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性是一個藝術領域的觀念。所謂的在地藝術，既是專門為某個物理/文化空間所創作的，也受到這個空間的影響，或者說，作品在與某個具體場域的互相闡發中得以成立。在地性對于大部分小說而言，似乎不用刻意營造，幾乎接近天然屬性。很難想象怎么把紹興從魯迅的小說中抽離出來，即使是《狂人日記》的氛圍感也是來自那個具體的小城。沈從文的《邊城》所依托的物質空間，更是具體到可以進行現實還原。但與在地藝術家不同的是，小說家可以在現場，也可以不在。周立波為了寫《山鄉巨變》重返故鄉，韓少功在紙上構筑馬橋時身處遙遠的海南。小說的在地性顯然享有更多的自由，其環境、細節、人物、氛圍，來源于某塊具體的“地”，但經由想象和思考的復雜熔鑄，最終生成一塊富有精神屬性的紙上之地。這種精神屬性決定了小說在獲得在地性的同時也具備了世界性之可能。

世界性是一個名詞，卻具有強烈的動感。它體現于小說中能夠突破語言、國界、種族限制的那部分。人類會不會具備一種四海共奉的價值觀，還得看文明的演進，但人性和由之生發出來的基礎性情感，早在語言形成前便已普遍存在。當無意中燃起第一堆火時，山頂洞人和尼安德人應該都產生了混合著恐懼、驚駭和喜悅的情感，隨后圍繞著火的使用和占有，他們大概也展現出相同的警覺、疑慮、珍惜或慷慨、敵視與友愛。當在地而生的細節能夠生動地呈現出人性和情感的核心部分，小說既具備了獨特性，又獲得了普遍性，而世界性正是建立在二者之上。《百年孤獨》是在獨特的馬孔多小鎮生長出來的，但關于一個族群孤獨處境的出色描繪，卻能引發世界上其他族群的普遍共鳴。文學和世界都是由各種差異性的存在構成。法國的讀者或許沒有期待在《金瓶梅》中讀到和《包法利夫人》相似的外省生活，他們樂于欣賞中國古代清河縣種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細節，但潘金蓮和愛瑪的悲歡中蘊藏著人類共同的情感，使得世界范圍內的理解成為可能。

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世界中，獨特性、差異性和尋求溝通、互相理解的渴望使得世界持存。文學世界中，在地性和世界性并非二元對立，世界性以在地性為基礎。即便像博爾赫斯這樣的小說家，貌似離“地”很遠，在其小說中依然能夠窺測到相當結實的現實基座：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道、郊區和圖書館。在地性需要努力讓世界性從自身中生長出來，尋找人類共通的精神屬性。只有做到這點，文學作品才具備沖破語言結界的可能，才值得被精心翻譯，讓其他國度的讀者在滿懷期待中打開。

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新問題是：網絡正把我們納入一個由程序編碼的信息世界。交往因為脫離具體的血肉聯系而呈現出虛擬化的特征，人類的情感也帶有虛擬性質，或者說，至少真實感的濃度被稀釋、持久度也在縮短。我們不能否認網絡世界帶來的便利，也需要承認有很多人在其中獲得了安全感，但長期身處其中，會逐步喪失在各種具體環境中跟具體的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欲望，進而各種精微感受逐漸變得遲鈍，也難以發展出新的認知。面對這樣的趨勢，強調在地性不僅關乎小說的成長，也關乎人類的成長。我們需要經常性地從網絡中回到具體的地方、具體的人群，恢復各種直接、具體的接觸。從這個層面來看，在地性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作者系湖南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