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革命文學作為抗戰的重要文化力量，曾引起海外漢學家的高度關注，如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伊羅生、王際真等人，較早地進行了翻譯出版的嘗試，這些先行者不僅提振了各國抵御法西斯勢力的信心，還刷新了西方對“腐朽沒落的中國帝國之印象”。其中，英國著名編輯、出版家兼詩人約翰·萊曼的貢獻不容忽視。

萊曼是現代主義文學團體“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員，他于1931年在劍橋好友朱利安·貝爾、喬治·賴蘭茲的介紹下，來到伍爾夫夫婦的霍加斯出版社工作，與現代主義、左翼文化圈名人交往甚密，是英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主編的《新寫作》叢刊作為“二戰”期間持有反法西斯立場的文學刊物，不僅廣泛采納世界各地的戰爭文學作品，為反法西斯陣營提供文學據點，同時具有極強的社會傳播效應，其子刊《企鵝新寫作》戰時銷量之高，巔峰時期一期能賣出十萬冊，是同期競爭者《地平線》的十倍之多。值得關注的是，萊曼將視線投向戰火紛飛的中國，在叢刊上刊載了張天翼、葉君健、姚雪垠、阿垅、白平階等作家的抗戰小說，向西方呈現了中國覺醒的、追求現代化的面相。

對戰爭中的中國抱有深切同情

雖然萊曼終生沒有踏足中國，但是他一直關注著中國革命與文學。“伊頓公學、劍橋大學和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相繼成為《新寫作》萌芽的土壤。”前兩者為萊曼提供了自由主義的氛圍，而后者則驅使他朝著社會主義者轉變。他深受“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反帝反殖思想，以及《左派評論》《新政治家》立場的影響，堅信“社會不公正、經濟危機和掠奪殖民地的戰爭只有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消除”，對戰爭中的中國抱有深切的同情。另外，萊曼與歐美左翼知識分子斯諾夫婦、朱利安·貝爾、W.H.奧登與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等保持密切交往，通過他們獲得了中國抗戰的一手消息，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彼時中國作為東方古國從封建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引發了一系列激蕩與劇變，吸引了西方的目光。或出于個人志向，或受命于出版業，這些有識之士紛紛訪華，懷著對中國社會和革命的好奇和憧憬，向世界呈現了一個“活著的中國”的形象。長久以來目睹歐洲的分裂、戰爭的恐怖，萊曼十分渴求建立“人民統一戰線”，中國同仇敵愾抵御日本法西斯的情景無疑對他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早在創刊之際，萊曼就十分歡迎“代表殖民地和外國作家的作品”，在意識到中國抗戰文藝與《新寫作》叢刊的定位相契合后，他開始著手建設叢刊的“中國版塊”。盡管在劍橋時期受到過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但是第一次接觸中國抗戰小說比較巧合，他在一本法國雜志上發掘了張天翼的《仇恨》，將之刊載在《新寫作》的第一期上。接著，他采納了斯諾夫婦推薦的中國左翼小說，又與中國作家葉君健、蕭乾取得直接聯系。此時《新寫作》叢刊已經與紐約的《小說》、莫斯科的《國際文學》齊名，成為享有國際聲譽的文學刊物，對葉、蕭二人而言，萊曼提供了向世界宣傳中國抗戰事業的機會。也正是從他們這里，刊物獲得了可觀的中國文學資源。

展現抗戰中國的多重面相

《新寫作》叢刊秉持著堅定的現實主義立場，其入選的中國小說描繪了中國普通百姓、知識分子、官僚階層真實的生存狀況，由此展現了中國社會的不同側面。叢刊首先反映了思想覺醒、英勇斗爭的中國形象。在此之前，英國讀者已經從斯諾、史沫特萊的一系列報道中感受到了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的精神面貌，富有中國特色的“游擊戰”牢牢吸引了西方的視線，這種作戰方式靈活機動而又深入群眾，對抵御法西斯侵略具有重要作用。姚雪垠、阿垅的小說聚焦游擊隊戰士的成長。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中，莊稼漢王啞巴在進入革命隊伍后，他的小農意識與軍隊的集體意識發生了激烈的碰撞。在一次偵察行動中，他順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根牛繩，受到了同志的嚴厲教育，這才明白革命中個人利益要讓位于集體利益。阿垅的《三流槍手》里的貧農老李一步步實現了革命主體的成長，初來乍到時，他十分不適應游擊隊的射擊訓練，在實戰中也頻頻失手，遭受了戰友們的嘲笑，為此他日復一日地練習槍法，最終變為一名優秀的革命戰士。思想的轉變帶來行動上的變化，“無知無識”的普通老百姓被革命感召，為自身和民族的解放展開了英勇斗爭。

戰爭小說往往比較嚴肅，為了沖淡這類文學作品帶來的緊張感，萊曼特意挑選了一些黑色幽默小說，在批判社會現實的同時博讀者一笑，如V.S.普里切特、格雷厄姆·格林的諷刺小說都正中他下懷。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也是如此，小說用漫畫式的夸張手法諷刺了“華威先生”之流，他們是戰爭中自詡為人民服務，卻不做實事，破壞人民利益的官僚，這個形象已經成為了官僚主義的象征性符號，被譯為多種語言在國外流行。白平階的《沿著滇緬公路》的諷刺則超出了文本，與現實產生強烈的“互文”關系。滇緬公路是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絡的交通要道，在二戰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日本法西斯的施壓下，英國政府于1940年關閉了公路緬甸段的通行，嚴重打擊了正在堅持抗戰的中國軍民。小說圍繞修建滇緬公路的工人和他們的上級之間的矛盾展開，好在官員明察秋毫、體恤群眾，宣布卸任指導員的職務，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文本內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中國人民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依然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渡難關；英國政府卻為了一己私利實施綏靖政策，以鄰為壑。僅僅相隔一年，該小說就發表在了刊物上。

還有作品折射出對戰爭及戰后社會轉型的深思。萊曼第一次閱讀張天翼的《仇恨》時，驚嘆于它“比任何直接的宣傳更能有效地傳達其隱含的教訓”，即“被壓迫的受害者之間誕生的兄弟情誼”。小說中流離失所的鄉民們將兵油子視為罪魁禍首，欲殺之而后快，但是與三位受傷的士兵發生交集后，才發現士兵不過是戰爭的執行者，罪惡的根源另有其人。葉君健的《夢》發表在1946年的《新寫作》上，故事隱含著超越戰爭語境的社會思考。小說結尾，老漢抵不住戰爭的壓力，將大女兒蘭妞賣給了地主老爺，小女兒春妞只能通過幻想麻痹自己的心靈，她想象自己學會了讀書寫字，還為姐姐編織了一個“與大學生結婚”的美好結局。此岸是封建社會殘余的婚姻制度，彼岸是新社會自由平等的生活，如何自渡？需要敘事者“我”的抗爭決心，也需要春妞心心念念的文化教育的牽引。

跨文化的傳播意義

《新寫作》叢刊的中國敘事具有跨文化的傳播意義。它們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故事，也不是為了滿足西方對“異國情調”“古香古色”的獵奇心理而設計的，相反，這些故事傳遞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價值與觀念。如，中國在戰爭中團結一心、共同御敵的場景與英國抵御法西斯別無二致，中國人民遭遇的苦難與壓迫也是西方人民正在經歷的現實，中西方都對戰后社會的未來抱有困惑和希冀。《新寫作》叢刊最初擬定的標題為“橋梁”（Bridge）正有此意，它以中國文學為溝通的橋梁，喚起英國的共鳴與同情，激發民眾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的斗志與決心，由此發揮雜志“匯集我們自己階級的作家和工人階級的作家、我們自己國家的作家和國外作家”的聯結作用。

它的成功固然離不開萊曼等左翼知識分子，也與中國抗戰期間“文章出國”的舉措息息相關。葉君健最初與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貝爾結識，在后者的推薦下將《王德勝從軍記》發表在《新寫作》第一期上，后來他投身于中國抗戰事業，與嶺南大學的唐納德·艾倫共同翻譯抗戰小說。蕭乾作為《大公報》駐英特派員，與漢學家哈羅德·阿克頓關系甚篤，二人為萊曼譯介、潤色中國小說。隨著中國抗戰形勢愈發嚴峻，尋求反法西斯盟友的心情愈發迫切，需要“主動宣傳中國自己的文學觀和抗戰”，“文協”的抗戰宣傳工作化被動為主動，于1939年創辦了英文機關刊物，通過翻譯作品塑造民族形象，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頻共振。可見，萊曼與中國抗戰文藝的邂逅并非偶然，而是雙方積極尋找精神盟友、凝聚抗戰共識的必然結果。

因此，《新寫作》叢刊可以視為中英文化交流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英國知識界長期秉持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心態，強調中國神秘、寧靜、和諧的東方文明古國形象。直至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率先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大洋彼岸的大不列顛還沉浸在帝國主義的幻夢之中，陶醉于古典中國的烏托邦氛圍里。萊曼的創舉打破了這一局面，他關注“新中國”而非“舊中國”，“活著的中國”而非“死去的中國”，他將現代中國置于世界政治變局的現場做同步報道，見證和推動著中國從現代性語境的邊緣位置走向對話的中心，從沉默的對象性存在轉變為發出自己聲音的主體。立足今日，世界局部戰爭不斷，對和平的吁求強烈，《新寫作》叢刊的跨文化案例經歷百年時光，對當下的國際傳播秩序重構、國家形象塑造與國家軟實力建設，依然具有借鑒和啟示作用，值得學界進一步探析。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