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3年，在中國嘉德拍賣“筆墨文章——信札寫本”專場中，發現有1977年沈從文寫給陳瓊芝的一封書信。在《沈從文全集》和《沈從文全集·補遺卷》等著述編纂以及相關論著研究中，都未曾見到這封信或提及這件事，初步判斷應為佚信。現呈示如下：

瓊芝同志，您給我的信已轉到，深謝厚意。我名分上還是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事實上因年老體力衰退，已多年不去館中：住處原在歷博東堂子胡同五十一號宿舍，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轉住小羊宜賓胡同五號（在東總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學編輯處），只間或回東堂子取取書，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見到，遲遲作覆，實深抱歉，望能原諒。有關魯迅先生的作品，我缺少應有知識。特別是他的雜文，針對性極強，不是當事人，不大懂內容，十分顯明。所以去年傳說注《野草》時，有人問文學所，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說“不懂”。據個人私見，魯迅博物館有不少專家，遇疑難處向他們提出，或可迎刃而解。有關新月社派內情，我事實上也近于無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處理我早期作品有關。因為我算得是第一期“職業作家”，每月依賴稿費過日子，在北京時，既從不參加過什么“座談”或“聚餐”活動，到上海后情形相同。（聞、梁、潘、羅、等人一部分后來還在學校同事多年，生活上卻無過從。）每期涉及政治論文，我就不看，也看不懂。我的主要目標，便是在短篇上求進展，創紀錄，才有出路。依稀還記得在某一年“編委”還有我一個名字，只是事后相告，內情不知，也從不過問。也頻、丁玲，算得是熟人了，也只限于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一段時間中的一部分生活和工作，此外即近于無知。您一時如還不即離開，歡迎您們來談談天，隨便談談家鄉新舊不同處，也許比談文學更有意思。解放后，我已真正改業，在午門樓上壇壇罐罐間，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說明員”。主要是學習為人民服務，對于如何“古為今用”，充滿興趣。越學下去，越感覺主席提出的四個字寓意深遠，所以工作努力重點，就是求落實這個偉大指示，來為以千萬計的生產第一線的紡織、陶瓷、染術、牙……工人服務、打雜、作后勤，雖勞不怨。至于過去的文學創作，還在學習階段，并未畢業，就在社會變動下告了結束。所有習作早被書店全部毀銷了，曾得到正式[1]通知說“已過時”，代為幫忙付之一炬！正如古人說的“破甑不顧”，業已摔壞的陶甑，實在值不得回顧，更不想提它，或因人提提即“自我陶醉”。歷史只前進，不會后退。近些年來雖發現新改的業務，也作不了什么，也許還得重新安排考慮，把有限余生，轉用到更切實些又為新社會所需要方面去。但年紀已過了七十五歲，即或情緒上在某一時還不缺少童心幻念，事實上，是不大可能作得出什么真正有意義的出色工作了。“上湘西人”有它的性格上的局限，有的簡直近于悲劇性弱點，在某些方面，像是能“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在另一方面，就十分不中用，顯得異常脆弱，處處吃癟。吃不開。對家鄉過去存在的人和事，我似乎還能看得出問題，但處理本人時，就一例沉陷到“習慣”泥淖中，無從由情緒束縛中擺脫，作出對客觀現實靈活的適應，在找不出更合適名辭以前，就說是“夙命性的悲劇性格”，也說得差不離。六十年以下受過近代教育的同鄉，大致是不至于如此的，日子會過得幸福得多！并候諸位工作順利。

沈從文 十月十七

住處有傳呼電話，為555964來時先能通個電話免得失迎。

公共汽車乘九路應在過了火車站的一站下車，不多遠可到。

信封：虎坊路十五號 魯編室請轉陳瓊芝同志啟

小羊宜賓五號 沈

《沈從文全集·補遺卷》，沈從文 著，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

一、陳瓊芝寄信時間考證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7.8級強烈地震，波及京津地區。小羊宜賓胡同住處山墻部分倒塌”[2]，7月30日，沈從文寄信給兒子沈虎雛說：“小羊宜賓災難大些，媽媽住屋山墻下坍，大幾方磚瓦正好壓在大的新翻修小間上，頂住了。若頂不住，也許幾人均完事了。”“東堂子房子完好，只是兩邊人家大墻倒了，左邊堵塞了出入道，右邊把王家新翻新作新的X房子砸壞了，大致只有重翻一次不可。”[3]“因擔心他長期住抗震棚健康受損，親友們勸他和張兆和到蘇州暫避。”[4]8月，沈從文離開北京，前往蘇州。因此，從這封信中沈從文敘述的“因去年地震，家中人不放心，轉住小羊宜賓胡同五號（在東總布胡同附近，原人民文學編輯處）。只間或回東堂子取取書”來看，陳瓊芝應是將信寄送到沈從文原住所東堂子，而沈從文偶爾回去取書順便查看信件，才看到這封信。通過信中所言“所以尊信是十月里才見到，遲遲作覆，實深抱歉，望能原諒”，以及信封上沈從文的落款處地址“小羊宜賓五號”，可以初步還原當時的場景，即1977年10月，沈從文回東堂子，看到信后將信帶回小羊宜賓胡同的住所，又隔了幾天才給陳瓊芝回信。因此，陳瓊芝信件的送達時間是在9月乃至更早。由此推測，陳瓊芝寄出信件的時間應在1976年7月地震后至1977年9月之間。又根據信中的“十月里才見到”這句話，推測陳瓊芝寄信時間應為沈從文寫信的同年。更進一步，沈從文在信中提到，“去年傳說注《野草》時”，當時，《野草》的“征求意見本”即為注釋本，其出版時間大概在“一九七七年一月”[5]，考慮到這項注釋工作完成到出版還有一段時間，因此，“注《野草》”的時間應為1976年，與沈從文所言“去年”對應下來，寫信的“今年”為1977年。

1974年冬，沈從文在張兆和居住的小羊宜賓胡同的宿舍院中。

通過閱讀現存1977年沈從文書信，陳瓊芝寄信時間得到進一步確認。1977年4月4日，沈從文寄送給汪曾祺的信中提到，“這星期中任何一天都可以在東堂子相候。（以上午九時到十一點半，下午二時半到五點半為合適。來時先給一電話好些，免得答應別人或另有約會。）材料是在東堂子，可以來東堂子談談方便”[6]。隨后，5月10日寄送王?[7]的信中提到，“約定十三號星期五下三時”找當時就職于故宮博物院到古綢緞織繡研究者陳娟娟“來東堂子談談”[8]。5月16日《復姚雪垠》中提到，“弟即可在指定時間內去東堂子胡同工作室相候”[9]。可見，在1977年5月之前，沈從文時常在東堂子，寄送的信件也能及時查收，即使沈從文曾對徐維[10]說過，“年前南行，住下半年才回來，回來后，長在小病中，手和眼都不大得用，各方面友好來信多不作復，十分抱歉”[11]，也不存在他在5月或者更早之前已看到陳瓊芝來信卻不回復這種可能。1977年6月21日，沈從文寄送給兒子、兒媳的信中寫道：“我和媽媽大在小羊宜賓住下，已成習慣，經常已不過東堂子，工作也只在這邊繼續進行。”[12]因此，根據現有書信推知陳瓊芝的寄信時間應在1977年5月至9月之間。限于目前能夠查閱到的陳瓊芝書信較少，無法確定更為準確的具體時間。

二、沈從文、陳瓊芝通信內容及《二心集》相關修改細節

陳瓊芝在延邊大學中文系任教期間，受邀至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簡稱“魯編室”，下同）“主持《二心集》（征求意見本）的注釋工作”[13]。1976年，魯迅《二心集》“征求意見本”出版，俗稱“紅皮本”，其中“本書注釋者”為“吉林省開山屯化纖漿廠工人理論組、延邊大學中文系”[14]，將“吉林省開山屯化纖漿廠工人理論組”置于“延邊大學中文系”之前，主要“以顯示工農兵管上層建筑的權威”[15]。除此之外，“征求意見本”的“編印說明”[16]指出：

為了適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準備陸續出版魯迅著作單行本的注釋本，由各地工農兵理論隊伍和大學革命師生分別擔任各書的注釋工作；這項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為慎重起見，我們將視工作進行情況，陸續將各書注釋初稿先行排印少量，專供征求意見之用。懇切希望同志們就本書各篇的題解和注釋的內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個方面提出寶貴意見，以便據以修改。修改意見請徑寄我社魯迅著作編輯室。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十月[17]

當時，許多與魯迅同時代的作家參與到對魯迅著作注釋工作的討論中。例如，葉圣陶1976年11月8日的日記記載，“昨收到魯迅著作編輯室寄來《而已集》之注釋樣本，當夜即開始看之”[18]。同年11月13日記載，“上午有魯迅著作編輯室之同志倪墨炎偕同《且介亭雜文》注釋組之五位同志來看余”[19]。12月5日，“《而已集》注釋以今日上午看完，即寄與魯迅著作編輯室”[20]。12月15日，“北京師大有一個組，擔任注釋魯迅之《集外集》，尚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見本，先以油印本交來囑余看之”[21]。12月23日，“今日將《集外集》之注釋看完，即寫信與注釋組，請派人來取去”[22]。

依照上述材料鉤沉和佚信內容，同時聯系到魯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指出：“這里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23]陳瓊芝在信中很可能詢問沈從文對雜文結集《二心集》注釋工作的建議，諸如介紹其對魯迅雜文的理解，以及新月社的相關情況等等，還可能涉及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的交往細節。然則，需要注意到，沈從文的這封回信并沒有提到陳瓊芝或者人民文學出版社寄送《二心集》等書的文字內容，在其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書信中也未曾與親朋談起過修改或者閱讀注釋等信息。或許由于地震留下的安全隱患，沈從文連陳瓊芝的信都是很晚才看到，《二心集》“征求意見本”可能沒有收到，抑或陳瓊芝并未寄書。更進一步說，陳瓊芝是否同時寄送《二心集》已不重要。

如果陳瓊芝的信于1976年10月（即《二心集》征求意見本出版時間）之前寄送沈從文，那么在信中詢問“有關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雜文，以及“有關新月社派內情”等問題，則是在編印《二心集》“征求意見本”期間所做的相關調查。朱正先生回憶說：“在延大中文系，承擔這一工作的，主要是瓊芝和她的學生章新民。動手之前，他們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調查和訪問，訪問了馮雪峰、馮乃超等好些相關人物，還把收集到的材料編印了一本《二心集研究資料》。”[24]根據相關材料證實，朱正所說的《二心集研究資料》實為《魯迅〈二心集〉資料選編》。這本資料選編的“后記”中提到，“我們從七四年起先后參加這項工作，曾于北京、上海、長春等地，化費了不少功夫和氣力從事資料搜集工作”，“參加本書編選的是通遼師院中文系王保林、蔣鎮，通遼市教育局羅炯光，延邊大學中文系陳瓊芝、章新民等五位同志。吉林師大中文系郭育新等同志曾參加過選目討論”。[25]

通過對比《二心集》“征求意見本”（俗稱“紅皮本”）和《二心集》1980年版（俗稱“綠皮本”）的注釋，不難發現與佚信內容相關的注釋受到修改。“紅皮本”《序言》的“注釋12”為“新月社”，陳瓊芝等人在編著此處時，指出“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成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文學團體，主要成員有胡適、陳源、梁實秋、徐志摩等”[26]。而“綠皮本”則在“注釋10”中將這段文字修改為“新月社”是“由胡適、陳源等人組成的文學和政治團體”[27]，并在后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注釋2”《新月》月刊團體（即新月社）中補充道，“新月社”是“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胡適、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等”[28]。除運用詞匯更加嚴謹以外，仍要注意“綠皮本”對“新月社”主要成員的排序問題，修改后的排序將徐志摩置于陳源（即陳西瀅）之前，又新增了羅隆基。聯系到沈從文在信中提到“有關新月社派內情，我事實上也近于無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處理我早期作品有關”可知，“紅皮本”出版后，陳瓊芝等人與諸如沈從文等相關人員通信、采訪，再進一步查閱資料，“送請上級領導審定”[29]，于是在“綠皮本”中對“新月派”主要成員的排序進行了修訂。而沈從文信中所言“有關新月社派內情，我事實上也近于無知”，則是《二心集》中沈從文相關注釋得到更正的關鍵證據。1976年版《“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注釋11”提到沈從文、凌叔華“都是‘新月派’成員”[30]，1980年版則改為“沈從文、凌叔華，小說家”[31]。陳瓊芝等人在保持公正、客觀態度的基礎上，充分尊重沈從文的感受，聯系到彼時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對沈從文的積極評價，不僅將沈從文和“新月派”區分開來，而且還認可了其小說家的身份。

有研究者考察1950年代出版的《魯迅全集》注釋，發現沒有沈從文的注釋詞條，“只在其他注釋中出現了兩次名字”[32]，一次是在第五卷的注釋中提到“北平某先生指沈從文”[33]，一次是在第六卷的注釋中指出“炯之即當時的小說家沈從文”[34]。轉而，到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在第四卷的注釋中標識“沈從文 湖南鳳凰人，作家”[35]，這也是“《魯迅全集》歷史上第一次為沈從文出注，承認沈從文的‘作家’身份”[36]。對照“1976年下半年，魯迅研究室部分同志分赴全國各地，采訪魯迅生前好友及與魯迅關系密切的人，搜集和搶救了一批頗有價值的研究資料”[37]，由此或許可以進一步補充類似注釋的修改細節。

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的王仰晨曾在《文學編輯紀事》中提到，1976年5月，注釋體例（草案）修訂后的條文內容要求：“注釋人物時，應按其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有選擇地注明其生卒年代、別名、朝代、籍貫（外國人國籍）、基本政治傾向、身份、簡歷、主要著作等，一般應以本文所涉及的時期、與本文有關的情況為重點，如其后有重要變化時，也應略作說明；并不重要、在作品中偶爾出現的人物，可不注。”[38]這一做法，在由“紅皮本”到“綠皮本”的修訂過程中得到沿用。1977年12月，林默涵、秦牧等人與“魯編室”“就注釋、整理與出版工作中有關方針性的問題以及注釋體例等重新進行了反復的討論，進一步明確……注釋力求做到簡明易懂，不發議論，避免繁瑣；特別要注意思想性、科學性、準確性和嚴肅性、穩定性。對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社團等，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做到公正、客觀，力求還歷史的本來面目”[39]。由此可見，沈從文的注釋詞條極其簡單，做到了“簡明易懂”，但也意味著在“本文中涉及的程度”不太重要。然而陳瓊芝等人卻依然嚴謹地修正諸如此處等微小的語詞，為后續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問世而盡職盡責。

關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魯迅著作的編寫，由“紅皮本”“綠皮本”到最終成型的1981年版《魯迅全集》，在李何林與胡喬木、林默涵等人圍繞“題解”是否保留展開爭論后[40]，1981年版《魯迅全集》保留一部分必要“題解”，其他均被刪除，最重要原因便是“魯迅雜文之謎”[41]。沈從文在“佚信”中也說，不大懂魯迅雜文的內容，“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說‘不懂’”。1979年沈從文也表達，“涉及魯迅文章，我毫無研究，少發言權，實在無可奉告”，“魯迅先生既有主席指定為五四以來唯一硬骨頭作家……”[42]除謹言慎行的考慮外，的確也如學者所論：“魯迅的雜文之謎，關乎20世紀中國最有成就的作家的評價，而且牽連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深入理解。”[43]

三、由“佚信”而進一步理解沈從文的心態

沈從文在佚信中提到，“有關魯迅先生的作品，我缺少應有知識”，“有關新月社派內情，我事實上也近于無知。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處理我早期作品有關”，“也頻、丁玲，算得是熟人了，也只限于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一段時間中的一部分生活和工作，此外即近于無知”。從“佚信”中謹小慎微的言辭，可看出沈從文“夙命性的悲劇性格”，及其對于具體人物和事件的心態。

其一，佚信直觀展現出沈從文對魯迅作品的復雜態度。1940年9月16日，《國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沈從文的《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其中指出魯迅的作品“近于恨恨的咒詛”，“充滿對于人事的厭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語言轉見出異常天真”，“作品的出發點”是“一個中年人對于人生的觀照，表現感慨”[44]，“魯迅的雜感文，在二十年來中國新文學活動中”，說明的傾向即“代表艱苦斗士的作戰”，“迎戰態度，冷嘲熱諷，短兵相接，在積極態度上正視人生，也儼然自得其樂”[45]。而在這封佚信中，沈從文似乎又不經意地說道：“去年傳說注《野草》時，有人問文學所，茅盾、以至周建人先生，都說‘不懂’。”由此可見，沈從文即使從事著歷史博物館的專業研究，卻仍然關注著與魯迅切實相關的《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

其二，佚信進一步表達了沈從文對學界認定其是新月社派成員的否認態度。一方面，沈從文認為，將自己歸為“新月派”是一種“侮辱”。1980年7月，沈從文在給邵燕祥的信中提到，“過去人罵我是‘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回到北京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還加上個‘小京派頭頭’，到云南后又是‘戰國策派’，事實上什么卻都不是。說是典型‘單干戶’倒差不離”[46]。另一方面，沈從文雖然不認可自己是新月派成員，但卻與新月派成員徐志摩等人相熟。其年譜記載，1926年10月3日，沈從文“出席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47]，1928年“3月10日，由徐志摩等創辦的《新月》月刊出版，沈從文成為這個刊物的經常撰稿人”[48]，《沈從文全集》記錄沈從文于1928年1月初到上海，“3月起在剛創刊的《新月》連載長篇童話體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此后他成為徐志摩等創辦的《新月》月刊文學作品的經常撰稿人之一，也因此被批評者列為‘新月派’一員”[49]。佚信中也說：“主要先只和徐志摩相熟，處理我早期作品有關”。1929年“6月起，為緩解經濟困境，經徐志摩推薦，接洽去中國公學任教事。8月，胡適校長破格延聘他為國文系講師，開設新文學和小說習作課程”[50]。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沈從文就徐志摩的作品發表看法稱：“徐志摩作品給我們感覺是‘動’，文字的動，情感的動，活潑而輕盈，如一盤圓瑩珠子在陽光下轉個不停，色彩交錯，變幻眩目”，“從作品上看徐志摩，人可年青多了”。[51]1949年后，沈從文在公開場合對徐志摩的評價較為嚴謹，例如他在與著名古建筑園林藝術學家陳從周的通信中說道：“大致是相熟友好，居多年事較長，社會地位不同于上海一般青年作家，彼此間忌諱又較多，追悼文章見于報刊的即較少。特別是關鍵性人物，關鍵性事件，對志摩先生之死，即有深刻悲痛，亦絕不會在一般性追悼文章有所表示。甚至于在客廳或聚會中，也竭力避開此問題不談。但事實上則在志摩先生死后，收集整理遺文、遺信、日記等等事情時，在較熟習的廿來當事人中所引起的種種感情，比南方友好追悼文所表示的內容豐富得多，也切實具體而重要得多。就尊著看來，這部分問題，接觸到的似不多，因此在年譜中這方面分量似乎也略感薄弱。弟因此在反復閱讀時，隨個人見聞記憶所及，略作補充引申……”[52]198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徐志摩全集》，由沈從文作一小文，其又稱徐志摩“為人心懷坦蕩，毫無機心，一團火一樣熱的心，且特具感染力，影響到不少當時年紀較輕的朋友熟人，我就是其中之一”[53]。沈從文對《徐志摩年譜》《徐志摩全集》等著作的態度也與對魯迅文章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除此之外，1928年《新月》第一卷第八號《編者余話》中提到，“沈從文先生的《阿麗思中國游記》共分四卷……沈先生的小說我們還有得讀，因為他答應以后在本刊上每期都另寫一篇短篇小說，這是我們可以預告的”[54]。這段話也顯示出沈從文作為《新月》長期供稿人的身份。

其三，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夫婦之間的交往不只限于佚信中所說的“一九二四—一九三〇”。1925年，沈從文“因稿件在《京報?民眾文藝》發表，結識編者胡也頻，隨后認識其女友丁玲”[55]。三人逐漸成為好友。1926年8月之后，“他們三人一同住在北大附近的漢園公寓里”[56]，1929年“1月10日，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主編的《紅黑》月刊問世”，“1月20日，《人間》月刊創刊。該月刊為人間書店委托沈從文、胡也頻、丁玲合作編輯”。[57]1931年1月，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互相拜訪，隨后“1月17日，胡也頻在上海被捕。他多方奔走營救，幾次往返滬寧，并把丁玲及其幼子接來和九妹岳萌同住。2月7日胡也頻犧牲后，他以武漢大學教師身份，掩護陪伴丁玲把烈士的遺孤送到湖南常德丁母處寄養。因4月才回到上海而失去武大教職”[58]。同年，“6月23日，丁玲致函沈從文，告訴自己辦雜志的計劃（即后來的左聯刊物《北斗》），向沈從文約稿，并請沈從文代向冰心、凌叔華、陳衡哲等人約稿”[59]。丁玲被捕后，其出版《記丁玲》《記丁玲續集》，隨后多年偶有信函和面交，期間還有些許誤會[60]。據《丁玲年譜》記載，1978年7月18日，“根據中央1978年11號文件精神，老頂山公社黨委通知丁玲摘去右派帽子”[61]。而幾個月前，沈從文給杜運燮寫信說：“不久前，有魯迅研究室工作同志問及丁玲山西住處，我因記憶力不佳，且怕增加不必要麻煩，故于回信中告他們直問其女兒或較省事也。”[62]因此，1977年的這封佚信中說“此外即近于無知”，可能還是考慮到丁玲身份的問題，避免輿論影響的說辭。然而，1980年3月，丁玲發表《也頻與革命》，文章的發表“等于公開宣告了她與沈從文舊日友誼的破裂”[63]，從此，沈從文經常在書信中談到此事，稱不予置評，令人唏噓。

早在1948年，沈從文就預感到未來寫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會面臨轉型，他對一位青年寫作愛好者說：“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6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沈從文“把筆擱下”，持續專注于文物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偶爾寫作短篇。他總是在書信中提到諸如“我這卅年能維持下去，工作信心未喪失，體力情緒也比不少熟人還健康，主要也像是從總的方面學會了最妥的自處之道，即用個‘社會主義公民’的資格嚴格律己。凡事先想國家和公家，再考慮自己，所以永遠不至于灰心喪氣……只有真正明白‘公民’的責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十分認真的照國家所需要的去盡職”[65]。其實，這也正呼應了佚信中的“我已真正改業”“學習為人民服務”等話語。

四、其他相關史實考

除了以上的史料鉤沉，佚信中還有一些信息值得加以注意。

其一，“魯迅博物館有不少專家，遇疑難處向他們提出，或可迎刃而解”。“不少專家”是哪些人？1976年2月，魯迅博物館“新任館長李何林到館。魯迅研究室從速籌建”，這一年魯迅研究室“聘請曹靖華、楊霽云、唐弢、戈寶權、孫用、林辰、常惠、周海嬰為研究室顧問”[66]。朱正曾言：“‘魯編室’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輯室，屬于出版系統；‘魯迅博物館’屬于文物系統，他們之間沒有組織上的關系，但是兩個單位的人員有很好的友誼和合作關系。”[67]因此，“不少專家”應指魯迅研究室聘請的顧問們。

其二， 1983年，沈從文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一段時間中，雖短期與胡也頻夫婦同在當時薩坡賽路204號得租一房子，并無馮雪峰在內，始終還未見過馮雪峰。當時熟人有戴望舒、徐霞村（現代社方面的）；徐志摩、丁西林、袁昌英、羅隆基、潘光旦、胡適之、高一涵、鄭振鐸（新月與中國公學的）……”[68]在與其他史料互證后筆者得出，佚信中“聞、梁、潘、羅”應是新月社成員，同時也是沈從文在中國公學、國立青島大學（山大）或者西南聯大的同事。[69]因此，這四人應為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羅隆基。

其三，沈從文在佚信中提道：“依稀還記得在某一年‘編委’還有我一個名字，只是事后相告，內情不知，也從不過問。”根據信件上下文分析，“某一年”應指的是“一九二四——一九三〇”上下的某個時段。不僅如此，沈從文擔任“編委”的這本刊物亦與新月社成員“聞、梁、潘、羅”有密切關聯。查詢《新月》月刊創刊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出版）至第四卷第七期（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一日出版），共41冊（43期）[70]的編輯者名單，未發現沈從文，不過，在《新月》第三卷第二期（1930年4月10日）封底發現一則《詩刊預告》，預告提到，“我們幾個詩刊的舊友想多約幾個對詩有興味的新友再來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個不定期的詩刊，創作當然最注重，理論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詩究竟還有沒有前途。我們已經約定的朋友有朱湘，聞一多，孫子潛，饒子離，胡適之，邵洵美，朱維基，方令孺，謝婉瑩，方瑋德，徐志摩，陳夢家，梁鎮，沈從文，梁實秋諸位，盼望陸續更有多多相熟與不相熟的朋友們加入。第一期定于一九年內出版，新月書店代理發行”[71]。又根據《沈從文年譜》記錄，1930年4月10日，“《新月》刊出《〈詩刊〉出版預告》，宣布有幾個昔日《晨報副刊·詩鐫》的舊友打算再出一個《詩刊》，沈從文參加了《詩刊》的編輯出版工作”[72]。相關學者研究中附有“沈從文主編參編的報刊一覽”統計數據，其中記錄“上海《詩刊》（1931年參編）”[73]。此外，從現存《詩刊》來看，沈從文并未撰文，這與佚信中所言“內情不知，也從不過問”相符。因此，佚信中提到“依稀還記得在某一年‘編委’還有我一個名字”中的“編委”，應是指《詩刊》的編委。

其四，有關“上湘西人”的含義。1980年11月7日，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稱：“我住的‘酉西會館’由清代上湘西人出錢建立，為便利入京應考進士舉人或候補知縣而準備的，照例附近還有不動產業可收取一定租金作為修補費用。會館約大小二十個房間，除了經常住些上湘西十三縣在京任職低級公務員外，總有一半房間空著，供初來考學校的同鄉居住。”[74]聯系到佚信中“‘上湘西人’有它的性格上的局限，有的簡直近于悲劇性弱點……對家鄉過去存在的人和事，我似乎還能看得出問題”，沈從文在信中自稱“上湘西人”，平時又經常稱自己為“鄉下人”，如此稱呼而已。

總體而言，這封佚信不僅反映了沈從文與作為“魯編室”編輯的陳瓊芝之間的交往事跡，而且有助于回歸《魯迅全集》的編輯現場，回到“魯編室”工作的艱苦歲月和復雜選擇。與此同時，信中透露出沈從文歷經時代沉浮、人到晚年的悲涼心境。這種情緒既根植于沈從文個人的生命經驗，也體現了一代老作家的時代特質；而其中對人生困境的感慨與對理想的執著，則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能夠觸動不同時代讀者的心弦。這封佚信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可以作為文學文本來閱讀，也就具有了文本價值。史料研究除了從史料本身分析，把史料當作純粹的材料之外，有時候其本身也是很好的文學文本，顯然具有雙重的文學史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生活研究”（項目編號：20BZW144）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正式”原信作“正知”，疑為沈從文筆誤。沈從文在書信中經常提到“開明書店正式通知”作品已過時。參見沈從文：《19800615 復孫康宜——給一個圖書館中朋友》，《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沈從文：《19810124 復馬逢華》，《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頁。

[2][4][47][48][56][57][59][63][72] 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頁、549頁、42頁、54頁、42頁、70頁、113頁、585頁、86頁。

[3] 沈從文：《19760730 致沈虎雛》，《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頁。

[5] 《編印說明》，魯迅：《野草》（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

[6] 沈從文：《19770404 致汪曾祺》，《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頁。

[7] “王?常寫作王序。考古學家，當時任職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見沈從文：《19770124 復王?》，《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8] 沈從文：《19770510 致王?》，《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頁。

[9] 沈從文：《19770516 復姚雪垠》，《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頁。

[10] “徐維，通信時在天津地毯研究所從事地毯研究與設計工作。”沈從文：《19770816 復徐維》，《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頁。

[11] 沈從文：《19770816 復徐維》，《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頁。

[12] 沈從文：《19770621 致沈虎雛、張之佩》，《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頁。

[13] 《陳瓊芝逝世》，《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14] 魯迅：《二心集》（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5][24] 朱正：《陳瓊芝和〈魯迅全集〉》，《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

[16] 《編印說明》，魯迅：《二心集》（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17] 不同“征求意見本”的“編印說明”大致內容相似，但出版日期不同，該處為《二心集》“編印說明”時間。

[18][19][20][21][22] 樂齊編：《葉圣陶日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頁、341頁、348頁、352頁、354頁。

[23][26] 魯迅：《序言》，《二心集》（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頁、6頁。

[25] 延邊大學中文系、通遼師院中文系合編：《后記》，《魯迅〈二心集〉資料選編》，1979年版，第308頁。

[27] 魯迅：《序言》，《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V頁。

[28][31] 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頁、20頁。

[29][38][39] 王仰晨等：《文學編輯紀事》，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頁、21—22頁、25—26頁。

[30] 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征求意見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8頁。

[32][36] 黃海飛：《兩版〈魯迅全集〉注釋的變遷與作家的重評——以陳獨秀、瞿秋白、胡適、沈從文為例》，《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3期。

[33] 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33頁。

[34]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98頁。

[35] 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頁。

[37]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北京魯迅博物館四十年》（1956-1996），北京魯迅博物館1996年版，第53頁。

[40] 參見黃海飛、邵小莉：《1981年版〈魯迅全集〉編注過程中的“題解”風波》，《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4期。

[41][43] 汪衛東：《魯迅雜文：何種“文學性”？》，《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

[42] 沈從文：《1979 復伯海》，《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頁、469—470頁。

[44][45][51] 沈從文：《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頁、266頁、259頁。

[46] 沈從文：《198007 復邵燕祥》，《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

[49][50][55][58] 《沈從文全集》編委會編：《沈從文全集：附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頁、11頁、7頁、14頁。

[52] 沈從文：《19761007 復陳從周》，《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頁。

[53] 沈從文：《〈徐志摩全集〉序》，《讀書》1983年第5期。

[54] 《編輯余話》，《新月》1928年第1卷第8號（1928年10月10日出版）。

[60] 參見李輝：《沈從文與丁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1] 王周生：《丁玲年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頁。

[62] 沈從文：《19780116 致杜運燮》，《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頁。

[64] 沈從文：《19481207 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頁。

[65] 沈從文：《劇變前夕家書》，《泥涂集》，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10頁。

[66]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北京魯迅博物館大事記》，《北京魯迅博物館四十年（1956-1996）》，北京魯迅博物館1996年版，第71頁。

[67] 李楊：《魯迅的傳記寫作與史料考證研究——朱正先生訪談錄》，《現代中文學刊》2021年第4期。

[68] 沈從文：《19830807 復小島久代》，《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頁。

[69] 參見沈從文：《19791015（1） 復孫玉石》，《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頁。

[70] 1929年第2卷第6期和第7期、1930年第3卷第5期和第6期均為合刊。

[71] 《詩刊預告》，《新月》1930年第3卷第2期，封底。

[73] 李端生：《報刊情緣——沈從文投稿與編輯活動探跡》，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頁。

[74] 沈從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