。他從前朝遺民那里搜集了大量資料。[59]因此，江南士人受難的沖突時刻就成了計六奇作品的主題。北京不再是一個為讀者提供政治解釋框架的具體城市，而是一個呈現正直的東林烈士受難的舞臺。

在他為周順昌撰寫的傳記中，計六奇把之前各類資料中的表述進行了綜合，把爆炸放到傳記中，在將之視為天意警示的同時，使之打斷了對周順昌的刑訊。這種處理增強了讀者的同情，并把周順昌身體的苦楚與一系列與燃燒和混亂有關的符號相連接。在炎炎夏日中，周順昌被打得血肉模糊、肌膚潰爛，他的叱罵聲與爆炸的巨響相互呼應。在計六奇看來，烈火不僅代表了抽象的天意，還表達了周順昌、他的紀念者以及所有參與1626年抗議的人的怒火。根據計六奇的描述，魏忠賢高高在上，濫用權力清洗異黨；本該平衡各方的皇帝卻完全置之不理。于是上天介入，以爆炸和大火迫使拷問暫停。

四、尾聲：燃燒城市、燃盡前朝

清代初年，伴隨東林士人正直忠義形象的最終確立，天啟大爆炸開始成為預示明朝滅亡的兇兆，進入了朝代循環的一節。根據這樣的邏輯，復社的核心成員、著名遺民詩人吳偉業把這場災難編織到明末社會秩序衰退的整體性討論中。在《綏寇紀略》中，吳偉業系統地記錄了崇禎年間各地的兵禍和沖突，并嘗試從這段歷史中找尋明亡的經濟、軍事和歷史原因。他利用了“火”這一意象：威脅都城的真實大火預示了王朝的悲劇，隱喻中的大火——集中體現在禍亂朝政的官宦身上——則最終燒毀了整個帝國。

1631~1639年，吳偉業在北京擔任官職。[60]1644年，當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相繼占領北京時，吳偉業正在家鄉江蘇太倉。同年秋天，在短暫任職南明朝廷后，吳返回太倉，并在附近的幾個縣市躲避災禍。[61]1654年，清廷召見吳偉業，這是明亡后他第一次返回北京。[62]值得一提的是，1649年底北京的城市空間發生了巨變，滿漢分治，內城成為旗人獨居的區域，因此在吳偉業再訪北京時，城內諸多衙門也都經歷了改整，內城樣貌大變。1656年，吳偉業辭去國子監的官職，兩年后他在家鄉完成了《綏寇紀略》。在這本書中，位于天人交界之處的天子之城北京，看上去具有某種主體性，悲傷地回應著帝國的滅亡。例如，在最后一卷中，作者記錄了崇禎年間出現的各種異象：“陵哭”“城愁”“神像有淚”。[63]

吳偉業把北京城各處發生的火災視為天人感應的表達。正如前文提到的，明代終其一朝，北京總是火災多發。1421年春，在永樂帝遷都北京并正式遷入新建的紫禁城后幾個月，三座最宏偉的宮殿建筑——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被焚為灰燼。嘉靖、萬歷和天啟年間，火災數量前所未有的多。1557年，三大殿再次遭火，午門附近的建筑全部遭殃。1596~1597年，乾清宮和三大殿再次遇火，這促使皇帝翻修了火神廟以求神靈庇佑。1626年當王恭廠發生爆炸時，這些廟宇還在重建或修繕。在《綏寇紀略》中，吳偉業回顧了1635~1638年北京城發生的五次大火，并在注釋中提到萬歷年間大小火災多達35次。[64]他評論道：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東漢中平二年，南宮靈臺災，未幾黃巾亂。流寇之作，即三殿兩宮火災之應也。安民廠者，以天啟六年王恭廠災而改焉者也，逆珰施炮烙以鍛煉楊、左諸君子。[65]

吳偉業沒有過多關注爆炸和火災在城市里帶來的異樣景象，而是把每一次大火看成“常態化的”、無數災難之間的一個環節。在他看來，王朝末年災難構成的循環樣式比災難本身的細節更重要。明朝最后百年里的火災正如東漢黃巾起義時燒毀靈臺一樣。而1590年后，微型循環出現在明朝，火災不斷發生在宮廷中，而王恭廠則一次又一次爆炸。[66]

除此之外，吳偉業把王恭廠大爆炸塑造成上天對東林士人受難的感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的最后，他反轉了大爆炸和楊漣、左光斗死亡的時間順序。1624年，左都御史楊漣上書怒陳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1625年，楊左兩人被秘密處死，此時距大爆炸還有一年。[67]但在吳偉業這里，他以楊左二人代替周順昌等，實際上發生了時間的錯位。

吳偉業還在討論中加入了更多天啟大爆炸的細節。基于《天變邸抄》，吳偉業介紹了這場災難的大致情況。或許作者不想更多提及此時已經變更的北京城市空間，《綏寇紀略》對爆炸的敘述基本脫離了城市場所之間復雜的關系和寓意。吳偉業只選擇了邸抄中的部分場景，例如都城隍廟唱名、火神廟火球飛出。[68]這里面還出現了另一個錯誤，就是何廷樞在爆炸中遇難身亡。實際上，按照邸抄記載，何的家人遇難，他本人則逃過一劫，在朝中任職直到1629年。吳偉業可能弄錯了，但也可能是故意編造了何的死亡，以此作為他閹黨身份的某種報應。

在回顧火災的最后，吳偉業把“火”的字面意義和隱喻意義推到更深的層面：

若先皇則何為乎災？曰：內操之未罷也，緝事衙門如董琨等，則猶許顯純之余焰也，故火之也。且安民廠所以修守備，其后寇逼京師，炮不置鉛丸，賊不傷而城已陷。天意若曰：火不炎上，徒以自斃也。[69]

火災成為天意不斷的警示，而許顯純、董琨等錦衣衛閹黨成員，成為威脅朝廷的“危火”。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來自《漢書·五行傳》：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70]

異火代表著政治秩序的腐壞。吳偉業的火之隱喻把火災的問題與明朝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恭廠事件里，朝廷無力救災既暗示了火藥廠管理的混亂，也意味著火藥制造的質量低下。結果，火炮無法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而軍事上的無能最終導致王朝的滅亡。

在討論了這么多所謂爆炸原因（宦官的作為、士人的受難和上天的警示）后，讓我們再次檢查這場災難的元兇——火藥。是誰點燃了這些易爆品，進而導致了火藥廠的爆炸？回到1626年爆炸當天，一個名叫王業浩的御史曾向皇帝提出，根據當時塘報，皇太極派出了十名奸細，在九日前抵達京城并混跡在王恭廠附近。[71]邸抄中最初也提到“緝拿奸細”。但兩天后，一些官員開始質問這種懷疑，很快就把爆炸原因導向了天人感應之說。[72]從1626年的明實錄來看，對外來奸細的調查被擱置，甚至王業浩本人也放棄了最初的提議。由是，爆炸后所有的討論都持續著一種統一的語調，把爆炸視為天人秩序的混亂。而對真實原因的追查則在有意無意之間被遺忘了。

同樣被忽視的是個人視角下的體驗。我們幾乎無法看到任何從個人經驗出發的，對王恭廠大爆炸的描述。對這個災難的每一次討論都是高度政治化和一致的。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情況呢？一個誠實的回答就是我們幾乎無法斷定爆炸原因，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供推斷。盡管如此，筆者認為還是有兩個視角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反思這個事件。首先，把爆炸統一解釋成“天變”提示我們注意明朝末期極其復雜的權力結構。似乎只在事件剛發生的幾天里，不同的聲音曾短暫浮現過。也許官員們迅速意識到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天人感應的解釋來謀取利益：從賑災中謀財物、攻擊政敵，抑或使自己免于被詬為閹黨。于是統一的口徑迅速形成了。其次，所有后來的敘述都證明了《天變邸抄》這份文件實在是影響深遠。它被設計成官方傳播消息的樣式，也確實成了最重要的、最早的信息源。無論讀者是否相信其中的內容，它對奇景的描繪總能引人矚目，也強力地塑造了所有后來者對災難的印象。面對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人們更傾向于記住最顯著的、最富戲劇性的元素，也最容易接受英雄-惡棍的善惡二分。伴隨著歷史背景的消逝，那些承載了復雜權力動態的微妙情節最終被忘卻了。

結論

本文從各類史料出發，分析了對王恭廠大爆炸這個歷史事件進行政治化的一系列敘述策略。其中，邸報成為事件的即時記錄，《景物略》是把事件納入地方史敘述的城市筆記，而清代一眾筆記史料則是對明朝歷史的分析性記錄。1626年，這場皇家火藥廠的災禍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也迅速在朝廷中引發眾議。作為將這場災難的細節傳播開來的《天變邸抄》，強調了爆炸本身的奇特。黑靈芝般的蘑菇云、橫飛的斷肢、裸體的女性以及神靈的異動，以城市的躁動不安營造了異常的氣氛。邸報為后人提供了理解和再現這個事件的最基本的素材。17世紀30年代，《景物略》的作者借鑒了邸報內容并代入大爆炸時的城市空間和各個場所之間的關系，小心地影射宦官政治。清朝初年，學者們頻繁表達對閹黨的憎惡。王恭廠大爆炸被用來復述明末政治斗爭，其中，東林士人被銘記成正義的偶像，于是就帶出了對兩個黨派的歷史評價。同時，北京的城市空間性從這些晚近寫作中消失，而皇城本身成為一個烈火中的文學性場所，爆炸成為明朝將亡的噩兆。

在檢索眾多敘述后，我們仍要追問究竟能從這場爆炸事件中得到什么。爆炸故事的寫成過程讓我們重新思考歷史研究中筆記的功能。在有明顯傾向性和高度政治化的聲音背后，爆炸本身，也即爆炸過程中物理和物質的相關事實，實在無法被復原。盡管如此，通過這些敘述，我們能有機會洞察晚明政治史。大爆炸把不同時代的士人聯合到一起，并加劇了他們對魏忠賢的共同憎恨。文本不僅帶著有關人物和事件的歷史信息，還承載著作者的個人觀察和反思，這些都反映在對細節的甄選上。各位作者不斷對大爆炸進行理性化說明，把它從難以解釋的異事轉換成閹黨導致的災禍。作者的立場無疑影響了讀者對過去的理解，在閱讀和復述同一個故事的過程里，士人的共同體得以團結。對東林士人的認同使得17世紀不同時段的作者極力搜羅各種細節作為歷史證據，用來責難魏忠賢這位權宦，并且樹立起他的殘暴形象。結果，復雜的權力競爭最終以一幅簡單的圖景而終：魏忠賢成為萬劫不復的惡人，而東林烈士成為贊歌中永恒的英雄。

注 釋：

*馮乃希,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副教授, 清華大學仲英青年學者。 本文改寫自 Feng Naixi, “Mushroom Cloud over the Northern Capital: Writing the Tianqi Explo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Late Imperial China 41: 1 ( 2020 ) : 71 - 112. ?202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ciety for Qing Studie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明熹宗實錄》 71: 5 (天啟六年五月初六) , 《明實錄》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7年版; 耿慶國、 李少一編 《王恭廠大爆炸》 , 地震出版社, 1990; 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天啟六年王恭廠大災下的明末政治》 , 《史林》 2009 年第 2 期, 第 115 ~ 123 頁。

[2]有關東林黨和閹黨黨爭的歷史, 參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 - 1699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p. 95 - 136;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 - 1627 ( Honu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小野和子 《明季黨社考》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謝國楨 《明清之際黨社 考》 , 中 華 書 局, 1982; 孟 森 《 明 清 史 講 義》 ,中華書局, 1981, 第 293 ~ 316 頁。

[3]天啟大爆炸的邸報被轉抄在金日昇《頌天臚筆》、黃煜《碧血錄》和計六奇《明季北略》 當中。日期最早的是發表于 1629 年的贊頌崇禎登基的《頌天臚筆》 , 見金日昇《頌天臚筆》 , 臺北學生書局, 1986。 金氏的文章是最長, 也可能是最完整的版本。 本文中, 我使用金氏的 《天變邸抄》 為本。 《 碧血錄》 是黃煜為紀念被魏忠賢戕害的朝臣所作, 具體年份不詳, 但根據序言及文本內對皇帝的尊稱, 應成書于明末。 《 天變邸抄》 見 《 碧血錄》 , 《 筆記小說大觀》 第 7 卷,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3, 第 171 ~ 199 頁。1670 年計六奇著 《 明季北略》 亦收該邸抄, 但內容有改動，見計六奇 《明季北略》 , 中華書局, 1984, 第 73 ~ 76 頁。

[4]劉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火神廟》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第 66 ~ 67 頁。

[5]有關清代早期對亡明之反思的研究, 參考 Lynn Struve, “ Huang Zongxi in Context: A Reappraisal of His Major Writing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1988) : 474- 502;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eds. ,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ai-yee Li,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 (1995) : 421-33。

[6]多位學者對邸報的文本性質、 社會功能、 歷史價值、 實踐方式和流通渠道做出過研究。 參考尹韻公 《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 , 重慶出版社, 1990;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劉勇強 《明清邸報與文學之關系》 , 《學人》 1992 年第3 期, 第 437 ~ 464 頁; 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Part 2, eds. Denis C.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p. 579-770。

[7]尹韻公: 《略論萬歷邸抄》 , 《新聞研究資料》1989 年第 1 期, 第 75 ~ 90 頁。Timothy Brook, “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pp. 638-639.

[8]有學者認為邸報創設了一種新的閱讀體驗, 使得讀者能同時瀏覽不同的情節線, 而這或許部分地解釋了明代通俗小說和日用類書的興盛。 參考 Shang Wei, “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eds.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87-238。 有關非線性的 “空間性” 閱讀體驗, 參考 He Yuming, Home and the World Editing the “ Glorious Ming” in Wood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中譯本: 何予明 《家園與天下: 明代書文化與尋常閱讀》 , 中華書局, 2019) 。

[9]國家圖書館現藏一份刊行于 1580 年的邸報原件, 題為 《急選報》 。 這是目前可見最早的原始文檔。 有關明代士人抄寫邸報的研 究, 參 考 尹 韻 公 《明代邸報與明代歷史》 , 《新聞大學》 1997 年第 3 卷, 第 79 ~ 81 頁。

[10]例如, 在 《萬歷邸鈔》 中有很多對自然災害的描述: 干旱和洪水 ( 見 《 萬歷邸鈔》 ,臺北學生書局, 1968, 第 822 頁) 、 地震 (第 1094 頁) 和火災 (第 1732 頁) 等, 但這些描寫通常很短。 有關邸報中災難描寫的研究, 可參考尹韻公 《 略論萬歷邸鈔》 ,《新聞研究資料》 1989 年第 1 期, 第 78 ~ 81 頁。

[11]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95-104.

[12]天啟時期朝廷中曾形成一個松散的反對東林士人的政治集團, 被稱為“閹黨” , 魏忠賢被認定為其領袖。 有歷史學者認為, 兩黨之間看似水火不容的區隔其實有時是模糊的, 甚至流動的。我們今天很難勾勒反東林集團的清晰圖景, 因為大部分史料都試圖去強化他們的負面角色。參考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pp. 106-112。

[13]歷史學者提出, 斗爭始于1624年7月, 楊 漣 ( 1572 ~ 1625) 上 疏天啟皇帝, 列 出“二十四大罪” 彈劾魏忠賢。 在此之后, 包括楊漣在內, 一批東林黨人遭到逮捕和殺害。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72 - 100; 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p. 121-123。

[14]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 第 121 ~ 122 頁。

[15]《頌天臚筆》 , 第 3214 ~ 3215 頁。

[16]《頌天臚筆》 , 第 3214 頁。

[17]《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天啟六年五月初八” ) 。

[18]《頌天臚筆》 , 第 3213 ~ 3214 頁。

[19]《頌天臚筆》 , 第 3226 頁。

[20]《頌天臚筆》 , 第 3228 頁。

[21]《頌天臚筆》 , 第 3217 頁。

[22]《明熹宗實錄》 , 87: 17 (“天啟七年八月十二” ) ; 《崇禎長編》 , 17: 19-22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一” ) 。

[23]《頌天臚筆》 , 第 3226 頁。

[24]《頌天臚筆》 , 第 3222 頁。

[25]當代學者曾嘗試從地理學、 核科學和生化研究等領域對這些爆炸現象進行分析, 但始終無法從科學層面解釋這些現象。 耿慶國、 李少一編《王恭廠大爆炸》 , 第 181 ~192 頁。

[26]例如, 蒲松齡在 《地震》一文中描寫了混亂的街景, 但他對裸體的處理是更為概括的, 僅提及人們來不及穿衣便逃到街上。 蒲松齡 《聊齋志異》 , 中華書局, 2001, 第170 ~ 171 頁。

[27]《頌天臚筆》 , 第 3215 頁。

[28]《頌天臚筆》 , 第 3215 ~ 3216 頁。

[29]《頌天臚筆》 , 第 3216 頁。

[30]《頌天臚筆》 , 第 3220 頁。

[31]《頌天臚筆》 , 第 3221 頁。

[32]《頌天臚筆》 , 第 3223 頁。

[33]有關城隍信仰, 參考 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 1985) : 363-457。

[34]《明熹宗實錄》 , 第 71卷, 第7 ~ 8頁 ( “天啟六年五月初八” ) 。

[35]很多歷史學家把天啟帝描述成一個懦弱無知、 被魏忠賢操控的傀儡, 例如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41-144。 劉志剛卻認為皇帝本人其實頗有主動性, 能積極利用各派勢力增強自身對朝政的影響。 劉志剛 《天變與黨爭》 , 第 120 ~122 頁。 同樣, Miller 也指出, 所謂“魏忠賢獨裁”夸大了魏的力量, 這種指責正是其政敵所宣揚的。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Late Ming Dynasty China, p. 129。

[36]劉若愚曾簡要提及天啟大爆炸, 見劉若愚 《 酌中志》 ( 約 1630 年) ,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在 《玉鏡新譚》 , 朱長祚回顧了天啟晚期、 崇禎早期魏忠賢的活動。 王恭廠大爆炸被記錄在專述自然災害的一章中, 見 《 玉鏡新譚》 , 中華書局, 1989, 第77 ~ 78 頁。 在 17 世紀中期成書的佚名小說 《梼杌閑評》 中, 大爆炸構成了第四十回的背景, 預示了后來魏忠賢的倒臺。 《梼杌閑評》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第 446 ~454 頁。 對魏忠賢文學的介紹, 參考 Keith McMahon, “ The Potent Eunuch: The Story of Wei Zhongx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4) : 1-28。

[37]對 《帝京景物略》 的介紹, 參考王燦熾 《帝京景物略及其作者考》 , 《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4期, 第54 ~ 60頁。

[38]Twitchett and Mote, eds. ,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616 - 617; Peterson,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p. 53-54.

[39]《帝京景物略·略例》 , 第 1 頁。

[40]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劉侗參與復社活動, 但其好友如譚元春等都與復社密切相關。參考吳國平 《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第 15 ~ 25 頁; 張永剛 《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活動》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第 165 ~ 189 頁。

[41]《帝京景物略》 , 第 3 頁。

[42]《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頁。

[43]《帝京景物略》 , 第 67 頁。

[44]韓書瑞 (Susan Naquin) 在其著作中曾簡要介紹 《景物略》 作為旅行導覽的不足之處，參考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p. 254-255。

[45]《帝京景物略》 , 第 218 頁。

[46]《帝京景物略》 , 第 308 頁。

[47]參考闞紅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 人民出版社, 2008。

[48]黃煜: 《碧血錄》, 第 191~195 頁。 Dardess 也在其著作中介紹了這五位義士的事跡,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10-112。

[49]計六奇: 《明季北略》 , 第 56 ~ 70 頁。

[50]《頌天臚筆》 , 第 3215 頁。

[51]《明季北略》 , 第 73 頁。

[52]許顯純于 1629 年被崇禎帝處死。 《崇禎長編》 卷 17, 第 20 頁。

[53]《明季北略》 , 第 58 頁。

[54]《頌天臚筆》 , 第 1004 頁。

[55]例如, 在張溥為周順昌撰寫的墓志中就有類似表述, 見張溥 《贈太仆寺卿周公來玉墓志銘》, 《七錄齋詩文合集》, 《續修四庫全書》 冊1387, 中華書局, 1984, 第 355 ~ 358 頁。

[56]胡敬臣: 《周蓼洲先生傳》 , 第 422 頁。

[57]朱祖文: 《北行日譜》 ,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 第 8 頁。 參考 John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pp. 108-112。

[58]張平仁: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對時事小說的采錄》 , 《 文獻》 2004 年第 3 期, 第 185 ~192 頁。 計六奇所引用的具體篇目, 參考 《明季北略》 , 第 738 ~ 744 頁。

[59]《明季北略》 , 第 733 ~ 736 頁。

[60]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 第 36 ~ 37、 57、 60、 64 ~ 65、 73 ~74、 79 ~ 80 頁。

[61]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 第 115 ~ 116、 124 頁。

[62]馮其庸: 《吳梅村年譜》 ,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 第 233 ~ 236 頁。

[63]吳偉業: 《綏寇紀略》 , 第 321 ~ 365 頁。

[64]這些火災發生在天壇、 皇家庫房、 另一處制造火藥的作坊、 重建后的王恭廠以及皇家草場。 《綏寇紀略》 , 第 344 ~ 345 頁。

[65]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廠改名為安民廠。 《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 “ 天啟六年五月初九” )

[66]1626 年爆炸后, 王恭廠改名為安民廠。 《明熹宗實錄》 , 第 71 卷, 第 7 ~ 8 頁 ( “ 天啟六年五月初九” ) , 第 345 頁。

[67]《明熹宗實錄》 43: 1a-2b ( “天啟四年六月初一” ) 。

[68]《綏寇紀略》 , 第 345 頁。

[69]《綏寇紀略》 , 第 345 頁。

[70]班固: 《漢書》 , 臺北鼎文書局, 1986, 第 1320 頁。

[71]《明熹宗實錄》 第 71 卷, 第 5 頁 ( “天啟六年五月初七” ) 。

[72]《明熹宗實錄》 第 71 卷, 第 8 頁 ( “天啟六年五月初九” ) 。

（轉載自“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