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格里高利在戰場上負傷休假，回到他和阿克西妮亞曾經私奔的地主莊園，與阿克西妮亞闊別重逢，卻不想阿克西妮亞出軌地主的少爺。格里高利很痛苦。這痛苦怎么表現？肖洛霍夫讓格里高利離開阿克西妮亞，走出屋門，坐在屋外的臺階上，從軍用背包里掏出一條頭巾。頭巾，便是痛苦的道具，讓痛苦這個抽象的詞，形象出場。

這是格里高利準備送給阿克西妮亞的頭巾。對這條頭巾，肖洛霍夫有一段詳細的描述。

先是寫道，這條頭巾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件干凈的襯衣里。足見珍惜。

接著寫道，這是一條繡花頭巾，是在烏克蘭的一個大城市，花了兩盧布，從一個猶太女人那里買的。炮火連天之際，能有兩盧布不容易；兵荒馬亂的，能買到心愛的頭巾也不容易。

再寫，格里高利像保護眼珠子一樣保護頭巾，行軍途中，時不時掏出來看看，享受著把頭巾在阿克西妮亞面前打開時，阿克西妮亞表現出來的喜悅之情。足見格里高利對阿克西妮亞的感情。

一條繡花頭巾，有來龍，有去脈，有戰爭的背景，有買時的經歷，也有跟隨他在戰場上的跋涉，以及其中的心情和想象……層層剝筍，次第浮現。一條繡花頭巾，如一條魚，經過這樣的艱難，就要游到自己心愛人的面前了，卻遭到意想不到的打擊。

于是，格里高利把繡花頭巾撕成碎條，塞到了臺階下面。痛苦，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

讀完《靜靜的頓河》這段有關頭巾的文字，我想起中學時代曾經看過的一部當時蘇聯電影《共產黨員》。二戰剛剛結束，當時蘇聯經濟凋零，一片凋敗景象。一個共產黨員從戰場回到鄉村，帶領著大家艱難奮力脫貧，認識了村里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和阿克西妮亞命運相似，也是常遭丈夫的毒打。兩人一起干活時，漸漸有了感情。為表達感情，共產黨員一次到鎮上買東西，順便買了一條花頭巾送給了她。女人的丈夫知道，將她一頓毒打后，把門鎖死，用木板把窗戶釘上，不許她出去。女人被打得遍體鱗傷，沒什么力氣，最后還是費力把窗戶的擋板打開，好不容易逃出來，剛從高高的窗戶跳到外面，她又費盡氣力艱難爬上窗，翻回家去，原來她是要把那條忘記在屋里的花頭巾拿出來。

花頭巾！不是巧合，俄羅斯文學藝術確實鐘情女人的頭巾。頭巾的細節，形象多姿，且一箭雙雕，道出男女雙方的情感。

又想起一樁和頭巾相關的往事。

五十多年前，在北大荒。那個動亂的年代，生產隊的頭頭，把當地的三位老農，無辜打成現行反革命。我年輕氣盛，打抱不平，得罪了頭頭。為了整我，他先請來了工作組，沒有結果，心猶不甘，不知怎么，放出流言，說我和一位北京女知青談戀愛。那時知青戀愛犯忌，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思想。關鍵是，頭頭擁有肖洛霍夫一樣異曲同工的想象力，也派頭巾出場了。說我怕別人看見在談戀愛，特意戴上了一條從富錦縣城買來的紅頭巾，男扮女裝，趁夜半天黑，跑到場院的糧囤旁，讓人以為是那時候流行的“一對紅”在談心，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在卿卿我我。

一時間，生產隊里幾乎盡人皆知。男扮女裝，頭戴紅頭巾，人約黃昏后，月上糧囤頭，很刺激，很有畫面感。眾矢之的，我成了頭戴紅頭巾的小丑。顯然，這是想從生活作風搞臭我。那時候，搞臭一個人，這一招很管用。

流年似水，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知青聚會，還會有人說起紅頭巾。當然，已經當成笑話，成為北大荒一個含笑帶淚的軼事。

如今，再次想起，曾經虛幻戴在我頭上的這條紅頭巾，還真有點兒浪漫主義的色彩。可惜，當年，我沒有這個膽量，反串登場，演出一場這樣另類的愛情折子戲。不過，再怎么說，北大荒場院糧囤旁紅頭巾的虛擬出場，同小說《靜靜的頓河》里失戀時撕成碎條的繡花頭巾，電影《共產黨員》里熱戀時艱難取出的花頭巾實在的出場，都是愛情一個象征物。盡管，在這三個不同時代和場景中，有虛擬和虛構的不同，各色頭巾都有些變形，但內含的感情，多少年過去了，還是能讓人咂摸出滋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