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傳統(tǒng)朝圣母題遵循“起點—圣殿—回歸”的邏輯，但路魆筆下的朝圣者卻呈現(xiàn)出“無執(zhí)”特質(zhì)。由一幅“目連救母”壁畫引出母親當年的焚身秘辛，從嶺南密林到飛沙敦煌，兄長令“我”替其朝圣“目連救母”壁畫來贖罪的任務(wù)明線與“我”試圖破圍其篡改的記憶暗線交織行，當欺騙與真相漸漸披露，本是面對自我靈魂的朝圣行為導向了“無執(zhí)”，淪為生命對虛無的本能抵抗，兄長所謂“贖罪”的虛妄本質(zhì)暴露，橫跨神州的人性審判就此展演。

“懸泉置絲路風情驛站”的仿造工程發(fā)軔，建筑公司需要一次懸泉置的實地考察，“我”深知這是一場只具裝飾性意義的考察，現(xiàn)代仿古建筑的混凝土基座越是堅固，精神根基卻越是流沙化。同時兄長告知“我”，去朝圣敦煌莫高窟的《目連救母》壁畫就能洗凈“我”導致母親焚身的罪孽，面對因母親殤折而無法撫平的心理創(chuàng)傷，兄長將地理位移異化為心理代償機制，似乎誰掌控這份圖像闡釋，誰就能將對方釘死在道德審判席，然而，“我”極力抵抗著這份審判，企圖將“四座孤山”對應(yīng)的罪責降誕于當年的自己、門衛(wèi)工人、哥哥，以及“陰雨連綿的南方”，這種懸置的、尚未降臨的審判，幽幽地浮于此次旅途之中，這種憂郁的潮濕無法逸散，注定了這場面向救贖的朝圣是逃避的、虛無的。

真正踏足當年絲綢之路蜿蜒而過的廣漠腹地時，“我”遍尋莫高窟，卻未見到《目連救母》，才發(fā)覺哥哥的欺瞞，壁畫分明是在榆林窟，而“我”將計就計，兄弟二人陷入了一場面對母親死亡責任的代際斗爭，以“朝圣”為軸轉(zhuǎn)點，哥哥的欺騙摻雜了意欲審判我的戲謔，這份戲謔卻也拉出了作為孩子的“我”的逃避與自私，這份朝圣的虛偽崇高性消解了“表演性虔誠”的陷阱，宗教符號成為道德審判的工具，而非靈魂凈化的通道。

當大漠異鄉(xiāng)重構(gòu)“干濕記憶”，連帶著“我”對母親的思念共同造成了混亂的暗示，這份暗示，在“我”進入異鄉(xiāng)的第一次夢境時喧囂登場：在耳郭復現(xiàn)的羅布泊、泥濘兇險的赤道雨林公園、如同樓蘭干尸的旅人，所有一切指向了一個終極詰問：

“人能不能借助雙魚玉佩，回到過去改變歷史？”

濕熱的赤道雨林中消失的人既能回歸，面對時空的分野，“我”若持著雙魚玉佩，能否回到過去改變那一場記憶中的霏霏小雨？路魆的超現(xiàn)實主義手法是對生命詩學的提問，也是對后現(xiàn)代宗教話語體系下荒蕪精神的刻畫。若真的可以借助某種神力符碼穿越過去、改變歷史，是否又會引發(fā)某種蝴蝶效應(yīng)的線性潰敗？至少“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留下頹敗的夢境敘事聊以慰藉。

當“我”抵達懸泉置遺址，獵獵風沙將“我”吹倒、刮進第二場夢境——一座完整的懸泉置，就展現(xiàn)在眼前。當跪倒在敦煌天地偉力面前時，“我”的心神卻穿梭在虛實交織的幻象場域之中，干涸的懸泉置遺址不斷滲出幻覺之水，而嶺南火災(zāi)現(xiàn)場在記憶中愈發(fā)焦灼，投射而出，成為了幻境懸泉之下的洼池洗衣婦女，她“似乎認識我”，令我?guī)退龝裣赐晡锤傻囊路馉t聲響，愈來浩大，火的幻象彌散，轉(zhuǎn)為習炬流暉，一場絢爛的火光美學降誕于幻境，那名婦女拉著我的手來到火光前卻又消失不見，此刻的敘事只剩下“我”的單薄背影，放飛了帶有母親名字的油燈。不難推測，懸泉下的婦女正是母親形象的異化，其維系著“我”的思念，在最深沉的內(nèi)心，“我”仍然有為母親靈魂超度的慈悲愿望，但在這份罪責分擔的代際斗爭中被迫收起，煎熬綿綿。誠如齊澤克在《幻想的瘟疫》中所言：“一方面,我們維持著保持外部距離……時不時忘掉自己的真實自我,戴上一個自己更滿意的面具;在另一方面，其揭示了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從來不敢承認的。”作為主體的“我”面對“朝圣”這一符碼體系的撕裂與異化，母親這一超越了“質(zhì)”的形象化為了崇高的客體，是“我”掩飾“對抗性裂縫”的方式，為“我”提供心靈創(chuàng)傷最后的藏身之處。

當“我”從幻境中脫身而在醫(yī)院醒來，路魆在此設(shè)下第一處轉(zhuǎn)折，哥哥竟乘著當時的下一班列車一齊前來了敦煌。這種想要“直到我親手將自己送上絞刑臺”的迫切愿望，使得兄弟二人終于迎來了最后的交鋒——共同直面《目連救母》壁畫，而當真正抵達了榆林窟上方后，始終處于詰難下風的“我”卻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質(zhì)問哥哥那一晚卻是在做什么。當情節(jié)迭起，哥哥落入了道德窘境，當年秘辛呼之欲出，而“我”卻倏然承認了自己的罪責，哥哥并未流露出任何憐憫又或欣慰，而是舉起了一副粗糲易碎的陶像，是哥哥摻雜了母親骨灰燒成的像！同樣，在《一個人的朝圣》中，莫琳通過重新布置家居空間試圖覆蓋喪子之痛，卻使房間淪為“記憶的標本館”；哥哥將母親骨灰燒制觀音像的行為，更是將死亡化為話語符碼，使救贖淪為對創(chuàng)傷的二次剝削，試圖通過摻雜母親骨灰佛像的虛構(gòu)敘事來遷罪責，路魆通過重構(gòu)物象體系實現(xiàn)了意義突圍，經(jīng)歷“三重獄火”后，母親遺骨卻還要面對兩個至親骨肉對峙責難，人性幽微浮出水面，哥哥對母親的“救贖”已然錯位，只留存著逃脫罪責的僥幸狂歡，當年關(guān)于陶瓷廠、“枯山水”工程等一切真相被哥哥親口揭露，文本敘事來到了最高潮——榆林窟的暴力終局，兄弟在榆林窟之上廝打，將宗教場域異化為罪責審判場，哥哥窮極手段令我服罪，“我”也以“你才是縱火者、弒母罪人”反擊，最終兩人墜入道德的黑暗甬道——救贖之旅演變?yōu)樽镓煹幕ハ嗤渡洌融H的錯位形態(tài)，是共同墜入地獄。當“我”舉起摻雜著母親骨灰的佛像砸中哥哥側(cè)臉碎裂的一刻，失敗與絕望的苦澀洶涌澎湃。救贖不是終點，而是持續(xù)失水的枯竭過程。“在沉睡中看見慈悲”實已承認救贖的不可抵達性：真正的慈悲，只存在于未醒的夢里。

兄長承接的日本“枯山水”項目，是文本嵌套的微型隱喻劇場。燧石被埋入地下，而佛像將要流入地下文物市場，資本拜物代替了傳統(tǒng)宗教所遺留的信仰真空，整個枯山水工程坍縮為一座悼亡者的衣冠冢——所有覬覦文化財富的野心，最終都淪為悼念自我的蒼白祭壇。

敦煌文本中弟弟“向未抵達者布告”的閉合結(jié)構(gòu)，則將錯位的救贖懸置為永恒未抵達的狀態(tài)。這種留白迫使讀者直面存在的荒誕本質(zhì)。當宗教崇高性被解構(gòu)為道德勒索工具，當藝術(shù)超越性淪為創(chuàng)傷消費的遮羞布，當?shù)乩砦灰票蛔C明是記憶復刻的鏡像游戲，現(xiàn)代人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真相——我們越是狂熱地追逐救贖，越是在加速制造新的地獄。而或許真正的覺醒，始于承認自己永遠無法洗凈掌心的骨灰。正如干涸鹽湖上那兩道交錯的車轍：它們不指向任何圣地，卻成為存在本身最誠實的墓志銘。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2023級孫紹振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