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家離我童年的學校很近。從我家小區走出來后左拐，再朝北走上幾步就到校門口了。上下學距離近，對孩子來說按理是個優勢，但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不喜歡。因為大部分同學之間的友誼，不是在校內，而是在放學后才建立的。眼見著他們搭伴一起回家，在逛音像店買磁帶、啃棒冰和分享炸里脊的過程中親厚起來，有了固定的“組合”或者打鬧時的“暗語”，我覺得來不及了，但能怪誰呢，是我沒參與。

事實上，我真正離開學校的時間和他們不一樣，我媽媽就在這所學校任教，因此放學后，我總是從學生所在的教學樓走到老師所在的辦公樓等她一起下班。整個校園，尤其是操場和游樂園一帶，在等待我媽下班的那一兩個鐘頭里，完全屬于我一個人。

白天要排隊才能上的秋千或者滑梯，此刻我可以一個人玩到盡興，我在花園里逛了一圈又一圈，認識了每一種植物。至于平時同學不能碰的雕塑，我可以翻進去騎在上頭——反正沒人看到。我也把盆栽里的一串紅一根根拔下來啜里頭的花蜜。但盡興的盡頭，一切開始變得索然無味……到了秋天，落日時間變早，有時還沒等到我媽下班，天已經暗了下來。我一個人坐在秋千上，看頭頂升起的白色月亮輪廓逐漸清晰，看遠處居民樓里燈光一盞盞亮起，一戶一戶人家，影子在窗內晃動，他們應該是到家做飯了，遠處的夕陽轉為黛色，像群山的輪廓，給城市的市井生活帶來一點自然的淡影。不知道為什么，每當這種時候，當夜色濃郁到把一切都弄得看不清時，我會覺得憂傷。

我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留意到吳老師的。

我十來歲的時候，他已經五十出頭，光頭，個子挺高，皮膚白得好像終日不見陽光。他和其他老師很少在一塊，總避著人似的獨來獨往，衣服在瘦削的身體上晃來晃去。有時我在操場玩到天都黑了，會看見他一個人拿著毛巾、牙刷杯、臉盆去操場邊那個專供孩子體育課后洗手的露天水斗處洗漱。

明明教學樓和辦公樓里每層都有衛生間，為什么他非要來這個露天水斗呢。真古怪。我遠遠看著他，看到他極莊重地刷著牙，嚴謹得好像在核對機密器械似的，然后挺直身體，抖開毛巾弄濕，擠干，再次展開毛巾，有條不紊地折疊起來，從額頭開始往下，先捏鼻子，再搓臉，然后是耳廓、耳垂，傲然如做一番祭祀。我從操場的另一端悄悄走近他，忽然大叫一聲“吳老師好”，他冷不丁被我嚇了一跳，搞不懂為什么這個點還有學生在校園。他略帶疑惑地確認著周邊的環境，過了好一會，他看我還盯著他，這才欠身回答：“好，好，你好。”

未成年的學生其實和小獸一樣，是憑直覺知道哪些老師是可以欺負哪些是不能的。吳老師平時只給高年級的學生上數學課，和我們全無交集。但有一陣，學校里開興趣班，吳老師來給我們上圍棋課，預定要上一學期的課，后來只上了兩節課就匆匆結束。吳老師說話聲音很輕，口音濃重，而且一上來就說氣目空地，我們完全聽不懂，自然大家就鬧起來，而他搓著粉筆，一只手留著很長的指甲，站在講臺后，幾乎是央求著“靜一靜”，課堂紀律一點沒鎮住，他自己臉先紅了，帶著一種無計可施的表情。

這種興趣班結束后，大家散了。我又一個人在校園里逛來逛去。

漸漸進進出出的老師都認識我，我也認識他們每個人。有時我們也一起在食堂吃飯，聽他們抱怨，爭執，乃至有一次在廁所里撞見一個老師在哭。在我眼里很是威嚴的她這天究竟為什么崩潰呢？一個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也要哭嗎？那我們學生又該如何自處？

有時年紀大的老師不善電腦，會讓我開機幫著謄分數，一邊看我謄寫，她一邊和我訴說她的婆媳矛盾，我嗯嗯點頭聽著。還有個男老師，極耐心地教會了我打《超級瑪麗》和《沙漠王子》，我一次一次沒過關，他都循循善誘，我想他在家一定是個慈父。直到很后來，我才知道他當時成婚多年，久苦于沒有自己的孩子。我發唇炎的時候，有個美麗的女老師用她的潤唇膏給我涂，那唇膏凝滯地，第一次從我嘴唇上劃過時，我近距離看著她的睫毛顫動，白凈的臉上細細的汗毛，那種成年女性的美如此撲面而來。她有時會叫我幫著展開一段長長的彩色卷紙，折成花，我們一起準備接下去某天校內節日的裝飾。我們一邊折花一邊聊天，她和我分享了她看的日劇里愛情的橋段，她兩頰發紅，雙眼亮閃閃地問我：

“你覺得呢，你覺得遇到這樣會眾叛親離的愛，你會怎么樣？奮不顧身嗎？”

我說：“你覺得呢？”

她有點氣餒地垂頭說：“我一個人很孤獨啊，我生病的時候，希望有人半夜來送粥！”

孤獨，我咀嚼著這個詞。文本上被詩人贊美拔高的境界，也是在實踐中被避之不及的病菌。當學校里一個年輕男老師殷勤地要約她時，她答應了——“那你陪我一起去吧，”女老師用冰淇淋誘惑我說：“我不想一個人去，我們去唱卡拉OK。”

那個電腦機房，平時學生進去還要申報、登記和換鞋，但我們進去也就進去了。他們把話筒連上電腦，壓低聲在辦公室唱著當時還叫王靖雯的王菲的粵語情歌，享受著放學后這一點小小的特權。我看著他們，覺得熟悉而陌生。幾個鐘頭前滿臉嚴肅，為一紙作業或者一句課堂插嘴把學生訓到不敢發聲的人是他們，但現在，吃吃笑著，放下窗簾唱著歌，把門關緊的人是他們。

我想，坐在電腦機房里聽歌的我，成了我后來很多年心態的寫照，我總是置身于老師空間和學生空間之中的一個異度空間。在真正約會之前很多年我就已經觀摩了約會，在真正戀愛之前很多年我就分析了戀愛，在真正上臺扮演成人之前，我已經在成人舞臺的后臺看過大家卸妝。當職業、身份乃至年齡、輩分的面具被解除后，大家都是凡胎肉體。

我問女老師：“那你覺得這個男老師怎么樣？”

她笑笑搖頭。我倆趴在辦公樓走廊的欄桿上看云，合用她的一副耳機聽《天空》：我的天空為何掛滿濕的淚……你的天空可有懸著想的云……磁帶在隨身聽里轉啊轉啊，像時鐘的指針一樣。

就在王靖雯改名回王菲的那年，美麗的女老師出國了。那正是上海出國潮和下海潮的時代。她臨走時送了我一大束白色的百合花，放在門房，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花束，我站在門房，久久把頭埋在花香里。

門房和我媽聊天：“吳老師的媽媽昨夜死在學校里。”

“啊——”

“早上學生來上課前，上頭要求他把尸體‘快點弄掉’，他那么一個好好先生，和校長大吵一架，他說要講點人情，他說做人要像個人……”門房搖頭。

那是福利分房年代的尾聲，市區的上海人普遍住得逼仄，沒有分到住房的老師，臨時住在學校的閣樓里不算悲慘，但不知道為什么，這個看似臨時過渡的安置竟然一直持續到吳老師母親去世。那間閣樓，就在我聽兩個青年教師唱歌的電腦機房上頭，教學樓的頂部，存在于洗手間和大樓轉角中間。

似乎不久之后，吳老師也離開了學校，也可能只是正常退休。他沒有一官半職，沒有級別，沒有成家，肉眼可見的“混得不好”。那種格格不入的樣子。有時同學們說到他的名字，戲謔地模仿他的方言和長長的指甲，其實這里面并無特別的惡意，只是少年目睹古怪之人時的解構。我們自己也很快畢業，不再是少年的我們，也到了被別人戲謔的時候。

幾天前，大數據讓我偶然刷到一條悼念吳老師的微博。在一位專門介紹古琴的主持人的筆下，我第一次看到吳老師的前半生：1959年考入復旦大學數學系的高材生，師從名師、上海文史館館員郭同甫習古琴和圍棋。在1963年上海市高校棋類比賽中，他斬獲圍棋第一名。

原來他留長指甲，是為了這個：撫弦和手談。如此陽春白雪的人，究竟是經歷了怎樣一番淘瀝，最后落身于吵鬧小孩的樓上？他用長長的指甲捏住粉筆，滿臉尷尬地看著吵鬧的我們，他在黑板上畫出棋盤的邊、中腹、天元。整個教室沒人睬他，哄堂大笑。

沒什么可說的。因為凡是可說的，皆無意義。人和人即便有緣在一起數年，或者共居一片屋檐下，甚至哪怕傾蓋如故過、促膝長談過，都無法真正感同身受。人生總歸是孤獨的旅程。

在微博上，那個主持人說他曾為了幫吳老師錄音，幾年前特意從北京尋到上海拜訪并合影。但當時吳老師身體欠佳，且說為寫棋譜費了精神，狀態不好，因此許諾下次再來。沒想到這個約定成了永別。在他的描述里，吳老師走到人生終點依舊孑然一身，后事由居委會出面辦理，主持人感慨“吳老師寂寞離去”。在主持人曬出一張大約是吳老師收藏的名琴的琴銘上，刻著四個書法字：嶺上白云。

我仔細辨認著這四個字，如果我沒猜錯，這四個字的出典，應該是隱士陶弘景《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中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孤獨嗎？直到生命的終點時還鉆研自己喜歡的事？當我作為一個小孩抬頭看著天空的流云，第一次模糊觸摸到寂寞的意涵的時候，在同一個空間里，吳老師也在校內，在他的閣樓里，用這把“嶺上白云”彈過《高山流水》或者《平沙落雁》吧。然后在那個眾人散去后的時刻，鉆出小閣樓，披著一身夜色到操場盡頭。

在我冒失地跳過去打招呼之前，他在想什么呢？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還是繞梁三日的余韻？一道數學公式，還是別的什么能讓他忘記此身的神游？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后。這個以儀式般的慎獨洗漱自己的人，有他的落寞，有他的失意，有他的驕傲，也有他的遼闊。

我無緣聽過這名琴的樂聲。不過這沒什么——

當時就算聽到，我也不會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