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俗派》里講了主人公“我”與已故舅舅的12次相遇。

“我”的舅舅生前是個神經性腦萎縮患者，但無論走在多么滑的路上，他都不會打滑，無論人群多么擁擠，他也穩穩站在地上，如今他又回來了。“我”對于舅舅的到來，是抱有一絲疑慮與恐懼的——因為“我”無法確定舅舅究竟是來拯救自己的，還是來摧毀自己的。

他是個鬼魂嗎？還是個出了岔子的人？他以不同的面貌和姿態重返世間，他是否給人一種提心吊膽之感？他是來壞事的嗎？又或只是來與“我”同止同作？“我”將其視為一種威脅，還是一種庇護？他回來了，而且他還理所應當地來到了“我”身邊，和“我”一起玩用肥皂泡搭城堡的游戲，但“我”明白——他終將踩碎“我”的一切城堡、一切游戲、一切美夢，乃至將“我”本身也給踩得稀巴爛。

在《常俗派》中，“我”將自己比喻為一只有毒的小蟲，而舅舅則是“吃毒蟲的孔雀”。或許他是來“講道理”的，但有趣的是，每當他再次出現，他就會徹底推翻他上一次的觀點。比如，在第十章中，他勸導“我”離開通往百年聚寶盆的列車，可轉頭又將“我”囚禁于第11章的牢籠之中……他的行為是矛盾的，搞得“我”暈頭轉向。

12次相遇是漸次而進的。在第一章里，“我”前往薩晉勒富，參加一場婚禮。在這段旅程中，出現了諸多死亡與不祥的預兆。首先就是綿延不斷的大雨，這場大雨幾乎淹沒了一切，我只得在此留宿。

在這一章里，舅舅使用了一種最直白的方式來試圖震醒“我”（就像是在耳邊放鞭炮一樣）——暴雨迫使人們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世間的蛛網將人們團團纏繞，他讓“我”旁觀了一場可怕而可笑的婚禮，又顯現為一頭待宰的豬，直截了當地展現了，俗世華美皮囊下的癰瘡。但顯然他失敗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么回家睡大覺。

后來，他又變幻出諸多不同的形貌：有癲狂的生還者、絮叨的監護人……他還嘗試了各種奇特的方法，諸如，縱火、當一頭狗熊……然而“我”卻始終在心悸、不安與昏沉之間徘徊。這種失敗一直持續到第11次相遇里。

這一章幾乎完全采用了象征手法。開篇之初，“我”不慎將一對黃銅耳環遺落在市集，幸得一位好心人將其送回。然而，隨著這對耳環一同來到家中的，還有一只魔鬼，而這只魔鬼正是“我”已故的舅舅。

魔鬼象征著“解構”與“暴露”，扮演著破壞者或挑戰者的角色。隨著他的到來，象征著“理性”與“邏輯推理”的“哲學姑娘”便生病了。“我”所想到的對策，便是向“激情姑娘”尋求幫助。在此，“激情姑娘”象征著一種生命的“本能”和一種“狂歡”的狀態，她更側重“情感”與“直覺”。然而，激情對哲學的救贖注定徒勞無功——因為她試圖尋找一位醫生來治愈哲學（即尋求某種外在的力量）。

在這一章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象征，那就是魔鬼口中的“節日”。節日象征著一些約定俗成的、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也可以單純理解為“常俗”。實際上，無論是病倒的“哲學姑娘”，前來拯救的“激情姑娘”，還是象征“常俗”的“節日”，其實都是“我”。經過前幾次的相遇，“我”正在逐步覺醒，然而，“我”的內心卻充滿了矛盾與疑慮，理性在一次次與“回魂”的交鋒中逐漸消磨，情感與直覺似乎也失去了效用。出于對俗世的強烈排斥，我下意識地否定了俗世中平凡事物的存在，甚至否定了自我——在這時，舅舅以一種突破道德的，乃至突破了常理的，一只魔鬼的形象出現了。

此后，便是連篇累牘的魔鬼、哲學與激情之間的誘惑、辯論、爭吵，甚至咒罵。最后的結局中，激情與哲學被魔鬼雙雙囚禁于牢籠之中，自然而然地，節日也隨之謝幕。這象征了“我”的解放，既非純粹理性的，亦非完全感性的，這是一種幾乎要毀滅一切的力量——無論是世俗的，乃至于世俗之外的——“我”全部將其毀滅了。

于是，小說中的“我”迎來終章。我舍棄了一切成就與歡樂，然而，這個看似覺醒的“我”實則深陷于空虛的泥沼之中。在疑慮與恐懼中，“我”再次與舅舅相遇，這次他變成了一個名為阿穆爾的女孩，她勸導“我”重回俗世，要“我”莊重地干自己的事情，這令“我”膽戰心驚，選擇了逃離。

“我”逃到了海拉爾，在那里工作了三年。隨后，“我”再次與阿穆爾相遇，我們交心，我們相擁，她也許諾“我”，要帶著“我”去一個好地方，于是我們騎著摩托車出發了。矛盾似乎消失，旅途也充滿了欣快與啟悟，但出人意料的是，甜言蜜語的阿穆爾企圖謀殺“我”——摩托車是壞的，我們被困在了暴風雪中。在這場瀕死的體驗中，“我”終于意識到了自己與舅舅是一體的，如此，反反復復來了12次的舅舅便也消亡了。

《常俗派》這本書寫的便是“鳥的起源在鳥啼”——“鳥和鳥啼是一體的”——“沒有鳥也沒有鳥啼”的故事了。按常理推斷，通常是先有小鳥的存在，才會聽到鳥鳴聲，正因這種“常俗”之感，“我”應運而生。然而，《常俗派》顛覆了這一常理，講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這種“非常俗”表現在主客體界限的消弭之中，換言之，它體現了一種“非二元”的特性。

我所思考的，以及我所感受到的，全部都在這本書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