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廣島，在我居住的城市東略偏南一點的方向上，從地圖上目測直線距離一千公里左右，中間隔著地球上最寬、最深、最浩渺的海洋——太平洋。

2008年，在聲勢空前的北京奧運會落幕后不久，我去了一趟日本，在擠出來的一點閑余時間里，舍棄了風光誘人的北海道，我堅持去廣島走馬觀光了一次，看了看這個遭受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投爆的地方。在廣島原爆（圓頂）紀念館、原爆博物館及偌大的和平紀念公園觀瞻下來，受震撼的程度不啻撕心裂肺，然而回來后，我卻一次又一次恍惚，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去過廣島。

二

毫無疑問我是去過的。物證是記于游覽當天、我至今仍保存著的“隨記”：

廣島是我堅持此行一定要來的地方。全世界受過原子彈爆炸的地方只有兩處，而且以廣島為甚。以后不會有哪個國家再使用原子彈了，所以廣島應該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必須要看……

從廢墟里重生的廣島，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海，六條清澈的河流從城區(qū)穿游而過，是一座以特色文化旅游聞名的美麗城市。在這水光山色、林木掩映的“水都”徜徉，人們是輕易不會追想起它的歷史的。

我們?nèi)サ哪莻€下午天氣宜人，高闊的藍天下飄著少許白云，似乎跟原子彈在此爆炸的那一天有點像，不同的只是那是一個上午。整個二戰(zhàn)期間一直往返于東西方之間報道戰(zhàn)事、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新聞人約翰·赫西，在其成書于1946年的筆調(diào)冷靜克制的“新新聞”作品《廣島》開頭說：“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6日，廣島天氣晴好，無一絲云彩”。但是，載著原子彈“小男孩”的B-29轟炸機很快便轟鳴而來，“一道巨大的閃光橫穿天空。谷本清先生記得很清楚，閃光是自東向西，從市區(qū)向山丘而來，就像一束陽光”。

幸存者的記憶讓我想起電影《太陽帝國》里主人公杰米說的那一句：“我看到了一道白光，我以為是上帝在拍照。”谷本當時是名牧師，戰(zhàn)后仍是名牧師，奔走全世界呼吁建立廣島和平紀念館。后來，廣島本身成了一座紀念碑，而曾因“自己沒有受傷感到十分慚愧”的谷本則逐漸老去——“他的記憶則像這個世界的記憶一樣，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

當年東亞罐頭廠的職員佐佐木敏子也幸存了下來，并在后來產(chǎn)生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觀點：人們對原子彈的威力關注得太多，但對戰(zhàn)爭本身的惡卻關注得不夠。同樣幸存的德國神父威廉·克萊因佐格對她說：“人們現(xiàn)在的處境，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墜落人間，在為人類贖罪。”

在克萊因佐格看來，戰(zhàn)爭、災難、世間萬物，都是一種因果。

三

《廣島》一書告訴我的一個事實是：早在1938年1月，德國化學家就取得了世界上首次鈾235元素原子核裂變實驗的成功。但早年曾是小資文青的希特勒對這項研究的重要性全無體察，反而斥之為“可憎的猶太人的科學”，“原子彈無非是‘明天的武器’，遠水不解近渴”，導致德國事實上放棄了核彈的研發(fā)。另一個事實是：

雖然日本統(tǒng)治集團的一些精英出于比較明確的問題意識和焦慮感，銳意敦促原子彈的研發(fā)，但絕大多數(shù)日本科學家卻認為不僅日本，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所有交戰(zhàn)國，不可能在戰(zhàn)爭期間完成實彈的研發(fā)和制造，甚至研發(fā)活動的核心人物仁科芳雄本人也作如是觀。

1941年10月，陸軍方面就提交了一份關于核裂變應用前景的報告，而對此一言九鼎的仁科芳雄接過來，只是“嗨”了一聲，“便擱進寫字臺的抽屜里，沒有任何付諸實際運作的跡象”。

而此時在美國，很多受納粹迫害逃亡而來的科學家都異常擔心希特勒先手研發(fā)出原子彈。由是，一封由愛因斯坦等科學家聯(lián)署的信于1939年8月遞交到了羅斯福總統(tǒng)案頭，提醒他“務須先發(fā)制人”。1941年12月6日，羅斯福一聲令下，破美國先例采取舉國體制的“曼哈頓計劃”正式啟幕——“重金人海，秘密涌向幾個特定的實驗室和基地……”

就在翌日，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精銳太平洋艦隊遭到重創(chuàng)，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又一個“第二天”，羅斯福發(fā)表宣言對日宣戰(zhàn)。再一個“第二天”，已經(jīng)跟日本侵略軍鏖戰(zhàn)多年的中國正式對日宣戰(zhàn)，隨即被確認為盟軍在亞洲的主戰(zhàn)場，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正式納入二戰(zhàn)的大棋盤。

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里，我默默地想，美國領導者想必是預設好了，造出原子彈若用于戰(zhàn)場，第一個就要投到日本的國土，以雪珍珠港一箭之仇。繼任總統(tǒng)杜魯門的那句“當你不得不對付一頭野獸時，你得把它當成野獸”，指的就是日本。之所以選擇廣島，是因為廣島時為日本防衛(wèi)軍第二總軍司令部所在地，且有日本一流的海軍造船廠。一代又一代的日本軍人，就是從廣島登船出發(fā)，侵入別人的家園燒殺擄掠的。

四

研究近現(xiàn)代日本史和美日關系的美國學者約翰·W.道爾，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擁抱戰(zhàn)敗》中寫道：

日本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象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

從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艦隊強行進入東京灣開始，日本被迫打開國門，開始“現(xiàn)代”歷史進程，很快便占領了中國的臺灣和東北，進而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又為控制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qū)而偷襲珍珠港，跟美國和歐洲同盟國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軍國主義的版圖“像一攤污跡一樣漫延開來”，“到1942年春，日本帝國已處于版圖擴張的巔峰時期，像一個巨人凌駕于亞洲之上，一腳伸進中部太平洋，一腳踏入中國腹地……”狂想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地意欲獨自吞下亞洲和太平洋大部地區(qū)。對此，約翰·W.道爾說道：“那個魔鬼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自我滅亡。”

每每想到原子彈爆炸給廣島留下的慘狀，我?guī)缀醵紩瑫r想到侵華日軍一手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想到持續(xù)一個月之久、多達十二萬五千菲律賓人受害的馬尼拉大屠殺；想到傷亡于抗日戰(zhàn)爭的三千五百多萬中國軍民，其中平民高達三千一百八十四萬人，還有在日軍的戰(zhàn)俘營里被摧殘凌虐致死的難以統(tǒng)計的戰(zhàn)俘……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造成的慘狀，與這些要如何比較，又能夠比較嗎？

在二戰(zhàn)期間擔任美軍菲律賓戰(zhàn)場總司令、后來成為日軍戰(zhàn)俘的喬納森·溫萊特中將曾說：“我不止一次地想過：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樣的慘無人道？”

五

二百三十年前，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康德提出，戰(zhàn)爭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種災禍，戰(zhàn)爭是國家對各類罪行的許可和鼓勵。誠然，無論何時何地的戰(zhàn)爭都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從對普羅大眾造成的惡果看，戰(zhàn)爭本身即是惡魔，即是罪犯。

美軍投擲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用于實戰(zhàn)的原子彈，據(jù)統(tǒng)計，截至1945年年底，造成廣島現(xiàn)場及其后因患原子彈病而死亡的人數(shù)達二十萬。有報道指出，長崎在原爆中死亡約七萬人。（因戰(zhàn)時城市人口流動性大等情況，確切死亡人數(shù)無從得知。）死難者大多是平民百姓。還有那么多所謂的幸存者，雖然茍全了性命，卻永遠失去了健康，甚至禍延家族幾代。

發(fā)動戰(zhàn)爭的軍國主義者殘暴的行徑理應受到正義的審判，被懲處的戰(zhàn)犯們罪有應得；而這些普通居民，如此慘重的代價是不是該由他們來承擔呢？

據(jù)記載，在投放原子彈之前，美軍曾以投放傳單等方式向廣島民眾發(fā)出撤離警告，但遭到了無視。廣島人沒有選擇離開，不管是投身軍工生產(chǎn)的市民，還是在搞軍事訓練的學生，甚至大多數(shù)婦女、老人和小孩，都呈現(xiàn)出一種寧死不改的抵抗勁頭。

廣島，和那時的整個日本一樣，已經(jīng)徹底瘋掉了。

六

從1958年和平公園建成起，廣島每年都舉行紀念活動，緬懷在原爆里死去的人們，反思那場歷史悲劇。好多日本人覺得遇難者是無辜的，認為美國的行為違背了人道主義。而直到去世，下達命令的杜魯門總統(tǒng)從未改變其當年的態(tài)度，聲稱投放原子彈“不是一個需要你擔心的決定”。在1958年寫給廣島市議會的一封信里，他明確表示，如果遇到相同形勢，他依舊會命令投下原子彈。

自1998年開始，日本政府每年都會邀請持有核武器的國家派代表出席原爆紀念活動。對此，美國一直不予回應，直到2010年，據(jù)稱是為給總統(tǒng)奧巴馬訪問廣島作鋪墊，才派代表參加。

紀念二戰(zhàn)勝利五十周年之際，當年執(zhí)行對廣島和長崎進行原子彈轟炸的美軍飛行員查爾斯·斯韋尼發(fā)表了題為《原子彈下無冤魂》的演講，表達了他堅定的觀點：那些要命的核攻擊對于結束二戰(zhàn)以及讓日本投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在斯韋尼眼里，廣島和長崎的悲劇是那場戰(zhàn)爭惡性循環(huán)里的一部分，那些死于原子彈的人也不是無辜的受害者，而是那場波及全球的沖突的不幸的參與者。

另一個不應忽視的事實是，參與原子彈研發(fā)“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很多都是諾貝爾獎得主或在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獎，其中既有尼爾斯·玻爾、恩里科·費米、理查德·費曼這樣的著名人物，也有路易斯·W.阿爾瓦雷茨、尤金·維格納、埃米利奧·塞格雷等在公眾視野中還不算“知名”的人物。而參與此計劃并在2005年獲得數(shù)學界最高榮譽阿貝爾獎的彼得·拉克斯，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公開表示原子彈轟炸日本乃“正義之舉”。他說：

人們在二十一世紀之所以對原子彈感到恐懼，部分原因正是他們從廣島和長崎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原子彈所能帶來的巨大災難，也正是這種恐懼，使得人們在今天不敢動輒使用核武器。

七

前面說過，參觀原爆博物館造成的震撼對我而言不啻撕心裂肺，慘象帶來的恐懼使我頭暈目眩，惡心欲吐，恨不能將腸胃摳出來在陽光下的清水里沖洗幾番。我沒能堅持到看完，終于鼠竄而出。直到在紀念公園另一側(cè)的和平鐘下，扯著細細的鐘繩敲擊了幾下，心里的驚濤駭浪才慢慢平復下來。

原爆博物館被設計為一個架空的長方體，像一架巨大的白色鋼琴，入口的解說詞大意是：建起這樣一個博物館，是為了祈愿一個沒有核戰(zhàn)爭與核武器的和平的世界，希望歷史不要重演，世界上再無戰(zhàn)爭……這讓我想起珍珠港的紀念堂也被設計成白色的長方體，橫臥在葬身水下的亞利桑那號戰(zhàn)艦甲板上，像一具巨大的空蕩蕩的棺材。紀念堂內(nèi)循環(huán)播放的聲音，反復提醒人們，來這里不是為了憑吊和追究，而是要沉默反思。

美國投爆原子彈的目的達成了——日本被迫接受了戰(zhàn)敗的現(xiàn)實，無條件投降，戰(zhàn)爭提前于預期結束，有分析說因此而減少了數(shù)倍于在原爆中死傷數(shù)量的軍人和平民的傷亡，兩顆原子彈的震懾力，幫助美國有效地獲得了戰(zhàn)后世界的話語權，也讓美國順利接管了投降后的日本，做起了幫助其重建家園的“救世主”。

在美國的“幫助”下，戰(zhàn)后的日本保留了原有的社會制度和國家秩序，裕仁天皇被“免除所有的戰(zhàn)爭責任，甚至免除了允許以他的名義發(fā)動殘暴戰(zhàn)爭的道義責任”，還搖身變成“新民主領導者”。就是這位裕仁，在其登基后不久便默許他的帝國軍隊對中國東三省的“接管”及以后的種種侵略行徑。在《擁抱戰(zhàn)敗》的序言里，約翰·W.道爾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p>

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可以不為發(fā)動和領導這場戰(zhàn)爭負起應有的責任，那還怎么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當然，人還可以由這些“橋梁”走回去，重蹈過去的覆轍……

八

當然，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肯定也只是少數(shù)，只是暗流中泛起的濁浪而已。

平山郁夫代表了日本民族中品質(zhì)善良的那一部分人。1945年8月6日，十五歲的平山，和他中學三年級的同學們一起被政府動員在一家軍需廠勞動。《悠悠大河》是平山先生的人生自述，也說出了大多數(sh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那一天”我活著，而且活了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不過對我來說，這難道不是終生負罪，背上一輩子還不清的孽債了嗎？……為人類的彌天大謬做出犧牲的人的人生，只有通過幸存者——我們這些人，度過贖罪的人生才能延續(xù)。唯此，死者才得以“解脫”，我們也才有真正的“解脫”。

在平山郁夫完成于1979年的名畫《廣島生變圖》中，金剛怒目的不動明王，仿佛超越了悲哀和苦痛，在熊熊烈焰中巋然不動，無聲地向人們發(fā)出呼喚：“活下去！”這是基于廣島再生、長存的心愿描繪的原爆，也宣泄著劫后余生的藝術家胸中焚心的孽火。

認為自己的一生“正是建立在無數(shù)人的犧牲基礎上”的他，愧疚而悲憫地希望，和平紀念公園里慰靈碑前“長明燈的小小光焰燃燒著，一直要燃燒到‘核悲劇’從地球上徹底消失”。

九

大江健三郎第一次去“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場”的廣島，是在1960年夏天。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反復地去，是要“對人類的悲慘與尊嚴進行思考”，“希望以廣島和真正的‘廣島人’為銼刀，來檢驗我自己內(nèi)心的硬度”：“我希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質(zhì)，與它更加親近。”

八十年來，對原爆給廣島、長崎造成的危害的反思好像漸次深邃，但是人們真正地認識清楚了嗎？又有誰能說核武器到底會給人類帶來多大多漫長的悲劇與恐懼呢？

所以，廣島原爆紀念地也僅僅是一個警示而已，它并不能承受全人類的和平之重。

在《廣島札記》里，大江說道：

廣島似乎是整個人類的一塊最為裸露的傷疤。那里在萌生著人類康復的希望和腐朽的危險兩種萌芽。

他提出了自己的兩種假設：

如果在我們?nèi)祟惖念^上，再一次出現(xiàn)核武器的可怕的閃光，我們?yōu)榱嗽谀莻€廢墟上生存，就應當取自因廣島的殘酷經(jīng)驗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德家和人性批評家們的智慧。……如果有幸人類不再遭到核武器的攻擊，即使在那時也應該把在沒有經(jīng)歷過那些最糟的日日夜夜而生存下來的廣島人的智慧，牢牢實實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

大江想表達的意思還有，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jīng)和正在將人類的關心從核武器導致的悲劇集中到這些武器的威力本身上來，所以廣島和長崎的亡靈也沒有真正地遠去。

十

矗立在和平公園里的原爆紀念館，那座唯一保留著原爆時慘象的圓頂建筑的廢墟，赤裸裸地閃現(xiàn)著人類意志中的惡——戰(zhàn)爭的殘酷的黑光。而原爆博物館里陳列的則是世界末日的另一種景況：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只剩下恐怖，最黑暗最末日的恐怖。大江認為，在十九世紀之前的末日觀里，人類至少覺得應該以人的形狀和人的名義迎接世界末日的到來，而在原爆遺留的景象和物件里，已經(jīng)看不到這幾乎是最起碼的微弱希望了。

從和平公園走出來時，我?guī)缀跬耆チ吮鎰e方向的能力，似乎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也完全不知道在此找到了或者失去了什么。夕陽西下，在疾馳的新干線列車上回望廣島，我看到的是——

一處歷史長河中的污灘，或一片隱現(xiàn)于水面的危險的暗礁。

一個讓人對未來感到不寒而栗的深淵，一片令人泥足深陷的沼澤。

一座由無數(shù)肉體與靈魂砌成的指向長久和平卻造型無比詭異的巨大墓碑。

十一

二戰(zhàn)作為人類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戰(zhàn)爭，以參戰(zhàn)各國死亡七千萬至八千萬人（其中平民死亡占比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代價，重新劃分并穩(wěn)定了世界格局，形成了“新秩序”。現(xiàn)在，戰(zhàn)爭烽煙已在天空消散，波及全球的“冷戰(zhàn)”似乎也成為過去式，除少部分地區(qū)仍聞槍炮交響，世界整體可謂安穩(wěn)。然而，核武競賽也在以誰都不愿看到的速度加劇，能制造核武器的國家越來越多。一個悖論一樣存在著的觀點和事實是：所有擁核的國家都宣稱是出于和平，基于制衡，著眼于消除可能的戰(zhàn)爭隱患。但這是以靜制動呢，還是以動制靜？我沒研讀過兵法，不明就里，反正就是擔心。擔心。

從電視新聞里偶爾能看到有的國家元首出訪別國，隨行隊伍中總有手提黑色小皮箱的一個人不近不遠地跟著。據(jù)說這個小皮箱就是啟動核武器的設備，一旦他們的國家遭遇某種巨大不測，元首不管身在何處都能隨時撳下小皮箱里的核武器按鈕——當然，這也只是“據(jù)說”罷了。但當我想象世界上僅有的那幾個（當然也可能會越來越多）擁有這種密碼箱的大人物，在某種情勢下手指將如何活動時瞬間便感覺通體寒涼：當下的這個以核威懾實現(xiàn)相互制衡的安靜的世界，是不是就像一個童話般的玻璃城堡呢？大江健三郎認為，“這個‘童話’是具有現(xiàn)實性的”，“廣島的人類悲劇還在那里繼續(xù)存在著”。而約翰·赫西采訪的幸存下來的罐頭廠職員佐佐木敏子的話也一樣耐人尋味：

那些受爆炸影響不大的“被爆者”和追求權力的政治家們關注的是原子彈，而對“戰(zhàn)爭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這個事實的思考，卻遠遠不夠。

十二

回望廣島，就是要反思戰(zhàn)爭，反思全人類的生存與死亡。

如果有機會再去日本，我想再去一次廣島，再去敲響那口和平之鐘，在那座馬鞍形的原爆慰靈碑腳，擺下一束潔白中點染幾星血紅的花。

【何敬君，高級編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1957年出生于山東即墨，種過地，做過民辦教師。1980年代初期（讀大學期間）開始發(fā)表詩歌作品，出版有《從五月到五月》《逝水年華》《亦遠亦近》《諦聽：陽光走過大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