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杜秀蘭》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曲波《林海雪原》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1999年，舒乙在接受采訪時用“最后的手稿”來形容中國現代文學館（以下簡稱“文學館”）收藏的作家手稿。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作家使用電腦寫作，作家手稿勢必會越來越少。這樣一來，先前那些已經產生，或正在產生的手稿，可以說就成了整個時代的“最后的手稿”。而這些作家手稿，大多數情況下，往往也是這位作家“最后”的手稿。正是由于“最后的手稿”的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作家手稿在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受到重視，不僅被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熱情征集，頻頻在拍賣行中拍出高價，而且在學界興起了手稿研究的熱潮。

手稿具有獨一無二的屬性

作家手稿是文學館最為重要的收藏品類之一，785件珍貴文物中，作家作品手稿有192件，另外還有84件作家書信，也算是手稿的一種。文學館的兩件鎮館之寶，均為現代文學巨匠的手稿。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留存下來的第一、二卷手稿于2002年入選第一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是其中唯一一部文學類作品手稿。茅盾長篇小說《子夜》的手稿，與茅盾為寫作《子夜》準備的“記事珠”“提要”“大綱”一起被保存在文學館。

在現代作家手稿之外，文學館收藏的紅色經典手稿也蔚為大觀，最為重要的“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八部紅色經典，其中《紅巖》《紅日》《紅旗譜》《青春之歌》《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6部的手稿保存于文學館，正以“‘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紅色經典展”的形式面向大眾展出。而《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長恨歌》《張居正》等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手稿，更是豐富了文學館的館藏，使之成為收藏中國現當代文學重要資料的寶庫。這實際上已經超出巴金先生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初衷，使得“現代”一詞打破文學史時間上的限制，具有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深刻內涵。

文學館于1985年3月26日正式開館。創始人巴金先生早在1980年底與姜德明通信時，就談到想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1981年，他在《現代文學資料館》一文中設想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作家手稿、信函是巴金和他的朋友們特別重視的文學資料，具有獨一無二的屬性。

巴金重要支持者孔羅蓀為創辦文學館的設想在北京四處奔走。1981年3月26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一項重要的文學建設》，其中寫道：“前些日子，我曾經訪問過茅盾同志，他非常贊成這個建議，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創作資料提供給文學館。他還講到三十年代初創作長篇小說《子夜》，原來的題目叫《夕陽》……這部寫于半個世紀之前的原稿，還能幸存，實在感到無限的慶幸。他說，文學館成立的時候，他將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種版本，包括《夕陽》在內的原稿，都送由文學館保存。”孔羅蓀在茅盾生前的拜訪，最終促成《子夜》等珍貴手稿入藏文學館。

巴金、孔羅蓀對作家手稿的重視，更多還是源于搶救現代文學資料的危機意識，看重的是手稿作為重要歷史文獻的資料價值。如巴金所說，通過現代作家手稿能夠“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文學，認識中國人民的心靈美”。臧克家同時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建個文學館，好！》，明確指出作家手稿的研究價值：“我認為，保存作者手稿，也大有必要。既可以對照手稿與印稿的不同，從中看出作者的修改意圖，同時在手稿上也可以窺見作者涂改刪削的痕跡。”這也是較早論及手稿研究的文章。

正是由于早期文學館的熱心支持者對作家手稿的重視，文學館的創生、建設時期始終伴隨著對手稿的大力征集與整理。用舒乙的話來說，文學館一建立，即重視收集作家手稿的工作，可謂正其時也，此前此后正是作家手稿產生的最發達時段。也就是說，文學館的手稿征集工作既得風氣之先，也恰逢其時。

新時期伊始，文學界和學術界掀起搶救新文學史料的熱潮，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專門性刊物《新文學史料》，作家自述、訪談，以及回憶性文章隨之興盛。而巴金呼吁建立文學館，別具慧眼地提出把現代文學的重要資料以實物的形式集中保存起來，得到眾多作家的鼎力支持。在正式開館之前，巴金及好友已多次向文學館捐贈資料，其中包括許多珍貴手稿，并設立第一個作家文庫“巴金文庫”。20世紀80年代，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的很多現代作家還在世或去世不久，保存下來大量手稿。八九十年代也是新時期作家手寫的黃金時代。文學館很大一部分重要的作家手稿都是在這個時間段由作家或親屬，以及出版單位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等捐贈而來。2025年文學館建館正好40年，作家手稿作為特色收藏，已經以其文獻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發揮了巨大作用。

講好手稿背后的故事

時至今日，由于時間久遠和珍稀難得，文學館的現代作家手稿很多已經成為文物。它們往往通過各種展覽呈現在大眾面前，作為歷史文化遺存的展品，讓觀眾借以觸摸歷史、想象歷史。讓文物活起來，某種意義上也是要講好手稿背后的故事。

茅盾故居的常設展“萬里江山一放歌——茅盾生平展”就展出《子夜》手稿。這份茅盾為其幸存而“感到無限的慶幸”的原稿，背后有一個動人的故事：1931年茅盾在上海，一邊寫作《子夜》，一邊將寫好的稿子交給好友鄭振鐸，準備由《小說月報》連載。不料“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商務印書館被日軍炸毀，《小說月報》停刊，茅盾交去的手稿也化為灰燼。萬幸的是，被毀的是茅盾夫人孔德沚抄寫的副本，原稿還留在家中。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茅盾夫婦在離開上海之前，把《子夜》原稿托付給二叔沈仲襄，沈仲襄將其鎖在交通銀行的保險柜里，這部440頁的手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茅盾生平展”第二展廳以“《子夜》：一個1930年的中國羅曼司”為標題，展現《子夜》的主題及人物形象。小說手稿如同題眼，真切地呈現了從“夕陽”到“子夜”，作者所思所想與時代歷史、國家命運的緊密相連。由此作家手稿和策展人付丹寧對《子夜》的解讀形成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

《子夜》手稿在銀行的保險柜中躲過了抗戰的炮火，而《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第二卷《偷生》就寫于抗戰后期大后方，即1944年、1945年的重慶北碚。《四世同堂》講述北平淪陷后的市民生活，是老舍“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惶惑》《偷生》被老舍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在大后方的土紙上。據舒乙回憶，遇到日軍轟炸躲防空洞，老舍什么也不拿，就用小包袱隨身帶著《四世同堂》手稿。1946年老舍去美國講學，又帶上兩卷共60萬字的手稿，自己裝訂成12大冊。第三卷《饑荒》寫于美國。1949年老舍從美國帶回完整的三卷本手稿，第三卷用鋼筆寫在黑色封皮的大16開筆記本上，可惜未能保存下來。2019年值老舍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文學館為這部曾遠涉重洋、歷久彌新的“國寶”檔案舉辦“《四世同堂》手稿特展”。手稿的紙張、用筆體現了抗戰時期的特色，大后方沒有光滑的道林紙，老舍只能用粗糙的土紙，也因為紙張脆弱，甚至不能用硬筆尖的鋼筆書寫。手稿及其背后的故事使得這部杰出的現代長篇小說更為立體豐厚、真實可感。

《子夜》《四世同堂》手稿是國家一級文物。文學館還有更多作家手稿，因為未刊、刪改、版本等原因，研究價值更高。2024年丁玲一份藏于文學館的未刊手稿《杜秀蘭》，引發學界關注。據王增如《關于丁玲未刊小說〈杜秀蘭〉》，1955年冬天，丁玲深入北京西郊采訪成立高級合作社的情況，同年12月至次年1月在北京多福巷家中完成短篇小說《杜秀蘭》。賀桂梅、何吉賢、程凱等學者把小說內容、人物塑造與歷史視野、時代語境結合起來，完成對這部未刊手稿的深入解讀。由于中國丁玲研究會出色的選題策劃，《杜秀蘭》與柳青未刊手稿《在曠野里》所引發的學術討論一起被評為2024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之一。這也為未刊手稿研究提供一個值得效仿的范例。

手稿研究的新動向

重要作家具有學術價值的未刊手稿畢竟數量有限，而且隨著史料整理的熱潮，這樣的未刊手稿只會越來越少。手稿研究的另一主要方向是修改痕跡研究和版本校勘研究。

曾經產生過廣泛影響的紅色經典《青春之歌》，因楊沫對小說進行過多次大的修改，版本研究就極有必要。1987年楊沫將《青春之歌》手稿捐贈給文學館。這部手稿作為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本的“祖本”，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唐媛媛在博士論文《一本書中的歷史——楊沫〈青春之歌〉版本變動研究》中認為：“從版本學的角度看，手稿本更重要的價值，還在于它是一個文本未進入社會傳播之前的原始形態，這可能是最接近作家原始文本意圖和闡釋基調的文本。”因此考訂《青春之歌》從手稿本到初版本的衍變過程，可以深入理解楊沫的創作動機及其與出版機構之間的互動妥協。手稿本的修改痕跡也生動展現了當時的文學生態和歷史語境。

2021年78冊《魯迅手稿全集》的影印出版，不僅是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也催生了大量魯迅手稿研究成果。在參與編輯過程的專家符杰祥看來，《魯迅手稿全集》的編纂引出“大手稿學”的概念。新編《魯迅手稿全集》把課堂筆記、批校、題簽、家用賬、便條等大量傳統手稿之外的魯迅手書文獻歸入“雜編”，突破傳統手稿以創作為中心的限制。這一說法自然是見仁見智。符杰祥說，“雜編”是突破最大，也是爭議最大的，但“大手稿學”觸及手稿研究的真問題。事實上傳統手稿的范疇一直在擴大，在文稿之外，翻譯、書信、日記等通常也被視為手稿。

以文學館館藏編目為例，作家翻譯、日記原稿被納入手稿類，書信雖然另外分類，實際上還是手稿的一種。但文學館也有一些特殊的作家手跡難以歸類，比如茅盾藏書中的眉批本。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茅盾在閱讀新近出版的文學作品時，在書上寫有大量的批注。文學館“茅盾文庫”藏有45冊茅盾眉批本，其中既有《青春之歌》《紅旗譜》《山鄉巨變》等紅色經典，也有阮章競、田間、郭小川等人的詩集，還有茹志鵑等小說家的新作。據學者姚明考證，茅盾的批注與其日記、書信、文論有相當緊密的勾連，能從閱讀和創作的角度更深入理解新中國成立后茅盾的文學評論和文藝思想。茅盾眉批本被歸于圖書，但實際上又有手稿的功能，具有比較重要的研究價值。

與舒乙“最后的手稿”說法相呼應的是，2018年文學館在北京和廣州兩地舉辦“回望手寫時代——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80年代手稿展”，展出巴金、汪曾祺、莫言、劉心武、劉震云等16位名家的24部作品手稿。在策展人看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迎來手寫時代最后的黃金時期。由于手寫時代的遠去，不僅僅是文學博物館的征集對象要與時俱進，也意味著手稿保存、利用方式的日益更新。文學館的數字化藏品近10萬件，以手稿與書信為主，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日前，國家圖書館依托《魯迅手稿全集》建設而成的魯迅手稿數據庫開通試用，這是國內第一個作家手稿數據庫，也為作家手稿的使用開辟了新路。從傳統的影印出版，到現代的數字化乃至數據庫建設，“最后”的手稿將“永不消逝”，更觸手可及。

（作者：陳艷，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編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