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尚書吧老板掃紅在《尚書吧故事》里寫到一個叫曉東的，說此君“對書的封面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愛，只要見著封面好看的書就會掏銀子，對于書的內容、意義和價值則完全不理會”。更有甚者，他常常會因封底破爛而“索性將后面爛的整個撕下，只剩前半部看著順眼的一部分”。 這故事讓我感動。盡管掃紅“不許打聽他是誰”，但我仍覺得這個“曉東”猶如縹緲于天邊的知音，蓋因我也是書友們常說的那種“封面控”，盡管尚不至于將不喜歡的部分“整個撕下”，卻會因為喜歡封面或書中的某篇文章而將整本書買下。比如，書架上即列有自書肆、書攤陸續淘來的曹靖華的五本散文集，分別是《花》、《春城飛花》初版本和再版本，以及《飛花集》的初版本和二版本。盡管這五本書中均收有中學時學過的那篇《憶當年，穿著細事切莫等閑看！》，重復購置或有一點懷舊因素，但促使我最后下決心“掏銀子”的原因，卻是它們封面的魅惑。

風采各具，各美其美

這五本書，《春城飛花》和《飛花集》的初版本封面相同，故實為四種封面。這四種封面，風采各具，各美其美。作為普通讀圖者，雖不必如藝術批評那樣，在學術上確立其藝術價值和在藝術史上的意義，但在情、理上對這些個案做一點簡單描述和分析，則至少不會如那外行的茶客，只道得一聲“熱得好”便作罷了。

我在拙著《采葑小集》中，嘗將中國當代書籍的封面設計歸納為三路作派：一是比較注重封面的裝飾作用而較少顧及作品的內容；二是較為注重對作品內容的反映和解釋；另一路則既強調裝飾作用同時也注意對作品內容的反映。法國學者熱奈特提出過一個“副文本”理論，指的是圍繞“正文”并輔助其傳播，闡釋的各類文本要素。倘若以上述三路作派為基礎，再參照“副文本”理論分析這四種封面，《花》和《春城飛花》初版（含《飛花集》初版）的封面與“正文本”無關，嚴格講應屬第一路作派。

《花》于一九六二年八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作者在書后《小跋》中談到此書的寫作緣起。從大的環境上說，他稱乃是受到中國作協號召大家貫徹“雙百方針”的鼓舞，才動了寫作的念頭；而恰巧報社的同志也欣然來談，當談到“寫什么”的時候，他居然放言無忌：“牡丹、芍藥，固富麗矣，然野花閑草，亦自見風情。文藝園地，應千紅萬紫，而非一花獨榮。”同時，朋友間心性契合，任心閑話，又使他心情大好，便是眼前的“小環境”也讓他頗為動情：“那時正值春意濃郁，春光醉人。舉目凝視，一大架紫藤，把整整半個院子都罩了起來。一串串盛開的藤花，滿吊枝頭，迎風搖曳，婀娜嫵媚。”于是，他答應了報社的約稿：“那就談花吧，于是就開手寫了《花》。” 我們且依此回觀封面。顯然，這是一種“貫通式設計”，所畫者乃文字作者“自己的園地”中的那架紫藤，那紫藤雖條枚虬然卻葉茂枝繁、灼灼其華，表面看似是對“語象”的描摹，細品卻很可以讓人聯想到作者及其在文學上的成就。設計者既沒有以“正文本”中某篇文章起意作畫，也未使用書中的某幅插圖，而是以“副文本”中的一個“小景” 來暗喻作者及其文章的整體氣質，可謂“抓個正著”。這一封面的設計者是葉然。葉然乃是同柳成蔭、王榮憲（即溪水）等一樣，是具有突出成就的書裝藝術家，曾先后任三聯書店美術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美術編輯室負責人，他所操刀設計的《楚辭集注》曾于一九五九年獲“萊比錫國際書籍藝術展覽會”金獎，它如《高爾基選集》《武則天》等書的裝幀設計，于業內外也極具口碑。

畫家直接或間接參與書籍封面設計，乃我國現當代書裝藝術的優良傳統，比如齊白石、徐悲鴻、林風眠、傅抱石、吳冠中、黃胄、韓美林等等，他們或是允準設計者使用他們的某些作品做封面，或是親自操刀設計。李斛屬于前者，《春城飛花》 初版初印本的封面即出自其手筆。此書于一九七三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記》中解釋本書命名時引用了唐朝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詩句。而李斛正是憑借作者引用的一句詩而起興作畫。這倒與葉然的作法頗具異曲同工之妙，由“副文本”到“副文本”，他們所屬意的，均是對“正文本”整體氣質的把握，而與某篇文章的內容無關。于是我們看到，春風染柳，城籠綠云，飛燕剪枝，花紅十里，好一幅令人迷醉的南國風光。李斛是一位杰出的國畫家，別的不提，只《關漢卿》《齊白石》兩幅肖像畫，即足以使他廣播四方、名滿天下。而他為這不足盈尺的封面作畫也并不含糊，虛者墨線似斷還連、潑綠若霧且點紅隱約；實者則重墨涂染、工筆細描，便是連飛燕的眼、喙及其喙下的紅點和飛翅細羽，也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假設此畫并非為《春城飛花》封面而作，便是單看也當得起讓人詩情飛揚的好畫。

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

比較說來，《春城飛花》的再版本和《飛花集》的二版本，其封面畫意均可于書中找到對應的“文意”（或語象），設計者復能借題發揮，故私以為應歸為第三路作派。

《春城飛花》由陜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再版，除作者對個別詞句做了修改之外，篇目一仍其初。容中有一篇《風物還是東蘭好》，有這樣一段描述姑娘們于破曉前到河邊挑水的情景：“九曲河像一面梳妝鏡，滿天星斗和姑娘們的身影，盡在鏡中，腳下是無底的藍天。水桶輕輕一觸水，天破了，群星慌亂地跳起來。她們從容地從藍天里汲滿兩桶顫抖的星星，挑在肩頭。” 設計者余林正是擷取這一“文意”，以“貫通式”設計鋪開滿版藍綠，先營造寧靜的氛圍，再中綴夸張的荷葉荷花，喻示“春日”和“水邊”的特殊時空；而畫面下方婀娜的挑水姑娘，卻以動態的生活氣息流動，與靜態風景形成呼應關系，巧妙蘊含了生活和人文地域書寫。綜合說，此畫色彩明快，線條精準，形象細膩，極具裝飾性，且意境清幽浪漫，堪當書封設計之精品。按，余林時在陜西人民出版社美編任上，其書裝藝術成績不俗，作品也多有獲各方好評者。

《飛花集》于一九七八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初版，封面仍沿用了李斛為《春城飛花》初版所作封面，故不再贅述。此書的二版本由該社于一九八一年印行，作者增補文章十一篇，封面由美編樂秀鎬操刀。樂秀鎬是個奇人，年十九因高燒失聰卻天資極高，嘗與錢君匋、程十髪、謝稚柳、沙孟海等名家過從甚密，于無聲中盡得藝美三昧。他為二版《飛花集》所作封面，畫意即取于《采得百花成蜜后》一篇。此篇作者借蜜蜂采蜜、釀蜜，贊揚魯迅先生博覽群書、辛勤著作，“把純蜜帶給人”的死而后已的高貴品質。而封面圖果然就是數只嚶嚶小蜂團花采蜜的情景。此畫的好處，首先是筆法之嫻熟、老到，畫家先是用側鋒掃出綠葉的斑駁肌理，潑灑并點厾出紅花的深淺層次，繼而以中鋒牽絲草莖，通過虛實、粗細變化，賦予綠植以自然的活力，最后以筆尖厾厾點點謹慎畫出蜜蜂，使整個畫面頓時具備了靈動的生命魅力。其次在布局上，畫家深諳計白當黑、疏密生韻的畫理以及對稱、平衡法則，將花、葉和草統統豎排于畫面左側，右側除題寫書名外則大膽留白，形成左實右虛、上緊下松的疏密對比結構，一張一弛，透出了獨特的節奏感。而此畫最讓我著迷的，是他以大面積留白、寫意花卉、書法字體這些尋常元素，整合出的那種讓人“知其妙，不知其所以妙”的意境：花的盛放，蜂的舞動，草的搖曳，配以空白的虛靜，此果真是蜜蜂的頌歌呢，還是文字作者“一花一世界”審美觀的暗喻，抑或設計者自己抒情的最簡表達式？意境若此，則我們也只好稱其“自然高妙”了。

一本書應該是一件藝術品

四種封面，或因人而見解不盡相同，但它們均當得起當代書封設計的精品，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倘一定要指出一點瑕疵，則私以為葉然和李斛之作稍失之于虛，而余林之作又不免過實，我所偏愛的，乃是樂秀鎬的那幅“文人畫”。錢君匋先生嘗說：“優秀的裝幀，能夠概括、提示書的內容，使人在未開卷前先準備讀書的心情與態度。”又說：“一本書應該是一件藝術品，從內容到外形，必須都要做到盡善盡美才是。”（轉引自孫艷、童翠萍編《書衣翩翩》）這當然是很高的創作標準，也需要很高的鑒賞水平，但正如徐雁在《書衣翩翩》一書的代序《關于“半個裝幀家”》中指出的：“書籍的封面無論與‘書的內容’有沒有關系，其作為‘書籍的美的裝飾’，其作為從內容到外形和諧統一的‘一件藝術品’，這樣的本質功能絕不能改變。”書是藝術品，多么有內涵且雅致的定義，它應該有更多的人牢記在心。

一位著名藏書家說，“最后迷的是裝幀”，堪稱愛書人心語，素昔嘗心慕而欲手追。然而當看到一些特裝本、珍藏本、紀念本和“最美的書”的時候，我卻又膽怯了。是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數年間孜孜矻矻，盤桓于書肆書攤，雖買書不少，可論將起來，最后迷的是封面，這不免要貽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