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喬的《南人書話》以140余篇文學評論的體量，構建了一個兼具感性溫度與理性深度的批評場域。這部“散裝”的書話集接續了印象式批評傳統，又融入了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鋒芒。北喬認為文學的本質力量在于敏感而尖銳地“抵近人生的困境與人性的困境”，《南人書話》正是在人性凝視中完成敘事突圍，為當下文學批評提供了極具參照意義的范式。

北喬以讀者、寫作者、評論者等多重身份介入批評，使其文字始終保持著與文本現場的血肉聯系。在評論畢飛宇的《推拿》時，他以評論家的敏銳捕捉到小說關于“尊嚴”的寫作意圖，更以創作者的同理心體察到盲人世界的精神內核：“他們眼前的世界是黑暗的，但內心一定充滿光亮。生命之光、情感之光及精神之光，是他們人生的動力，也會擦亮我們的視線與靈魂。”多重視角的融合，打破了批評者與文本的隔閡，形成了一種“在場式對話”。這種對話姿態在對韓少功《日夜書》的解讀中尤為鮮明，北喬既看到作品“寫出一代人的命運”的史詩性，又關注到韓少功“大幅度舍棄了敘述的技巧，盡可能地回歸樸素,致力于給讀者帶來親和性與日常感”的創作轉型。他沒有將作品置于理論框架中強行解剖，而是追蹤作家的創作心路。而他在評論李洱《應物兄》時說“讀《應物兄》需要一個過程，當我們讀到自己就在其中時，或許我們才真正讀出些滋味”，將自我代入文本的批評方法，使評論超越了簡單的價值判斷，成為文本現場的對話。北喬的詩人特質則使其批評語言始終保持著詩性光澤。評論阿信的《裸原》時，他寫道：“在他的詩里，人性與神性，已經模糊或消失了邊界。我們在他的詩中感受的宏大和堅韌，是甘南高原的，是阿信本人的，也是我們內心的隱秘。”多重身份的疊加使《南人書話》的批評兼具廣度與深度，既避免了純理論批評的空洞，又克服了創作談的狹隘。

在兼容并蓄的批評視野中，作品始終貫穿著一條人性主義的精神主線。作者以“人”為核心坐標，無論是在解讀純文學作品還是類型化創作時，都存有作者人性凝視的目光。在評論須一瓜《太陽黑子》時，他指出“天下有許多與他們相似的人，區別只在于那隱秘的罪惡一直沒有大白于天下，也就一直被我們尊為好人”，這對人性復雜性的體認，超越了簡單的道德評判。這種人性關照在處理不同題材時都有所呈現。對于軍旅文學，他在聶靜《軍營童話》中發現“軍人陽剛生活背后鮮為人知的柔美溫情”，指出“軍人首先是人，軍人成長首先是人的成長”；對于鄉土敘事，他在荊永鳴《老家有多遠》中捕捉到生活在鄉村與城市的夾縫之中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掙扎以及對“那已經或正在逝去的靈動的自然與純美的人性”的追憶。無論題材如何變換，北喬始終聚焦于“人”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成長，這使其評論具有了超越具體文本本身的普遍意義。從具象到抽象的批評路徑，使人性主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具體可感的鮮活存在。

北喬自述更喜歡“中醫式”的評論，即“把作品視為生命的整體，而非各種特質性的組合”。《南人書話》的又一特色，便在于既接續了中國傳統印象式批評的文脈，又融入了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鋒芒。解讀韓彥軍的《龍都短歌》時，他既肯定其“以當下的存在向遠古溯源”的歷史意識，又指出“古詩詞創作的關鍵不是技法而是文化”，作者的判斷既基于對文本的直觀感受，又包含了對傳統文化的理性思考。更重要的是，他兼具感性體驗與理性分析的評論，恰如中國傳統的“品詩”之道，在“品”與“評”之間找到了平衡。評論劉慶邦《梅妞放羊》時，他以“鄉村的烏托邦”概括作品意旨；評論張慶國《如鬼》時，他用“總有一些敬畏埋伏在生活叢林里”暗示作品的精神內核。充滿隱喻的判斷，既避免了概念化批評的枯燥，又使評論本身成為了一種文學創作。《南人書話》在感性解讀與理性建構之間自如切換，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批評風格。與此同時，北喬也將目光投射到了網絡文學領域，書中收錄了10余篇對網絡小說的評論。正如其所言：“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文學形態，如果缺席，文學大生態就不可能完整。”在他的批評實踐中，他既不輕視網絡文學的審美價值，也不盲目拔高傳統文學的地位，而是以人性為尺度，在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作品中發掘共通的文學品質。

北喬說：“對讀者，我期待的是他們讀到《南人書話》后，能覺得文學是美妙的，是可以讀到許多東西的。書的價值，在于書本身，也在于‘我的閱讀’。至于寫作者，那真不好說，畢竟，寫作是靠‘悟’而非‘教’。然而，《南人書話》可能的優點是我本身是寫作者，那么我的評論中會有些因為他者創作而來的寫作經驗，或者以我的寫作經驗去體悟作品的敘述。但這還得靠大家去讀，去悟。畢竟，這世上有太多的事只可意會無法言明。寫作之事，似乎更是如此。”他的批評既不是高高在上的指點，也不是亦步亦趨的附和，而是與作品平等對話，在對話中彰顯文學的魅力。這種充滿溫度與智慧的批評范式，昭示了文學批評應有的模樣，以真誠之心洞察人性，以專業之眼體察文本。

（作者系中南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