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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評論是運用相關理論分析解讀評判文藝作品、思潮和現象的活動。至于如何評論，在實踐中很容易忽視一項重要功課——觀照現實。當下人們詬病一些文藝評論不深刻、不接地氣，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們脫離生活、脫離人民，即疏于觀照現實。所以，觀照現實是開展文藝評論的重要基礎，對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

文藝是實踐的，評論也必須是實踐的

文藝評論的實踐屬性是由文藝活動的性質決定的。文藝活動實質上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建設活動”，用李澤厚的話說，“它不應被看作只是各個個體的創作堆積，它更是一個真實性的人類心理——情感本體的歷史的建造”。（《華夏美學·美學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6月，第359頁）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文藝評論作為文藝的一翼，是通過服務于創作和鑒賞，追求立功于當下的，自然也是具有實踐性的。同時，這個實踐又是現實的。文藝評論是以“對話”的方式發揮作用的，而與創作方、接受方對話的基礎和樞紐，則是現實實踐。

從創作來看，任何文藝作品都是現實心境的寫照。能夠被廣泛接受的作品，必然是普遍文化心理和時代精神的反映。即使是那些反映個人某一時刻的心境、沒被廣泛接受的作品，也無法脫離現實實踐的根由。比如，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那是極具浪漫想象的，但最后兩句說得很清楚，“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浪漫想象其實是現實中官場失意、追求放達心境的反射。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名為“懷古”，實則“傷今”，抒發南宋朝廷從不作為到亂作為、草率北伐造成嚴重后果，而自己遲遲得不到重用的悲憤之情。所以，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現實題材、現實主義自不必說，即便是歷史題材、浪漫主義的成功作品，也必有深厚的現實生活淵源。社會生活從本質上說是實踐的，又是現實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實的、現實的、樸實的”。作為與創作進行對話的評論，如果沒有對現實的觀照，就會失去客觀現實的根基，陷入主觀臆斷和理論空轉，自然無法抓住人們精神的共鳴點，無法把握時代精神內涵，就難有共同語言，從而失去對話的基礎。我們看到，現在的創作與評論雖有關聯，但這種關聯也大多局限在很狹小的話語空間中，缺乏與廣闊現實、人群的聯系，所以難以引起太多的討論與共鳴。

就鑒賞來說，受眾對文藝作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受已有知識、觀念的影響，更受現實實踐、生活體驗的影響。尤其是對普通受眾而言，他們可能沒有專業的哲學、美學、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和間接經驗，更多的是依托特定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中的體驗和感受。這直接影響他們的審美取向。宗白華曾說：“常人真能了解及愛好的藝術，是那接觸到他生活體驗范圍以內的生命表現。”（《美學與意境》，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7月，第137頁）特別是大眾化程度較高的影視作品，表現十分明顯。比如，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響亮提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之所以引起熱議，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渴望突破各類歧視、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心理息息相關；《哪吒之魔童鬧海》之所以贏得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們的青睞，則在于它對人間正義的弘揚，契合了各個地方、各個領域的人們對公平公正社會秩序的追求。這樣看來，文藝接受關涉復雜的現實語境。所以，作為文藝接受的特殊一種，文藝評論必須觀照現實，才能更好地擴大審美視域，引發廣大受眾的深度共鳴，切實發揮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的作用。

現實生活決定了評論的力度和溫度

文藝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藝作品中的悲喜憂憤、理想追求都有現實生活作為基石。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認為，“藝術或美感不過是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高度完善而已，并無特殊之處”。（轉引自《華夏美學·美學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6月，第378頁）盡管這種觀點不夠全面，但至少反映了藝術評價的一個維度，即通過觀照現實來評判作品，而不只是在理論上泛泛而談。因此，文藝評論需要理論的方向引導，更需要把現實實踐作為一種參照，后者決定著評價的力度和溫度。如果拋開這個維度，評論就很難接地氣。

首先，現實是衡量作品思想價值的重要參照。歷史是川流不息的，人的思想觀念、價值標準是發展變化的。一部作品有沒有思想價值和現實意義，都需以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體驗和追求為參照進行衡量。比如，同樣是京劇劇目，《鎖麟囊》取材于一個富家女子解囊濟困、終結善緣的故事，教人與人為善、不能“勢利眼”，直指人性的塑造、人格的提升，現實意義仍很強；《游龍戲鳳》（也叫作《梅龍鎮》）取材于明武宗只身外出途中艷遇的故事，盡管有很強的藝術性，但實質是宣揚封建特權思想，從思想性看無益于人們現代人格的養成。這就是現實的尺度，只能參照現實生活以及現實中的理想和追求去把握，而不是沿用傳統落后的觀念去把握。再如電視劇《風吹半夏》，既反映了改革開放后企業家創業的勇氣和智慧，也反映了商場上非法牟利、勾心斗角等不良現象，但作品成功運用“心安”這一傳統的心理機制，彰顯對不良現象的批判態度，具有很強的現代商業倫理建構導向。這與當今社會倡導誠信、建構良好商業文化的時代潮流相適應。好的作品，它既反映社會的現狀，又張揚時代的理想。當然，現實的價值向度是多元的，這里無法一一列舉，但都需要悉心把握。

現實還是衡量作品藝術水準的游標。藝術性主要表現為對各種美的形式的把握，以及所達到的高度。從本源上說，美產生于實踐，藝術創作中諸多美的形式也都有現實實踐的淵源，即上文所說“日常生活經驗的高度完善”，其核心是把握“度”。把握“度”，就是結構、比例、尺度等做到恰到好處。上文所講的思想性中也有審美，其核心是符合現實生活中價值取向的“善”，就是一種“度”。故事架構、敘事方式、人物形象等能否生動感人，都取決于寫作者對基于現實生活的“度”的把握能力。比如，粵劇《白蛇傳·情》將白素貞與許仙的結緣、成婚過程簡化為“一見鐘情”+“閃婚”模式，把原來的借傘、送傘幾個來回都省略了，將法海塑造成帥哥模樣，并且執法很人性化，將表達的重點放在“情”的可貴，這就是基于現實中戀愛觀念變化和法治社會建設需要，在藝術表現尺度和人物形象上的再創造。該劇演出十年，仍場場爆滿。這種尺度放在改革開放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時不少人看外國影片中接吻的鏡頭還不習慣。《朝陽溝》《劉三姐》《花為媒》等電影作品，盡管思想內涵已顯歷史局限性，但其中的一嗔一怒、一顰一笑，都飽含具有普遍、恒久意義的形式美，而這種形式美及相應的人情世故、情感表達在現實生活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至今仍為人們所喜愛。有些粗劣的劇目，觀眾看了三分鐘就想換頻道，也是基于現實生活中對于美的體驗、對于度的把握。特別是人的言談舉止，符不符合身份、場合，表達方式是不是生硬、違和，是否符合時代特點和人之常情，生活體驗感強的觀眾一看便知優劣。美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并且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演進，會不斷產生新的形式，需要在評論實踐中具體把握。

現實實踐影響我們采用何種理論視角

對一部文藝作品開展評論可以有多種視角，至于采取哪一種視角，自然取決于評論者內心的感動、所掌握的理論，同時還要取決于現實生活語境和時代文化心理。只有內心的感動，沒有相應的理論基礎，很難形成話語“倒出來”。如果內心的感動是多重的，甚至同一個事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讀，那就存在一個理論選擇的問題，即選擇什么樣的理論去分析更具現實意義。這就涉及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比如，經典話劇《風雪夜歸人》，講述了梨園名伶魏蓮生和權貴姨太太玉春為追求自由和愛情相約私奔，因事泄遭到拆散、驅逐，最終付出生命的故事。該劇創作于1942年，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時期，用精神啟蒙、個體覺醒、追求愛情、向往自由等視角解讀作品，對于追求民族獨立、反對茍且偷安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這是由當時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現實決定的。放在當下追求民族復興的社會建設時期，作品的解讀除了以歷史的視角來肯定它，還需要詮釋其追求自由精神的現實意義。在現實的語境下，拋開安身立命的營生，無法實現真正的自由。作為現實的人，既應懷有追求自由的精神，也應考慮社會環境條件和追求自由的可行路徑，才能使“人應該怎樣活”的終極之問擁有現實的依托。

事實上，采取什么視角展開評論，既是一個理論選擇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立場問題。對一個有理想有責任的評論者來說，觀照現實就是要胸懷社會發展和人民福祉，關注社會心理變化和人格修養提升，并以此作為理論選擇的根本依據。就當下來說，民族復興是時代主題，全面實現現代化是歷史任務，國家安定團結、和諧穩定是基本保障，這都是最大的現實，也是文藝評論理論選擇的基本依據。整個社會是奮發向上的，就不能過度宣揚“無為”“佛系”；社會和諧是人們的共同追求，就應注意防范各種極端理論的侵襲；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焦慮情緒增加，就應考慮以何種理論視角予以疏解；社會發展需要建立人格平等、勞動平等現代觀念，就應注重批判特權觀念、等級觀念，必要時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其歷史淵源，以提高人們的鑒別力。

（作者系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