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地域差異，有兩個出發點完全不同的原問題。牽涉到對“文化”的不同理解。從西方舶來的文化地理觀念，認為“文化”是相對于“自然”的人類創造，主張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揭示各地文化面目的差異，如語言、宗教、風土民情等。這種研究的旨趣是較異同。而我國自古以來的觀念，認為“文化”就是“文治教化”，它與“野蠻”“質樸”相對而論。因而按此種理路來探討文化地域差異，就得設計一些指標，例如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的多寡，所持文化設施的豐瘠，以較其高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文地理學復興；波及到歷史地理學領域，歷史文化地理研究蔚然興起。上述兩個思路中，要探討語言、宗教、風俗等現象的地域差異，牽涉到相關學科領域，難度相對較大；而對各類人物的分布加以統計分析，既沒有太大的操作難度，結果又較容易引人關注，一時間風起云涌，泥沙俱下。或名之曰“人才學”，或名之曰“學術地理”，或名之“教育地理”，不一而足。

討論人物的地理分布，一個令人比較頭疼的問題是形成地域差異的原因。古人的認知是“人杰地靈”或者“窮山惡水出刁民”；現在的理論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老實說，按這些常規的解釋思路，有時感覺因果關系很明顯，有時又未必然。特別是像譚其驤先生考問過曹樹基兄的問題：宋代江西、福建文化極盛，但到了明清江南興起后，江西、福建都衰落下去了，這是怎么回事？這是很難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

大約1994年前后，我注意到學額作為社會文化資源的重要性。當時第一反應，就是茲事與各地科名盛衰深有關系。但手頭有任務，一直騰不出手來對這一問題作系統的分析論證。2003年志平來讀研，我便建議他以此為題撰寫他的碩士學位論文。

為了控制工作量，志平的碩論聚焦于清代的長三角地區。內容以考訂學額的分布及變化為主，也延伸到學額與中舉、中進士人數的相關分析，以及各學定額與取額的制約因素。之后我們又一起做了些工作，于2013年合作出版專著《定額制度與區域文化的發展：基于清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學額的研究》（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應該說，自從志平著手做他碩士論文的相關工作，我們就強烈地感受到：挖到了一個品位很高的學術富礦。

一方面，這個問題實在太重要。學額作為傳統時代讀書人的進身之階，關系到全社會的方方面面。中間既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博弈，也有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爭競和自我保護。志平在本書上篇的結語中稱之為“一種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鄉紳編制”，其說法有當與否容可商榷，但于其重要性仿佛得之。

與此同時，以往的相關研究非常薄弱。前賢雖有不少人在研究中涉及過此一問題，但都是局部、側面的撕扯。或從制度上加以考訂，或對匯總數量進行估算，或就局部地區具體事件所涉及問題加以探討。尚未出現基于每一學額單位各時段逐一落實，形成時空序列數據，然后逐級匯總、深入分析的正面研究。

按理講，這種狀況，繼續用它作博士論文選題是完全可以的。但稍后志平回來跟我讀博，我們討論他博論選題時，都感到任務過于艱巨。全國范圍，拿不下；做局部地區，相當于做個半拉子，不甘心。于是我們干脆另起爐灶，讓他做了個《太湖流域水質環境變遷與飲水改良：從改水運動入手的回溯式研究》，于2010年通過答辯。

他博士畢業后，我一直覺得，他應該把這項清代學額研究善始善終，做出個可供學界參考的成果來。好在他這些年比較順利，2017年就解決了正高職稱。先一年他以《清代學額研究》為題拿到一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就建議他干脆利用這一機會，將清代學額做一番系統完整的清理。他心無旁騖地做了五年，于2021年通過結題。我又鼓勵他繼續修改補充，爭取申報國家社科成果文庫，終于完成了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巨著。

作為志平曾經的導師，看到他做出這么大的成就，欣喜之情自不足與外人道。在此略言幾句與學術相關的感受。

首先，我想鄭重感謝志平，把傳統時代文教定額制度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將清代所有設置學額的單位逐一清理，加以考訂，形成了縱（時間）成線、橫（空間）成片的時空序列數據，堪稱一項里程碑式的工作。為之后關于清代定額制度的研究厘清了很多誤解，奠定了一個新的基準面。

當初我建議他做這個題目，其實是想解答我本人內心的一個疑問：定額制度在地方文教事業的發展中究竟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是否那些舉人、進士較為密集的地方，是因為他們的學額多？

應該說，這個疑問在志平的碩論中已經做過一番解答。當時分清前期（1690-1723）、中期（1726-1760）、后期（1870-1904）三個時段，對各縣的學額與中舉、中進士人數加以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各地學額與其中舉、中進士人數呈顯著相關，而中舉人數與中進士人數呈高度相關。這一結果雖不能有效解釋一些州縣學額相等或相差不大，而中舉、中進士人數卻相差懸殊的現象，但不妨礙總體上得出定額制度對于地方文化發展有較大積極影響的結論。

現在通過本書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全國范圍，上述認識要做比較大的修正。根本無需借助于數學運算，僅憑簡單邏輯推理就足以判斷：學額分布與舉人、進士的數量分布不可能存在太強的相關關系。舉人、進士的分布往往呈現出較強烈的空間集聚；相比之下，學額的分布要均衡得多。就是說，相對于舉人、進士的數量分布，學額的分布有其獨立的空間邏輯。

在本書上篇第十章，志平對學額與清代科舉的社會流動性展開了討論。該章第一節，志平開宗明義指出，學額制度設置的目的是養士而非選拔人才。他認為：“清代學額制度是政治文化資源空間配置的重要載體，學額的分配實質上是國家資源和權力在基層的分配。”考慮到童生應考需要付出高昂的求學和應試成本，而這一成本“是諸多平民家庭無法逾越的障礙”，志平指出，“童生成為生員之后，絕大部分并不會進一步參加更高一級的鄉試”。因此他認為，相對于選拔人才，清代學額設置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各地都有一定數量基層紳士”。

為增強說服力，志平還特地用將今證古之法，以其個人求學經歷中的觀察和感悟，來闡明基層普通百姓的生活邏輯。他將其概括成一句話：“誰都想未來有更好的生活，但把眼前的生活過下去才是第一位的。”作為同樣生長于鄉村、通過求學而改變生活路徑的本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不能不承認，觸摸到了隱藏在其中的生命溫度。

顯然是格于研究旨趣，這里面有個問題志平沒有進一步追問：清代為什么要保證各地都有一定數量的基層紳士？ 或許他覺得答案不言自明。在此我想強調一句：這是清代維系其大一統的文化紐帶。

這根紐帶具體如何發揮作用，是另一個問題。通過本書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這根紐帶的設計實在不可謂不精妙。

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國土廣袤的偉大國家，其社會發展最顯著的一大特征就是地域不平衡。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平原水鄉到青藏高原，各個向度的水熱條件差異都極大，經濟條件、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天然帶有多元的特征，在文化上要形成并維持一體的局面，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自不能不煞費苦心。

學額作為一種特定的政治文化資源，對它進行分配的基本原則是要公平。然而公平的實質，卻頗難衡量。從考試來說，自然應該憑文取中，擇優錄取。可是考慮到不同地區文教水平存在落差，就全國范圍而言總體落差還相當之大，若一味憑文取中，又必然導致不同地區間的不公平。于是，清朝采取了一種相對公平的策略，將取錄額數直接分配到各基層單位。這樣，雖導致不同省份的童試取錄標準相去懸殊，但兩害相權取其輕，總算大體保證在同一成長環境中的錄取公平。而且，當相鄰地區童試競爭度相差過大時，學政官員還可以通過學額調撥等措施予以臨時補救或永久調整。

秀才是宰相之根苗，童試是科考的起點。學額設置和運作的制度精神與之后鄉、會、殿各試的制度精神一以貫之，共同構筑了清代數百年的文化大廈。

在此我也須指出，本書雖然為清代文化定額制度研究奠定了一個新的基準，但它僅僅是一個新的開始，很多相關問題還須進一步研究，或重新研究。在此分三種情形稍加舉例。

其一，學額制度本身范疇內的，例如，清代制定府州縣學定額的依據，早在志平做碩論時便高度關注。親自參加過科考的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稱：“每縣學額，按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多寡以為差，分為大、中、小學。”（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3頁）但是這種種等差，如何折算成具體的學額數量，迄未找到明確的史料依據。包括清代在具體的學額劃撥、裁撤事例中，決策者如何制定額數標準，仍然值得進一步探討。

其二，學額制度運作過程中的，例如，科考當中的代際差異。上文多次提及定額制度主要是為了平衡各地域之間的機會均等，事實上，除了地域差異，代際之間也存在著機會不均等的問題。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指出，“至遲到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金錢作為高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已經使高科舉功名黯然失色了”（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324頁）。此言就頗有代際差異意識。本人感覺，代際差異、代際公平是中國歷史上頗為重要的一大問題，歷史上很多朝代面臨一些周期性的困境，其實都是沒處理好代際之間的問題。遺憾的是這一問題似乎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就清代而言，代際問題應該比之前歷代都要嚴重得多。這里面，一是清代延續時間長；二是清代人口增長快，而且增幅大。從順治十二年（1655）到道光三十年（1850），總人口從1.19億增加到4.3億。（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頁）與此同時，學額制度卻穩定得多。因此，就入學難度而言，不僅同一時期的東西部、南北方不可同日而語，同一地方的清初與清中期、清后期也可謂“蕭條異代不同時”。這種代際差異，應該納入相關研究視野。

由于史料記載的局限，上述兩個問題要充分展開都有相當大難度。也許永遠都難以得到圓滿的解決。但學術研究如行遠路，首先需要明確目標，哪怕只是個大致方向。

其三，與學額制度相關的，可謂科舉社會史問題，例如科舉考試中的各種成本，各地與科舉相關的習俗，等等，若能加以進一步研究，無疑將大大深化對傳統社會的認識。這方面涉及面眾多，凡有涉獵者自不難想見，在此不縷述。

最后，我也應該指出此書的一些不足之處。按世俗觀點，此書的文字過于樸拙了一些。全是干貨，很少有讀來令人口齒余香的段落。不過說老實話，我個人從內心里并不認為這是缺點。這樣的著作，是供人留在案頭備查，不是捧著朝夕誦讀的。因此，個人認為越干瘦越好，節約了讀者的成本。

希望志平再接再厲，繼續面壁，早點做出姊妹篇來，將清代的文化定額制度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

（《清代學額研究》，梁志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