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十年，有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底召開的，宣布了“文革”的結束，而真正大步改革是進入八十年代之后。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商品經濟”。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全國已撤銷“人民公社”，完成農村管理體制的轉型。

我是在1978年8月由山西省委宣傳部調入《光明日報》的，做一名基層的駐站記者（這之前我還在《內蒙古日報》當過三年記者），正趕上了八十年代這一段改革開放的好時候，見證了社會最底層的變化，自身也得到了鍛煉和重塑。

一、解放思想，解放了誰？

經過十年思想禁錮，一聲春雷，各業各層陸續解放。現在回憶，什么人最先得到解放？當然是上層那些直接受迫害的老干部、文化人等，他們陸續得到平反。但以我一個基層記者所接觸的社會底層中，有三類人也明顯也得到了解放。

第一類是那些出身不好，有“原罪”的身份的人。——一個會說英語、懂得統籌法的農民。

1980年春，我去山西忻州采訪一個傳奇式的青年農民岳安林。他在“文革”前就考上了清華大學，但是因為父親曾是舊軍官，入學后又被退回鄉里。這種因出身不好而高考成績無效的事，我也是五十五年后重回中學母校參加校友聚會時才知道的。教導處專有一個備用章“不宜錄取”。那時我班學習最好的一位男生，到我們聚會時，仍是一位農場工人。像岳這個出身，在村里自然受到歧視，他母親也被迫改嫁他鄉。但他沒有消沉，堅持自學外語，學科技知識。村里的一個女孩子是團支書，還勇敢地嫁給了他。打倒“四人幫”后，改革的春風一吹動，他就承包了公社連年虧損的養豬場，一年扭虧為贏。他到省城科技展上參觀取經，與人家用英語交談。我寫了一篇稿子《一個農民養豬專家的故事》，發在報上（《光明日報》1980年11月14日），引起極大轟動，竟收到五千多封來信。這篇稿子還得了當年的“全國好新聞獎”，也成了我的新聞成名作。農民求富心切，有不少外省人背上行李來向他取經學習。他就順勢辦起了養豬訓練班，居然用上了華羅庚的統籌法。好風憑借力，他也是遇上了思想開明的好領導。承包之初，公社書記說：“不怕，如果失敗了我與你共擔損失。”他一夜成名，地委（比縣大一級，當時叫地區，即市委）立即破格將他轉為國家干部，并直接任命為地區科委副主任，還劃撥了一塊實驗區給他。這要多么大的勇氣啊，但這正是八十年代的上下一心的開放精神。

類似這樣改變命運的例子，在采訪中還遇到不少。比如一個山村小學的民辦教師，二十多年白手起家，把一所學校辦得十分優秀，但因出身不好，多年來凡出席勞模會或到上面匯報工作，總是由別人代替。直到“文革”結束，他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當校長。還有一個人，被錯劃“右派”，長期下放在公社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知識專長發明了找水儀，幫農民打井，效率極高，也為鄉里大量創收。1983年，我采訪了他，稿子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后，鄉黨委立即開會決定給他每月發一百五十元的特殊津貼。這個大膽舉動比后來國務院在全國推行的對知識分子的特殊津貼早了七年。大地回暖草色綠，春江水暖鴨先知。

對“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及其親屬階層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視，不只是“文革”中才有的問題，在“文革”前就一直存在，這造成了一段時期的社會分裂。但隨著“文革”結束，工作中心由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后，這個問題就得到了總的解決，這一類人徹底翻身，得到了平反和正名。“五類分子”已經成了一個歷史名詞。改革開放促成了社會的公平和諧。

第二類是基層知識分子。——一個礦長直接提拔為省部級。

1980年早春，我到地處“高寒”的山西大同采訪，驚訝地發現在郊區有一個簡陋的蔬菜暖棚，棚外寒風嗖嗖，棚內的大紅辣椒有拳頭那么大，濃艷欲滴。那個年代，蔬菜大棚非常少見。這是一對北京農業大學畢業的小夫妻，利用當地廉價的煤炭供熱搞的土大棚。稿子見報后，得到地方重視。男的叫仲濟學，后來當了全國人大代表、省科協黨組書記。當時被埋沒的人才如珠玉棄地，俯拾皆是。

1981年初，臨近春節，我冒著大雪去晉東南一個煤礦采訪了礦長王森浩。這個礦企是全國標桿企業，背上了“先進”的包袱，總是不停地拼設備、趕產量。王一上任即發現生產安全和設備的隱患，于是在不減產的前提下從容調配，利用節假日更新設備，強化安全規程，又新建食堂改善工人生活。礦企的“內功”大大增強。我發表了通訊《一個冷靜的企業家》。1982年，王被任命為煤炭工業部總工程師，后又任山西省省長、煤炭工業部部長。這種現象在當時很普遍，知識分子被埋沒得太久了，一經報上宣傳即會受到重視、重用，仿佛報紙成了組織部的參謀處、人才庫。短短幾年，僅經我報道過的知識分子中就有四人當了全國人大代表及各種領導職務，最高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龔自珍有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那時真是“忽然人間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又像恩格斯論文藝復興時說的，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又產生了巨人的時代。

“文革”前，知識分子在政治地位上是比工農低一等的。而隨著極左思潮的推高，其地位更急轉直下，被一貶再貶。不用說一些專家、教授、權威受到批斗，到“文革”后期，連大學生也被稱為需要接受改造的“臭老九”了。所以“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不管你學的什么專業，一律先到農村去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曾發生了轟動全國的“牛田洋事件”（1969年7月28日汕頭遇臺風，牛田洋處海堤決口，官兵與下放到此的大學生手拉手組成人堤，高喊“人定勝天”，結果八十三名大學生喪生大海）。我當年學的是檔案學，全國只有一所高校開設了這個專業，每年只培養二十人左右，為國家輸送高端檔案人才。1968年底畢業后，雖未被送去軍墾（大學生和知青去軍墾農場是1969年春才開始的），但卻被分配到內蒙古沙漠邊的一個村子里去勞動。是改革開放解放了這一批人，從根本上恢復了知識的尊嚴和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承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改革開放讓知識分子找到了自信，他們有強烈的獨立人格和務實精神。當人才饑渴暫緩、提拔基層知識分子從政為官的小高潮過去后，八十年代中期又水歸龍槽，許多人復歸冷靜，各攻自己的業務了。王晉益由林業工程師提任為副縣長。他從農大畢業后扎根山區十八年，研究水土治理，指導農民種出了亞洲最大的刺槐林區，使當地降雨量增加了一百毫米而水土流失減少百分之八十，這在北方地區有重大示范作用。但是，他被提拔為副縣長后，終日為行政事務所擾，覺得是用非所長，便毅然辭職，重回山林，突顯出一種來而為公、去而無私的高風亮節。他的出山、歸山我都采訪并報道過，這正是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第三類是那些農村基層的能人。——一個聽了收音機就敢跑到北京去訂貨的農民。

“文革”前把農民自發的買賣行為、個體手藝人的打工賺錢都看作“資本主義萌芽”，嚴加限制。當時曾有一個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國家實行統購統銷，農民不許私自出售農產品，手藝人不能隨便走村竄鄉打工，這些都叫作“投機倒把”。我的家鄉是煤礦產區，礦工有錢卻買不到肉吃，一個村民將自己喂養的豬殺掉后舍不得吃，拿到礦上去換一點錢，還不敢白天去賣，趁凌晨工人下夜班升井時到礦坑口去賣。天黑心虛，慌亂中砍肉，一刀下去剁掉了手指。這就是當時被極左思想所捆綁的農村，生產力受束縛，社會財富得不到流通。所以沖破對集市貿易的管制，成了農村改革開放的突破口。我記得大約是1980年，《光明日報》試探性地刊發了一條只有三指寬的“讀者來信”《是趕集還是攆集》，批評限制農民趕集的現象。“呼啦”一下如春水決堤，農民紛紛涌向集市，并且把這張報紙卷成一卷，掛在扁擔上，作為他們對付“城管”的護身符。一般來講，農村中有商品意識或有一技之長的都是稍有一點文化、頭腦靈活的能人，他們是最先沖破束縛的勇者，也是最基層的思想者，是活躍生產力的代表。

1984年，我到山西翼城縣采訪，驚訝地發現一個農民竟能熟練地通過信息致富，要知道當時農村人民公社還未解散，仍然在吃大鍋飯。講信息革命的名著《第三次浪潮》1983年才剛剛在中國翻譯出版。“信息”這個詞還是個陌生而時髦的東西。這個農民叫朱勤學，一天他無事躺在炕頭上聽收音機，說西安市芝麻醬上市。他騰地翻身坐起，想芝麻醬不就是芝麻做的嗎，咱們村有的是。他立即手工做了兩罐，到北京去探路子（他很聰明，不南下西安而是北上市場更大的首都北京）。食品公司的人員化驗后大喜，說：“好，一點不摻假。”張口就訂了十萬斤。一炮打響，他回來就組建了食品加工廠，又推出各種食品罐頭，很快帶動全村人致富。他一個人交的稅，是全村農業稅的三倍。我問他有無遇到挫折，他說：“有。馬克思說，實現商品價值是‘驚險的一躍’，我們上新產品也賠過錢，摔壞的不是商品，是我這個商品擁有者。”我大吃一驚，問他在哪里讀的馬克思。他說《山西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原來一開放他就訂了一百多元的報刊，有日報，有科技報等。我問，還遇到過什么阻力，他說最怕政策變。正當他干得起勁時，上面突然說芝麻屬統購物資，不能自營，還收回了他的執照。一天，他翻看《山西農民報》上的《問題解答》欄目，說允許農民加工芝麻，還附了省里的文件。他拿上報紙就去縣城打官司。縣里的干部還裝模作樣地說內部有文件（多年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這一招經常用來嚇唬農民）。沒想到今天碰到了“真神”。朱問他要文件，那干部又推托什么保密。朱將報紙一亮，把對方弄了個大紅臉。他打贏了官司，要回了執照，思想解放、信息靈通讓朱立于不敗之地。他后來成了一個社辦企業的經理。信息公開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世界上最早的信息公開法是瑞典在1766年公布的《出版自由法》。美國1966年公布了《信息自由法》，我國2007年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缺醫少藥，是農村長期落后的標志。農村管理體制松動之后，一些有這方面特長的人也有了用武之地，開辦私人衛生所甚至醫院。他們有的是家傳醫術，有的是當年毛澤東號召醫療下鄉（1965年6月26日的批示，史稱“626指示”“626下鄉醫療隊”），大批城市醫生下鄉巡回醫療時留下的徒弟。晉南農村出了兩個名人，都是普通農民。一個叫任全保，專治痔瘡，靠的是手術和傳統秘方，省內外有名。農民戲說“修屁股富了一個村”。我去采訪時，見到他的小醫院病房整潔，院中間還有一個大魚池，金魚戲荷，病人環池閑步。還有一位叫楊文水，開了一家骨髓炎醫院。他小時玩雷管炸掉兩個手指，卻不耽誤他學成嫻熟的手術技術，再加之特效秘方，遠近聞名。連湖北那么遠的地方都有人坐飛機來住院。他們都拉動了周圍鄉村的經濟。

更有神奇者，有一次，我到翼城縣中衛公社采訪，一位青年聽說來了記者就主動找來，舉起雙手，讓我看他經過斷指再植的五根手指。我問：“哪個大醫院做的？”當時，斷指再植在全國也是病例不多的大新聞。他說：“就是在本公社衛生院做的。”他是個木匠，那天在公社干活，一不小心，電鋸一轉，切斷左手四指和右手拇指。衛生院的農民醫生史銘可立即施行手術，耗時五小時，將斷指一一接好，一百天后木匠居然又能干木工活了。我去時已過五年，他完全恢復正常。當時我正身有小疾，也為了體驗一下他神奇的醫術，就“以身試刀”，請他做了一個手術。在公社的土病房里靜臥了五天，每天看他黑臉白衣托手術盤出入，綠蔭掃窗，花香鳥語，別是一種醫境。這讓我想起古文里《庖丁解牛》之類的神人，世有奇術，民間真是臥虎藏龍。但史銘可仍是一個農民，改革開放后，公社衛生院讓他承包了一間手術室，無病人時他仍種自己的責任田。

田鼠是農田的一大害，但又天降了一個神奇的除害人。天鎮縣農民趙生成，研究滅鼠十八年，還在中國科學院的《動物學報》上發過論文。他“口技滅鼠”可謂一絕。在春季田鼠發情時，他躲在樹后學鼠叫，鼠應聲而至，他用樹枝一掃，一上午滅鼠三百多只。俗話說，狡兔三窟，而一個田鼠每打一個真洞，就配二十多個假洞，但他一眼就能認出哪個是真的，灌水必得。改革開放后，他成了滅鼠英雄，走遍全省五十多個縣，幫助農民鼠口奪糧。政府頒給他諸多榮譽：省政協委員、省勞模，還兼縣科委副主任。這在過去不可想象。

過去我們常說一句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改革開放解放了人民群眾，“遍地英雄下夕煙”。

二、十年寒冬后，撥亂反正時

——在郭鳳蓮像上畫眼鏡就被打成“反革命”

“文革”十年，冰凍三尺，雖然已打倒“四人幫”，但還有一些角落乍暖還寒。許多積案也不是一夜間就能全部處理完的。風暴過后，塵埃落定還要有個過程。

在正面報道、鼓舞正氣的同時，記者還有一個特殊任務，就是提供內參，反映民情，幫助政府落實政策。由于長期以來的極左思想和社會動亂，留下了許多冤假錯案，向報紙告狀、來記者站上訪的人絡繹不絕。許多案子奇奇怪怪，五花八門，什么都有。比如，有一女子由母親陪著來告狀。原來是“文革”中她的領導住院讓她去侍候，領導躺著讓她喂蘋果而趁機強吻。她掙扎時咬下領導一小塊舌頭。領導惱羞成怒，找了一個罪名將她送入監獄。“文革”結束，雖放了出來，但一直沒有個說法。她拿著那小塊“舌頭”作為物證來告狀。這本是一起性侵案（當時還沒有“性侵”這個詞），被害者反倒成了罪人。還有一個文學愛好者，“文革”初期寫了一部書稿，郵寄時稿子被郵局丟失，他竟連續告狀十年，書生之迂若此。我不由拍案大喝：“你這樣浪費時間值得嗎？十年重寫兩部書都該完成了。”

當時有個“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確實可貴，對全國農業、農村建設也起了積極作用。但那個年代，常把先進典型神化。普通農民陳永貴當了副總理，大寨的村干部及所在縣的干部也跟著飛黃騰達，一時紛紛升任省里或外地的干部（如我在的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就是大寨供銷社的一位女售貨員，她人很好，我一直感謝她放我離開機關去報社當記者）。當時對大寨稍有不恭就是“反大寨”。如為了保大寨這個面子工程，全省九成的水利經費都撥給它所在的昔陽縣一個縣使用，而成績都被說成是自力更生的結果。當時“學大寨”已經發展成“學昔陽”，昔陽縣還搞了一個“西水東調工程”，就是把太行山西邊的水調到東邊的昔陽縣，勞民傷財，還影響了上游幾縣的灌溉用水。施工中又不講科學。技術人員認真勘探地質后確定了壩址，請示縣委書記批準。書記到現場用眼睛一瞄走向，說：“你這個不好。”便搬起一塊石頭，走出幾十步放下說：“就從這里起線！”技術人員哭笑不得。省水利廳的工程師只敢在晚上戴著大口罩，悄悄到記者站來反映實情。事關重要，我幾經調查寫成內參上報。胡耀邦總書記看到后即批示水利部錢正英部長調查處理。后在《人民日報》上進行了公開報道（《人民日報》1980年6月15日，消息《昔陽“西水東調”工程緩建》，配社論《再也不能干“西水東調”式的蠢事了》）。這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實事求是，終止拔高典型、虛假宣傳的一個標志。

一天，山西農學院一個姓武的工人到記者站來告狀。只是因為他在學院澆水的機房里發現一張報紙，上面有大寨支部書記郭鳳蓮的照片。不知誰淘氣，在郭的眼睛上描了一副眼鏡，這就成了“反大寨”“反革命”事件（我國刑法在1997年修訂時正式取消“反革命”罪）。當天正是武值班，有人懷疑是他畫的，于是逼他承認。武不承認，被公安關押一年，回校后又遭受批斗，屈打成招，接著被開除公職，全家即斷了生活來源。武1949年入伍，參加志愿軍入朝作戰，1965年轉業，人老實本分，不想卻受此不白之冤，還遭斷炊之災。我憤而寫了一份內參反映情況，問題終于得到解決。多年后，我與郭鳳蓮同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在一個團成了好朋友，但我沒敢告訴她還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

我還以中央報紙記者身份受任調查過呂梁山區蒲縣的一起所謂“反革命武裝暴動”案，案中，縣委書記被逼自殺。因案情重大，上面要求省報也派一位負責人，于是我與張長珍副總編結伴上山。山上黑壓壓的柏樹林里藏著一座遠近聞名的黃飛虎古廟。廟中有全套的陰曹地府泥塑故事。有魯迅在《祥林嫂》里寫的下油鍋、鋸活人等場面，十分瘆人。這里就是所謂的案發地。案子牽連的看廟老人桑保珍，也是一位志愿軍退伍老兵，極堅強。他被非法關押，每天傍晚時手搖鐵窗喊冤，如困獸之吼。縣城不大，滿街聲聞。當局無奈，將他放出，他即到北京告狀，找不到人，就在長安街電報大樓給當時的中紀委領導發了一份千字電文，才引起這場調查。我上山時，老人在醫院里已不能說話，但見來了記者，知事已解決，以手指心，表示其愿已遂。我曾就此事寫過一篇散文《桑氏老人》。一段時間，記者站幾乎成了信訪站，群眾對黨報抱以極大的信任，上面也常直接給任務要報社配合督辦。這也可以看出輿論監督的力量。

其實記者站反映的冤假錯案（報社專有一個內參刊物《情況反映》）只是冰山一角。我退休后與時任胡耀邦秘書的張耀光先生同住一院，他說那時他們在中南海值班，每天都會到傳達室取回大量申訴信件。開始他是用提包取信，后來干脆用值班室床上的大床單一兜，背了回來，可見當時這項工作之復雜繁重。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至1982年底，全國共平反了三百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改正四十五萬名“右派”，為四十七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僅在農村，就有四百四十多萬人被摘掉地主、富農帽子。這意味著全國數千萬公民以及他們的上億親屬不再因出身被打入另冊。歷史翻過了沉重的一頁，迎來新的曙光。

三、手腳一松綁，萬事都可能

——承包承包，一服幾乎萬能的靈藥

實現經濟體制的大改革是后來的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最先開始的是在舊體制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進行承包試驗，踩著石頭過河。“大鍋飯”體制破壞了農村生產力，農民過著苦日子。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秘密簽訂“大包干”的生死契約，開了承包責任制的頭。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承認“包產、包干”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所以在八十年代初，農村的改革，甚至與農村相關的科技、企業管理的改革都是先從責任承包開始突破的。一段時間內，這幾乎是一服萬能的靈藥，迅速解放了生產力。

山區水土保持是個老問題，過去植樹靠搞運動，年年組織大批人馬上山，但春天栽樹秋天死，山就是不綠。因為沒有植被保護，水土流失嚴重，1982年山西沁水縣（作家趙樹理的家鄉）發大水，卷走半個縣城，毀了一萬多畝耕地。縣委立即拍板荒山承包，辦家庭林場，合同一訂五十年。幾個月內就有三千多戶農民上了山，連幾千公里外的浙江省都來了五戶人家上山承包。我在山上采訪了一戶農家，女主人叫李琴。她說：“上山頭一年，靠育苗收入一點二萬元，當年就成了萬元戶。今年整地三千畝，植樹一萬株，收麥子五千斤，山楂、山藥蛋各一萬斤。明年三千株梨樹就要掛果。這樣的好日子誰不愿上山？原來給兒子說了個媳婦，娘家嫌窮要退婚。一看這好光景，立馬把姑娘送來了。”只推行了這一項政策，原來三十年綠不了的山，三年就普栽了一遍。林權改革是比農田經營改革更復雜的事，一直持續了幾十年。2006年，我在《人民日報》值夜班，發現一篇福建全省推行林權改革的稿子。這在全國省級林改是第一例，我立即批發頭版頭條，標題為《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福建全省推行林權改革制度》（2006年2月12日《人民日報》）。雖然已到凌晨時分，我還是難以抑制興奮，親手配了一篇評論《栽者有其權，百姓得其利》。當時，全國正開林改會議，這篇稿子起了很大推動作用。而當地農民則將《人民日報》標題上的這幾個大字“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刻成碑，立在山上。這是后話。

在農村推廣新技術是很艱難的事，一要讓農民相信，二要技術員敢于擔責任，能吃苦，愿意下鄉。其中的關鍵還是雙方的利益。山西忻州農技推廣站站長郭蒲生從1982年就開始大膽試驗科技承包。全站二十一人分成三片，人人頭上有合同，分別聯絡六百多個科技戶，每戶又聯絡七八十個普通農戶，在全縣鋪開了一張農技推廣網。引進許多新技術、新品種，堅持五年，全縣糧食增產六千多萬斤。站里除留夠發展基金，技術員每年分紅最多可達八百元。在那個年代，一個農技校畢業生每月工資只有三十六元。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筆大收入。因這項創舉，郭被評為“全國農技推廣先進個人”，還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這篇稿子也產生了連鎖反應，地方上專門作出推廣科技承包的決定。

承包，實際上是一種責任制管理、效率管理。西方早就采用，我們改革開放后才剛發現。“文革”前的管理只講精神，靠勞動者的自覺、犧牲、奉獻，但這靠不住。馬克思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人們奮斗的一切，都和他們的利益有關。”經濟管理只有與利益掛鉤、落實責任才能出效率。

山西交城縣產一種駿棗，個頭特別大，每個一寸多長，過去農民趕集賣棗不用秤，而是用尺子量，一尺七個。但“文革”十年，地荒人疲，這個品種嚴重退化，全縣棗產量減少了三分之二。改革一起，林校畢業的青年技術員解進保就向林業局借了兩萬元承包了一個研究所，主攻快速育苗和老樹更新課題。我采訪時親見了他們上天入地的認真精神。為了觀察花期變化，他們專人、專樹，定時爬到帶刺的樹梢上去觀察記錄。而為了觀察根系，又在樹下挖出地溝切面。我爬進一個類似地下室的方坑，只見玻璃貼面后的土層里主根虬勁，細根如麻，原來每一棵大樹下面還藏著這么多根系，真佩服他們竟想出這么個觀察研究的好辦法。我想起昆蟲學家法布爾的故事，為觀察一只昆蟲，他能在一塊石頭旁蹲一上午。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年下來，全所育苗四十畝，二十一棵多年不掛果的老樹結了果，有一株產了一百六十四點九斤果。他們還清了借款，還余收入三萬元。這事發生在1980年，屬于科技界最早的承包案例，轟動全省和全國林業界。這篇稿子見報后獲首屆“全國林業好新聞獎”。解進保后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他的棗樹苗一直賣到新疆，他作為優秀引進人才，全家落戶北京。

改革前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不高。當時流行一句話：“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出工不出力。”后來當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當年正主政安徽，他對上黃山的鄧小平說，農民已經失去了對土地的熱情。所以，安徽最先出現簽生死合同承包土地。那時我在北方農村、城市采訪，也處處看到這種承包的積極性，真可謂一包就靈，這對解放當時的生產力和以后的改制起到重要的過渡作用。當年有一篇寫工廠管理改革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曾在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旋風。四十年后在一次采風活動中，我見到作者蔣子龍，我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回憶起當年無論是在新聞界還是文學界感受到的這股改革熱潮，仍然激動不已。

四、底層卑賤者，最是可愛人

——一個備好棺材去栽樹的人

由于是駐站記者，我的采訪對象大都是基層的普通勞動者。他們那種不求聞達、默默犧牲的精神，總給人一種仰望星空似的崇高感，但這卻常使記者陷入一種尷尬與內疚。因為新聞只報道那些不平常的事件，最好是石破天驚，所謂“記者唯恐天下不亂”。而這些勞動者平靜得出奇，沒有驚天事件，只有無名精神。這與上面說的改革開放無關，而是千百年來就默默存在的一種勞動本色。

山西雁門關外以風沙、高寒著稱。我工作的那個年代，風吹沙埋，小汽車都能順著沙坡開到城頭上，可知莊稼和民生受沙害之烈。1983年，我在神池縣遇到這樣一件事。村里七位平均年齡已七十一歲的老人，覺得在生產隊干不了什么重活了，七年前就自愿組織了一個植樹隊到村子上游去植樹防沙。他們綠化了八條溝，造了七條防風林帶，改善了小氣候，創造了大量財富，只油料一項就增產了十七倍。一次林木間伐的收入就給全村每戶人家買了一臺電視機。這還不算什么，最感人的是他們內心的境界。我去時只有一位老人還健在，名高富，已八十一歲，孤身一人。城里的女兒接他去住，他堅決不走，說要堅持栽完最后一棵樹。我是在他的小院里完成采訪的。一排三間土房，院子空空蕩蕩。我盤腿坐在土炕上，山高屋小，風吹樹響，四面凄清孤寂。而高富老人卻很興奮，說起他東溝西坡的樹如數家珍，一會兒又舉起手里那桿北方農民特有的細長的旱煙桿，敲著墻壁說：“我的棺材已準備好了，就放在那邊屋里。哪一天栽樹栽不動了，躺進去就是。”他說完爽朗地大笑。這種輕松隨和，好像明天要出一趟門。聞之，我肅然起敬，一下想起《三國演義》中的故事，小人物龐德與關羽打仗，關羽是一員名將，但龐毫不畏懼，上陣時身后抬著一具棺材。而史上還有一個更震撼人心的真實故事，清代左宗棠以花甲之年帶兵西行收復新疆，為表還我河山之決心，西出陽關長長的行軍隊伍中抬著一具醒目的黑漆棺材。人不遇最重之事、不到最后之時，是不會備棺明志的。而我面前這位瘦小的老農民，雖在做著極普通的栽樹之事，卻也已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可與沙場上的統兵將帥相比，而且談笑自若，如話家常。為了鎖住風沙，讓家鄉變綠，當初與他一起奮斗的幾個老兄弟已一一離去，他還在一往無前。多么可愛的農民兄弟！盡管我內心升起無限的敬仰，但作為記者我無法下筆。栽樹這種最普通的事，幾乎構不成新聞，無法見報。我一時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有一種見義而不為的窘迫。我知道基層有許多這樣的無名英雄被長久埋沒。

那天我回到縣里仍然心有不甘，便向縣里建議：應該為這七位老人立塊碑，以示表彰。栽樹不是新聞，但為普通農民立碑卻從未有過，這就是新聞。縣委欣然接受。于是我終于發了一條消息見報。后來又將這次采訪所感寫成一篇散文《青山不老》，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小學語文課本，現在還在使用。

與此類似的還有一件事。山西呂梁地區山高溝深，干旱少雨，一向貧瘠。這種地方辦學最難，沒有人愿意上山教書。但是方山縣一小學教師李健，卻在這里扎根二十多年。從一開始只身上山，一孔窯洞辦學，到后來蓋起了一所學校，又兼科技推廣帶領全村致富，其中辛苦一言難盡。當年山上有狼，為保孩子安全，他早晚一個一個地接送。遇下雪天就早早起來，掃出一條條小路，從學校連到各家門口。1985年我去采訪時，村里仍然不通公路。縣委書記劉則民陪我上山，棄車爬山十多里路。雖然我十分激動，但采訪結束后仍然無法寫稿，因為這樣的山區學校在中國農村太多太多，算不上新聞。但我心有不甘，我知道呂梁山區曾經為抗日戰爭作出過重大貢獻，曾有一本著名的小說《呂梁英雄傳》。李健堪稱現代版的“呂梁英雄”。下山時我與劉書記商量，你們能不能授予他一個“山區辦學英雄”稱號。他說：“縣里太窮，實在沒有錢。”我說：“不要發獎金，供銷社五分錢一張獎狀，這總買得起吧？”他說：“這好辦，我明天就開常委會。”我說：“等你電話，你一通過我就發稿。”回到記者站駐地太原，我寫好稿，等他的電話。書記沒有食言，電話一響，我即把稿子用傳真機傳到北京。1985年9月20日《光明日報》罕見地在頭版頭條以大標題為一個山區小學教師發了一條消息《小學教師李健被授予“山區辦學英雄”稱號》。

以上兩例是頗費周折發出去的稿子，而大多時候仍是“眼前有景道不得”，留下無盡的遺憾。直到二十年后我已在京工作，山西電視臺找我做一檔《往昔歲月》的訪談節目，我又想起當年采訪的這些普通勞動者。太原五中有一位女教師，“文革”中挨斗留下腰傷，仍一直堅持登臺講課，還兼班主任。我去采訪時，她從床下拉出兩大箱教案本，每本左右兩面，兩種墨色筆跡。藍色為課前的教案，紅色為課后學生的反饋及改進方案，就這樣多少年如一日地堅持。她單身，愛生如子，極受學生尊敬。有一年，她帶的高三班畢業了，兩個女同學已考上大學，怕她以后孤單，征得家長同意愿認她為母親，她也高興地答應。誰知第二天這兩個學生帶著鮮花、小禮品來看她時，她卻反悔了。她說，想了一晚，還是師生之情最純潔。兩個孩子大哭而去。二十年后，山西電視臺到北京做回訪節目，我對著鏡頭講述這一段往事時仍不由失態而淚下。后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題目為《事業便是你的宗教》。我暗下決心，記者就是在為“隱者”立傳，為無名者傳名。八十年代在基層當記者，也是我人生觀成熟的階段。

以上只是略舉數例，九牛一毛，冰山一角。這些社會基層的最可愛的默默無聞的勞動者，徹底洗刷了我的靈魂，以后無論走到哪里，包括走上領導崗位，只要一想起他們就照見了自己的渺小。此生唯有奉獻，只有勤奮。

五、沉浮與關愛，難忘那段情

——懷念那種工作和生活狀態

大凡一個社會處于革命或變革的上升時期，其世情、風俗、工作作風、人際關系、辦事效率等，也都是明朗、和諧而令人愉快的。因為這時大家都為著一個大目標，容易形成合力。

記者站是一個特殊的工作單位，它有兩個工作環境。一個是駐地的相關部門，一個是北京的報社。《光明日報》主要面對知識分子，所以和省科技、教育、宣傳部門打交道多。向上主要是與記者部對接，也涉及其他如科技、教育、內參、總編室等編輯部門。大家都配合得很好。

當時改革開放，八面來風，地方領導很注意自覺吸收最新信息。而大報駐站記者上通中央，下接基層，信息靈通，又是在為地方宣傳，雙方已主客不分。比如經我報道的某個基層的人才，同時就成了他們的儲備人才。而外省有什么經驗也常與駐站記者溝通。省科委主任李光耀是一位工農出身的老干部，極重視知識分子，經常找我去了解情況，甚至讓我列席他們的黨組會。

“文革”十年埋沒積壓人才太多，記者站終日接待信訪，人來人往，里面有許多人才。我就大膽提出，不要等靠上頭安排，要自己解放自己，成立一個“晉光人才開發公司”。晉，指山西；光，即《光明日報》。省委非常支持，隨即撥款四十萬。這大概是全國第一個人才開發公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兩報在同一天（1984年1月26日）報道成立消息，可見當時的重視程度。記者站初創，沒有辦公場地，市長知道后把我叫去，當即讓城建局局長拿來市區規劃圖，親自在上面用紅鉛筆畫了一個小方塊，當場敲定基建。他們完全把記者站看成一個能發揮特殊作用的編外單位了，也可見輿論對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至于說到報社編輯部的信任支持，至今回憶起來心里仍是熱乎乎的。記者部主任盧云先生是個老報人，作風干練，寬以待人。每次電話里聽我匯報完選題后，他當即拍板，聲音洪亮：一千五百字，頭版右上，三日內發來，等等。讓我感到，做這樣的工作真是一種享受。編輯部對記者的建議充分體諒，大多能接受。像前面提到的對栽樹農民、山村教師報道文章的發稿，都是不按常規出牌的。

還有更特別的一次。“文革”十年，教育是重災區，鄉村學校更是缺物少人。1984年，我在曲沃縣采訪，意外發現全縣集資辦學，每個農業人口十三元，修了三萬平方米校舍。省政府還給縣里送了一塊“興學育人”的金匾。特別是在采訪中，農民說的話十分生動。這簡直不是新聞采訪，而是文學采風了。比如說“家里沒有文化人，發家致富沒有門”，“哪村學校爛攤攤，哪村干部沒遠見”。有個馬莊村有錢，沒有文化人，買了個拖拉機不會用，別村人就挖苦說：“你馬莊不是有錢嗎，能買機器咋不買個人？”有一個村集資建校后還立了一塊紀念碑，鄉村秀才寫的碑文竟十分有文氣：“隊窮排除萬重難，心齊釀造千條計，集資籌料，遣匠施工，百日內危房全無，三月中桌凳皆有，學校面貌煥然一新……今撰文樹碑以昭示后輩，流芳百世。”文后附一百七十四名捐款人名單。

只要看著這些鮮活的文字，一個個樸實的父老就在你的眼前浮現。我不愿把它們硬揉強擰成一篇所謂的消息或通訊，決心保持原汁原味，便整理出兩個大隊支書的談話、一組新民諺和一塊碑的原文，編成一版組合式新聞稿。又在縣委辦公室找來一張大白紙，畫了一張我設想的版面草圖，塞進信封，連同稿子發往北京。按說這樣做有點犯忌，畫版是總編室的權力，就是報社一般業務都不越雷池一步。從來只有司令部發電前線，沒有前線的小兵向司令部發電提方案的。我一個駐站小記者真是無知無畏。一周后，這組稿子真的在頭版頭條見報（《光明日報》1984年3月29日），版式竟也是采用我的草圖。而且報社內部的業務刊物還專門對此稿作了推薦、研討。那時，上下左右就是這樣一種鼓勵創新的空氣。

有一次，我在晉北采訪遇雨，回到招待所把衣服擰一把水就放到爐子上去烤，人光著身子鉆到被窩里，一邊與縣委通訊員聊天。他無意中說到，他們書記認為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奔著上大學的，不切合農村實際，應加強職業教育。我覺有道理，一骨碌翻身坐起，披著被子，就著炕桌，寫了一篇內參稿，讓通訊員當天寄走。沒想到當時正開全國教育工作會。會議閉幕時，請當時分管教育的萬里副總理講話。萬說：“我就不多說了，這里有一份《光明日報》的內參，我念一下。”正是我那份在山區小城招待所里打赤膊寫的稿子。“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改革忽起，那時候真是上下都沒有什么固定的規矩和架子。第二天，此稿以“記者來信”的形式公開見報，發在頭版頭條（《光明日報》1981年7月26日）。當時舉國上下，無論社會的大環境還是報社的小環境，大家都沉浸在一種解放思想，不拘形式、大刀闊斧地改革創造的氛圍之中。

這讓我想起了革命先烈方志敏在《可愛的中國》里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改革開放真是那樣一個好時期。

六、隨著社會轉型的個人轉型

記者身處社會，三教九流，無所不近，上雅下俗，皆有接觸。我因寫作長篇《數理化演義》，連續復寫抄稿（當時還無電腦），突然右手肌無力，不能提筆、握筷，到各大醫院看了都不見效，心想這右手完了，已開始練習左手寫字、用筷。忽一日，一人來站里信訪，談完正事，見我手的癥狀，便說不妨讓他父親來給我試一試。其父是山西榆社縣的一個村醫，八十一歲，正來他這里探親。翌日，老人來了，打開老花眼鏡盒，抽出幾根銀針，也不消毒，先輕咬于嘴唇，接著在我的右肩連下幾針，然后掏出一罐黑膏藥，沿針的外沿抹了一圈，又取一個大罐頭瓶子當火罐加熱吸了上去。如是者連續三天，我右手康復如初，如此神奇無法解釋。后來我因在報上發的一篇文章，有緣被邀參加錢學森組織的一個思維科學籌備會。他這樣解釋：“中醫不是現代科學，它只是經驗。陰陽五行，現代科學解釋不清楚。客氣地說，是經典意義的自然哲學。這是恩格斯的話，自然哲學不是科學，它有猜想因素。但這不是說它不重要。我們有許多知識就是經驗。……可以叫‘前科學’。”（這是一次沒有公開報道的小范圍會議，有高士其、吳運鐸、李澤厚等五十九人參加。為存史料，我后來整理了一篇《錢學森在一次思維科學研討會上講話的原始記錄》，見《書屋》雜志2023年第五期。）我講這兩個自己曾接觸最下層和最上層的例子，是想說明社會是一所大學校，記者站就是一個實習所，記者有最好的學習、磨礪機會。只要留心，時時處處皆學問，勤奮努力必有成。

但是從某個角度講，記者如運動員一樣，也是年輕人的職業。特別是基層記者，總有跑不動的時候，轉業換崗是必然的。當我接受八十年代改革大潮的沖刷、洗禮時，隨著歲月的斗轉星移，自己也漸漸地被重新塑造和改變著。

一是從新聞轉向文學。正所謂“歌詠之不足，則手之足之舞之蹈之”。新聞囿于事實、限于時效，常不能盡抒胸臆。而它最近的一個鄰居就是文學，同為文字工作，記者很容易轉型為作家。我的文學創作完全脫胎于新聞這個母體。素材為新聞采訪時所得，而目的則是為我的采訪對象繼續深層服務。我的文學創作高峰是作品入選中小學課本。從1982年《晉祠》入選課本始，至今已連續四十多年有作品收在課本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22年還特別為我頒發了一個“連續入選教材四十年”紀念獎杯。而四十萬字的《數理化通俗演義》，則是因為采訪學校時見學生讀書太苦而寫，不想陰差陽錯，成了一本四十年不衰的暢銷書。

二是從記者轉向學者。信息雖然新鮮、快捷，但它的缺點是淺而短，瞬間即逝。總是與信息打交道不免就有順藤摸瓜、探本求源的好奇心，會對某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我首先完成了新聞方面的四本學術著作《記者札記：沒有新聞的角落》《評委筆記：新聞綠葉的脈絡》《署長筆記：新聞原理的思考》《總編手記：版面背后的故事》，分別研究采訪、寫作、管理與編輯。后又因采寫人文古樹出版了《樹梢上的中國》而創建了“人文森林學”，還登上了林學院的講臺。其他還有一些如寫作、審美方面的雜七雜八的研究，本來記者就是雜家，新聞就是雜學。但學術很有意思，它是開拓者，好比探險的尖兵、煤礦的掘進隊，艱苦而有刺激，常常會有驚喜。

三是從平民轉身為官。這一生我本從沒有想到為官，但命運陰差陽錯，跌宕起伏。正當我筆下報道的人物被官場不斷地選用時，我也被組織選為后備，但隨即又因一封匿名信而被罷“候選”。我曾有座右銘“報國之心不可無有，治學之志不可稍怠”，正欲去埋頭治學，這時又一紙調令調我回京，參與籌建新聞出版署。說來有點宿命感，我大學畢業工作的第一站是黃河上游的內蒙古臨河，而在記者任上的最后一次采訪是在黃河中游的壺口，正是在那里接到要回京的電話。我在任上寫的最后一篇稿子《壺口瀑布》發在《人民日報》上，后入選教材，如今還在初中二年級的語文課本里，算是我基層記者生涯的一個句號。這一去就徹底離開了我心愛的記者崗位，也告別了難忘的八十年代。但我一直是個業務型官員，也從不敢扔掉手中的筆。曾有詩：“文章千古事，紗帽一時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