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過去買書，有時候是因為看了評介的文章而做出的選擇，有的是受朋友的影響所致。好的書籍的影響力，離不開口口相傳，這其中書評的作用顯得很重要。書評不是簡單的廣告，也非論文，乃舉重若輕的思想漫步，是知識之林的拾葉，由微而廣，點滴里有深遠之意。這種文章由來已久，往往屬于小品文一類，后來文學的趣味增多，遂演變成書話。書話的辭章是講究的，掌故、學理、品玩的意味都有，屬于前人所說的“美文”，而要寫好它，并不容易。

現(xiàn)代以來出了不少書評家和書話家，像梁遇春、鄭振鐸、唐弢一些談書的文章，灑脫而有趣。我上大學后才知道，這是“五四”以來的一種風氣，受到周氏兄弟影響的地方很多。實在說來，好的書評文章，往往能入乎其里又出之其外。曹聚仁就主張讀書筆記當有學識和趣味，所以他肯定周氏兄弟的文章，不是沒有原因。曹聚仁是關注出版史的人，閱人無數(shù)，懂得文章之道。他對于章太炎、劉師培、魯迅作品的體味，有過人之處，所談的對象，有許多是精品。寫書評這類文章，要明白作者的用意，還需要有批評的眼光。曹聚仁那本《文壇五十年》，批評了許多著作，也肯定了諸多作家，其實就屬于書評體的匯聚，在學術史中也是有位置的。

寫書評的無非兩類人，一是學者，二是作家。“五四”之后，北大出了一批批評家，胡適、知堂、廢名、俞平伯都寫了不少書評，他們的鑒賞文章，背后都有邏輯的元素，自己的知識背景也連帶出來。那時候好的書評，是帶有啟蒙意味的。胡適推介易卜生作品，有西洋人文理念的鋪陳，對于傳統(tǒng)的批判、對于世間新風的養(yǎng)成都有作用。作家的批評文字，與純粹學者的不同，體認的感覺往往十分豐富。像冰心、沈從文、葉圣陶的品介小說的文章，沒有一點匠氣，是理與趣不隔的。所以研究現(xiàn)代文學，他們的文章至今還被人提及。還有一類書評，比較耐看，那就是學者與作家兼于一身的人，比如周氏兄弟、廢名、顧隨等，他們有豐富的知識背景，自己又是創(chuàng)作者，品位是高的。這類人的文章有復合的韻致，辭章中埋著不少隱含，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思想在。關于此，學界的討論已經(jīng)很深入了。

遙想《新青年》創(chuàng)刊初期，編者是頗看重新思想的譯介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劉半農(nóng)都用力甚勤，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那時候主要是介紹域外思想，因為所涉及的作品對于讀者屬于陌生的存在，要理解作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劉半農(nóng)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發(fā)表《愛爾蘭愛國詩人》一文，評論了皮亞士、麥克頓那、伯倫克德三位詩人，為了避免歧義，便用了中英對照的方式，翻譯其意，解析其思，顯得很認真。但由于材料過少，也只能大概勾勒，不及全豹，不免讓人覺得缺少了什么。這也可見，那時候的譯介域外文學，條件也是有限的。劉半農(nóng)后所作《拜倫遺事》和評價《馬賽曲》，材料就略有增加，其周到、刻苦的樣子，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類寫作，呼應了新文學的理念，對于國內青年不無啟示意義。那時候，在《語絲》《駱駝草》等園地，還能夠看到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文章，關于域外文學和國內創(chuàng)作的點評，也多見趣話，活躍了文壇的空氣。所以，回想新文化運動初期的諸位思想者，他們以書評為武器，對推動新文學的進步功不可沒。

書評是批評文章的縮小版，也是筆記的擴充。外國的隨筆與中土的札記都有類似特點，不久二者便合流了。“五四”前后的書評，寫得最好的當屬啟蒙類的文字，《隨感錄》欄目的作者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以介紹新知為主。隨著新文化的推進，作品增多，反對派的聲音出來，新文化人自然要站出來發(fā)聲。比如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問世后，受到不少衛(wèi)道者的批評，周作人則看到了世風的陳腐，于是不得不出來為之辯護。他在評論《沉淪》時，并非就文本而談文本，而是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討論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由遠而近，由深及淺，從靈與肉的沖突中讀出現(xiàn)代知識人的憂思，有認識論的穿透力。周氏認為《沉淪》這個作品不是猥褻的產(chǎn)物，而是藝術的一種升華，此類寫作在國外早已常見。比如波德萊爾詩歌中的黑暗感，就并非墮落，而是映現(xiàn)出存在的本然之態(tài)。《沉淪》的價值，雖然也不能看得過高，但精神本意與波德萊爾筆下的詩文走向庶幾近之。讀這樣的文章，便覺出書評的不凡之意，對提升國人的認知能力、普及個性精神無疑有著不小的價值。

可以說，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為了確立人的文學的理念，批評家們的文章多在“立”的層面討論問題，積極介紹新的思想，以洗刷歷史的陳跡。比如錢玄同對于胡適新詩的肯定，就是促進新的審美的一種沉思，他在為《嘗試集》寫的序言里，自信感暗自流動，也看出蓬勃向上的一面。廢名點評劉半農(nóng)、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詩，也是肯定的語氣頗多，其中未嘗沒有自己的敘述策略。這種為確立新思想與新文學的寫作，流露出文章暖意的一面，而魯迅對于未名社幾個青年作家的肯定，也影響了審美意識的變化，域外的詩文之趣對于文壇的沖擊是巨大的。韋素園的隨筆、李霽野的譯文都是受到魯迅的鼓舞而誕生的，因為那時候的新文化先驅者知道，扶持更多的青年乃自己的責任。我們看彼時的書評文章，可以發(fā)現(xiàn)頗為感人的一幕。

但后來的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諸人的批評，則不同于《新青年》《語絲》《莽原》時期作家的文學表達，爭鳴意識與批判意識顯然更多了。郭沫若、成仿吾、李初犁等人的文章則帶出生猛之氣。他們的文學主張從“破”開始，以“破”的方式達到“立”的目的。這種書評和批評文章，給平靜的文壇投下炸彈，飛濺出無數(shù)異樣的思想之光，也為后來的各種文藝爭鳴帶來了示范效應。不過，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青年的文字因為過于陷入主我之中，行文不免簡單和盲目自大，反倒是將探討的思路窄化了。隨著左翼思潮的出現(xiàn)，文章的戰(zhàn)斗性日益明顯，書評也成為革命者的利器，而這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現(xiàn)象。

閱讀別人的作品，當遇到與批評家觀念迥異的文字的時候，如何處理差異性語境的審美，是一個考驗。如果黨同伐異，顯然就失去雅量，會遠離客觀標準，對思考也會有障礙。魯迅看不上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諸人，可能與此有關。像阿英的評論、李初犁的文論，都過于簡單，先有尺子，后有判斷。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新出現(xiàn)的作品，那些與自己經(jīng)驗有反差的存在，其實自有價值，在沒有弄清作家的經(jīng)緯的時候，便判了別人的死刑，也露出自己的短板。這說明，文學的判斷，如果不能以文本解析和事實判斷為依據(jù)，那些表述能否有學理性，還是一個疑問。

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是主義林立，社團眾多，彼此有時候隔膜得很。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以后，就與新月派有過爭論，后來也和京派學人有過摩擦。京派學者打出“言志”文學的旗號，其實也是對于左翼文學的批評，以為自己才是正宗。比如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矛頭對準魯迅那些主張革命文學的人，就是從文章學層面入手，試圖證明載道的左翼文學是重蹈古人的覆轍。周作人說：“言志派的文學，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他認為，文學史就是這兩種流派的交織和輪換登場。這樣描述文學史的軌跡，看似合理，在概念的使用方面則有漏洞。錢鍾書看到周氏的長文后，寫了一篇書評，認為“詩以言志”和“文以載道”，并不是不相容的兩個命題。“詩本來是‘古文’的余事，品類（genre）較低，目的僅在乎發(fā)表主觀的感情——‘言志’，沒有‘文’那樣大的使命。所以我們對于客觀的‘道’只能‘載’，而對于主觀的感情便能‘詩者持也’地把它‘持’（control）起來。這兩種態(tài)度的分歧，在我看來，不無片面的真理；而且它們在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上，原是并行不悖的，無所謂兩派。”錢鍾書的評論，是誠實而切中要害的，周作人概念的混用，也被澄清。這是學理的分析，沒有絲毫的個人攻擊，乃書評中的佳作。而這種讀書與寫作的態(tài)度，也是頗為可取的。

也有一些京派學者對于那些不同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不太感興趣，廢名、沈從文很少談論左翼文學的文本，沉默的態(tài)度也含有批評。倒是像李健吾這樣的人，敢于去碰與自己趣味很遠的作品，且盡量說一些客觀的話，也是殊為不易的。李健吾的審美態(tài)度，和廢名、沈從文接近的地方多，自己并不太欣賞浪漫主義和左翼文學，但他每每與這些外在于自己世界的文字相遇時，也能夠耐心聆聽其中的聲音，在詞語的密林里尋覓所以然的路徑。比如他對于巴金、茅盾、蕭軍的評論，能夠感受到是與陌生的審美對話，并不回避自己的觀點，而理解之同情也常可見到。在評價巴金《愛情三部曲》時說：“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鑒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李健吾面對與自己審美趣味不同的作家時，并不能都找到背后的復雜思想背景，有時候說話可能言不及義。比如他描寫路翎、葉紫這類作家，運用的知識的對應性并不強，有一點勉強。但因為讀解文本時的誠實，倒是能夠描述內心的感受，一些意象的理解也有特點。看李健吾的文章，是一種享受，他的文風和一般的書評家不同，往往能跳出文本來審視作家的世界，給讀者的提示也就頗為有一種力量感了。

不同的人寫書評用意不同。有的是為了經(jīng)典的流布，有的則是與作者的對話，自然也不乏友情的互動。這個時候，我們會體味出作者的特性。比如徐志摩《濟慈的〈夜鶯歌〉》，就是飛揚起來的舞蹈，自己燃燒在其間，以熱情而告訴人們那作品的偉大。朱自清寫書評則頗為冷靜，他向讀者介紹《子夜》和美國的詩歌作品時，態(tài)度是嚴明的。民國讀書人有的時候顯得十分坦率，葉圣陶《倪煥之》出版的時候，曾經(jīng)請好友夏丏尊寫一篇書評，夏氏在《關于〈倪煥之〉》一文中說了許多肯定的話的同時，也不客氣地指出，這部長篇小說“有數(shù)處流于空泛的疏說”，并不都是表揚的話。看了這些文章，會覺得時代的風氣，大家都在摸索著走路，彼此都能夠看出各自的短長。這種態(tài)度在今天看來最不易得，不僅僅要對作者負責，也要對讀者負責。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現(xiàn)代文學史，就不會都仰頭面對各種文本了。

現(xiàn)代學者寫書評與書話作品最多的，無疑是“苦雨齋”主人周作人。他與魯迅決裂后，與魯迅的思想也日趨隔膜。周氏的書話寫得悠然、沖淡，毫無沖蕩之氣。他的文章屬于“微型批評”，并不與人直面論戰(zhàn)，很少看見魯迅式的峻急感。不過他的閱讀量之大，連郭沫若也佩服，不僅對于六朝以來的雜書能道出玄機，域外文化的許多領域也吸引過他，從古希臘到日本，由心理學到人類學，引領了知識界一種新式閱讀風氣。他的文章晚明意味和日本江戶趣味都有，思想來自漢語世界之外，而審美則是東方式的。他與魯迅一樣，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型的文體，筋骨泡在六朝以來的文脈里，而思想則受益于西洋圖書。許多深奧的學識經(jīng)由他們的筆觸，輕輕飄出，于詩意中得到知識的熏陶，引人思考的時候也是多的。我們說周氏兄弟是大的書評家與書話家，不是沒有道理。

好的書評，其實也是好的文章。民國的一些雜志、周刊，有書評的欄目，都值得一讀。印象中的《奔流》《論語》《文史》都有好的書話作品，但影響最大的大概是京派的風格，像《古今》就染有“苦雨齋”氣息，張愛玲、黃裳在上面的文章，可以當成散文來讀。我在林辰先生的藏書里看到多冊上海出版的老雜志，調子受到“苦雨齋”主人的影響，以平淡之筆寫風雨之事，態(tài)度是另一種樣子。這種筆記體的文字，是京派文章的延續(xù)，作者不限于古都的文人，江南的才子也是多的。我把這類作者看成泛京派的一員，施蟄存、黃裳、唐弢都有一點“苦雨齋”氣。不過這種調子一直被人詬病，有段時間，黃裳與唐弢都不愿意提及周作人，也與京派撇清關系。但他們的敘述語態(tài)真的頗有幾分相似，只是后來很少被人注意罷了。

深染“苦雨齋”書評的人有許多。郁達夫、林語堂、沈啟無都有點類似的氣息。后來的張中行、鄧云鄉(xiāng)的文章也偶帶博雅之意。南方的學者，多年后一直延續(xù)類似的風格的，像鐘叔河、陳子善、董橋等，無不如此。比如鐘叔河先生的寫作，力求中正，文章趨于平淡，但深埋著思想，可謂不動聲色。那些談論書籍的文章，喜歡帶出“苦雨齋”知識之影，審美趣味則有沈從文的元素。鐘先生一生編了許多有分量的圖書，自己也寫了一些有趣的書評。如《關于〈曾國藩家書〉》《讀〈胡適的日記〉》《〈沈從文別集〉的裝幀》《理雅各譯〈四書〉》，都是好文章。多年前友人周楠本兄帶我去拜訪鐘叔河先生，所談多為對周氏兄弟的觀感和自己的編輯經(jīng)驗，內中甘苦，說起來也是一本書。回京后讀到他為陳子善所編《知堂集外文》所寫序言，也可以說是書話體的一種。文章引用魯迅與周建人談論周作人的文字，間接抒發(fā)自己的感情，以為讀書與著書，內中有不少玄機，須慢慢體味方可。鐘先生編書、評書、寫書，可謂三位一體。錢鍾書、楊絳對于他都有很好的印象，且有過一些交往。由此可見，書評家往往最懂得書評家，見多識廣，就不會故步自封。真學者都不復雜，他們間的只言片語，想起來都是樸素心境的流露。

2025 年6 月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