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一直對這個世界有話想說。我以為，這就是我這三十多年熱愛寫作的根本動力。

凡事皆有因緣，我愛上寫作應該緣起于小學三年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小學生下午是不上課的，在村北二里路遠的那片破廟里，唯一吃公家飯的老師便是城里來的孫克修先生。每天下午我牽著羊來學校，一邊放羊一邊聽他講《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林海雪原》等。他家在河南永城，一個老人很孤獨，冬天他就讓我跟他睡，以便給他暖腳，睡覺前必給我講一些故事，這在我心底埋下了文學的種子。那時候，我又特別喜歡看小畫書，小畫書簡短的文字和畫面相配，讓我產生過自信，我覺得我也能編那樣的故事。初三的時候我轉學到位崗中學，在這所公社中學里，我用省下來的伙食費訂了一份《安徽青年報》。第一次投稿就寄給這家報紙，那篇文章的題目是《給臺灣小朋友的一封信》。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表，但編輯老師給我回了一封鼓勵的信，從此激起了我投稿和寫作的興趣。

1983年7月，我在縣城參加完中專考試后到新華書店，僅以對書名的興趣，買了《西行漫記》和《人妖之間》兩本書。回到家里，立即開始閱讀。從《西行漫記》里，我了解到長征及毛澤東那一代偉人的經歷，更重要的是我發現這本書的寫法與學過的語文課本完全不一樣，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文章，文章還可以這樣寫。細節的真實和敘述的從容、有趣，讓我認識到寫文章必須要真實，真實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人妖之間》里記述的幾個案件，讓我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這些丑惡的人與事，激起了我的憤恨和不解。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我后來從事新聞、報告文學、現實題材小說寫作的緣起與動力。兩本書很快讀完，在等待考試結果的日子里我十分焦躁，于是，再次騎著破自行車到三十里開外的縣城，一是到教育局問分數何時出來，二是去買書。這一次，在地攤上，我也是憑著對書名的興趣買了一本《茨威格小說選》，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外國小說。多年之后，我十分慶幸，這本書讓一個十六歲的鄉村少年與世界級的文學大師相遇了。這無疑為我開啟了一扇向文學致敬的大門，為我未來的寫作照出一道希望的光芒。

1983年8月，中考分數出來了，我獲得了全縣前十幾名的高分，因家庭貧困，我選擇了當時包吃包住、條件最好的蒙城師范。報到的前幾天，我聽說鄰校有一個叫張保義的年輕老師是寫詩的，而且在考研究生，就慕名前去請教他如何寫作。他那時也是師范畢業沒幾年，充滿激情。那天談的什么我基本都忘了，唯有臨別時他的一番話讓我記憶猶新。他說，要想當作家必須先讀書、多讀書，讀書是寫作之母；讀書不可亂讀，要先讀《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然后，按上面列舉的作家和作品找來讀，不苦讀十年書是寫不出真正的文學作品的！關鍵時刻，別人的一句話真可影響一生。我入學報到后，就是按他的指點，選借了這幾本文學史，囫圇吞棗地用一學期時間讀完。1983年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我一邊按文學史上的指引找書讀，一邊閱讀當時的文學雜志。現在想想，這四年師范生活我最大的收獲就是讀了四年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和當時那些文學期刊。

1983年寒假回鄉，發生在我弟弟身上的事觸動了我。那年，比我小一歲的弟弟才十五歲，家里就開始給他介紹對象了。鄰村一個女孩相中了我弟，她的父母反對，女孩竟喝農藥自殺了。聽到這件事，我心里極為痛苦，當晚就寫下一篇800多字的文章：《大膽地愛還是偷偷地愛——一個鄉村少女之死的悲劇》。寫好后，第二天我就到公社的郵電局把它投寄給了《安徽青年報》。不知道什么原因，這篇文章到1984年4月才發表出來。這是我第一篇變成鉛字的作品，也是我與《安徽青年報》的緣分，后來，我有幸到這家報社短暫工作，當然這是后話。但是，這篇對現實發聲的文章，開啟了我現實題材寫作的道路。在當時縣城的師范學校里，能發表出來一篇小文章都是令人激動的，于是，我被推選為校文學社副社長，并參與社刊編輯。在這中間，我還給冰心老師寫信，請她為校刊題字，她果真為我們題寫了《鴿子》的刊名。這一切都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接著，我在《散文》《羊城晚報》《少年文藝》發表了十幾篇散文和幼稚的小說。

四年的師范生活結束后，我被分配到與河南交界的一所鄉村中學任教。在這里，沒有書讀，沒有人交流，連個浴池都沒有。夢想與現實的落差一度讓我十分痛苦。人是必須面對現實的，工作后開始真正接觸社會，通過半年多的思考，我覺得面對現實自己有話想說，對現實的不滿和強烈的表達欲望，讓我燃起了采訪和寫作的熱情。1988年至19９0年，我先后發表《園丁雜事錄》《中學生心態錄》《人口大挑戰》《少年悲劇》《憂慮的糧神》《五大生備忘錄》《國策上的陰影》《太陽之夢》《家教觀微》《教育誤區探尋》《商海之夢》《兩人世界探窺》《校長大拼搏》《心靈的畫板》等報告文學和新聞特寫，引起社會關注。這一系列的創作直接關注社會現實，為我以后關注現實的小說創作打下了基礎。1997年，京華出版社以《思想者》為名結集出版，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

1989年初到1993年，這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為動蕩的時期。我先后兩度到省城做記者站記者、雜志編輯部主任，到師范學校、農村區委辦公室工作，這段時間正是社會變革很快的幾年，我看到了許多，思考了許多。我首先想到的是用小說形式去表現，但發表不多，發表了也如泥牛入海，一度使我對小說創作失去了信心。1993年下半年，我調回故鄉的一家大型企業做宣傳工作。工作的新鮮感很快消失，我愛上了喝酒，可以說是以酒排解心中的痛苦。大約過了兩年，眼看離而立之年越來越近，我心里更焦慮了。最后，我還是回到了寫作，我認為也只有寫作才能化解心中的郁悶。

接下來，我創作的方向發生了轉變，我對歷史題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決定“以歷史觀照現實”的手法，創作一部反映亳州這個有3700多年歷史的古城文化的小說。于是，我查閱資料、走訪鄉野、探微歷史，以前讀過的大量筆記體小說給了我激情和沖動。經過兩年準備，從1997年開始，用兩年多的時間創作了100多篇筆記體人物小說，這就是《藥都筆記》。現在回想起來，這本書是我文學創作的真正開始，也給我帶來了不少的鼓勵。至今，這本書先后以不同書名和版本出版八次，被轉載和收入各種書中500多次，有二十幾篇在各類考試試卷中被用作考題，應該是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但是，由于少年時埋下的對現實的關注，我的寫作興趣很快又回到了現實題材的寫作。1999年春天，以我為主導（與都沛合作）開始了對安徽古井貢酒公司的深度采訪。我在160多萬字的采訪筆記基礎上，創作了3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調查古井貢》。此文，在《中國作家》1999年第6期全文刊出。當期的卷首語這樣說：“在雙月刊的最后一期上，我們向讀者奉上一部長篇報告文學《調查古井貢》，這是我們的一種探索。15年來，《中國作家》雜志從未用整本篇幅推出一部表現當今中國經濟領域活動的報告文學作品，但在2000年到來之際我們終于這樣做了。我們的目的是為報告文學創作正名，推動報告文學的繁榮昌盛。”

該作品發表后立即引起國內報告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作家》雜志社聯合舉行研討會，與會的二十多位專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該作品被文學評論家們譽為“中國報告文學界寫企業的作品，20年來最為優秀的幾部之一”“當代報告文學難得的標志性作品之一”。全國近40家報刊刊登了評介文章，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中國教育電視臺、浙江電視臺等作了專題介紹。2000年7月該作品被安徽人民廣播電臺改編成40集長篇連播節目播出，同年又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在2001年12月的“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再次受到報告文學界的關注和好評。

回想創作這部作品的前前后后，我覺得依然與1983年夏天讀到的那兩本書有關。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對現實的書寫，內在動力和寫作方法都離不開那兩本書的閱讀印記。也正是這部書的采寫，使我對企業有了更深的認知，2004年我開始思考和創作長篇小說《酒殤》。2008年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安徽省作協、安徽省文學院召開研討會，這部長篇得到評論家的高度評價，被譽為“國內近幾年工業題材和國企改革難得作品之一，是充滿理想主義光輝的重點之作”，先后入選“改革開放三十年長篇小說”書目，并獲得“安徽省政府文學獎”，2024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發行。

同樣的創作緣起，還有2014年發表、出版的長篇小說《樓市》。2002年，我調到一家房地產集團公司任副董事長、總經理。我根據自己五年多的房地產領域切身體驗，以現實主義筆法對中國樓市那些年風云變幻及內在規律進行書寫。這部長篇從一個三線城市新城建設及房奴的經歷，描繪了近十年來中國地產界和城市建設的廣闊圖景。這部小說在《中華文學選刊》2013年7期以“長篇小說重點工程”欄目首發，《長篇小說選刊》隨后全文轉載，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作品發表后立即受到國內著名文學評論家李建軍、孟繁華、張頤武、謝欣、謝有順、顧建平、李云雷、魯太光等人的關注與好評，《文藝報》等幾十家報刊和媒體作了報道與評價，被評論界譽為“中國當下房地產界的清明上河圖和浮世繪”。

一個作寫者，有責任才能有擔當，有擔當才能有勇氣抒寫；有勇氣抒寫出的文本，才可能具有力量。現實主義題材一直是我創作的主線。

2009年，面對城鄉二元的變局和亂象，我創作了長篇小說《窄門》。《窄門》是寫農村少女在紛繁復雜的城市中，彷徨、迷失直至毀滅的命運。該小說折射了當下城鄉二元及經濟大潮中人性的迷失與掙扎，呈現了社會轉型期鄉村女性在欲望與倫理擠壓下心靈的背離與游蕩、靈魂的漂泊與躁動。這部小說2011年在《中國作家》發表后廣受好評，2012年10月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單行本。這部小說與讀者見面后，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是那種胸中塊壘吐出后的暢快和輕松。此時，我深深地知道，我永遠都不會冷觀生活和現實，不能放棄對現實的接近、思考、探索、透視與凝望。

《天命》也是一部反映國企改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我力圖解剖國企改革的艱難歷程與人性迷局，描繪了另一種國企改革的生動圖景，書寫了國企人內心的困境與掙扎、絕望和希望，以及任何力量也難以壓垮和毀滅的變革意志與向上的激情。這部小說2011年在《小說月報·原創版》長篇專號發表后，受到孟繁華、李建軍、張光芒、彭學明、李云雷等評論家高度評價。2012年10月，這部小說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長篇小說選刊》2013年第1期轉載。

愛好寫作這么多年來，我首先想到的是為什么要寫，然后，才思考寫什么，怎么寫。

現在的企業競爭十分激烈，我在企業工作，真是常常與時間賽跑，我的家人也多次說，別那么累了，真不理解你寫東西干嗎。也許，他們認為我是為了一些虛名，其實不然。思考可以讓我廓清事情的表面。我覺得這些年，我寫作不是跟風，不是盲從，不是為了虛榮，不是為了稿費，更不是對生活以俯視的姿態、道理審判的姿態、關懷的姿態來顯示自己的悲憫情懷。我的寫作沖動，來源于我對生活細致觀察后的謹慎和審視后的敬畏，我是在通過寫作，來解決自己對世界、對人生的迷茫與困惑，完成屬于自己“這一個”的表達與理解。

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說過：“如果我們不開口說話，沉默的黑暗統治就會降臨。”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必須對當代生活有所作為，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不能思考缺席，不能失音，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字，否則就將被邊緣化，就遠離了讀者和社會。一個寫作者對現場的話語權是不能丟的，否則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

2009年以后，我在一如既往地關注現實的同時，更加關注現實背后的內在邏輯和在現實中掙扎、糾纏的人性，先后創作了《工頭兒》《總裁班》《歡樂》《大學》《太平道》《非典時期的愛情》《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等三十多個中篇小說，以及《我們無處可逃》《締結了就不會結束》《英雄》《某日的下午茶》等三十多部短篇小說。可以說，這些小說都是我對生活和人生的態度。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態度極為重要。態度就是價值觀，就是取舍題材、塑造人物、呈現主題的標尺。每一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都有自己喜歡和擅長的題材，這也是一種寫作態度的體現。我相信，每一個寫作者對選擇要寫什么、怎么寫，都是十分慎重的。這種選擇的動力就是為什么要寫。為什么要寫，就是最根本的文學態度問題。

每個寫作者寫下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個人物，以及其所選用的每一種表達形式，都代表著自己的價值觀和審美追求。從開始小說創作到如今，已有快三十年了，我所堅守的寫作態度就是對現實的關注。社會的發展變革，以及人們在這種變革中的變化，始終是我關注的重點。這些年來我創作的七十多部中短篇及幾部長篇小說，都沒有離開現實題材。現實對我的觸動，使我有一種不表達就不快樂的壓力。我們的作品究竟要表達什么，若不以作品對現實表態和發聲，寫的意義和價值就有些可疑。關注現實，我認為應該是一個作家的寫作尊嚴。

此生有涯，寫作無涯。我對這個世界知之甚少，但是，我想一直保持著對這個世界有話要說、有話就說的狀態。

這是我對生命的感恩，對文學的信仰，對自己的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