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徐魯談枕邊書

徐魯，詩人，散文作家

《奔騰的春溪》（山東教育出版社）、《林中空地的光》（百花文藝出版社）兩部散文集分別收錄您近幾年創作的散文新作，總共有60余篇。您創作這些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徐魯：感謝您關注到這兩本散文新作集。《奔騰的春溪》里三輯的輯名分別是“大地春色”“故鄉月明”“赤子芳華”；《林中空地的光》里三輯的輯名分別是“山河兒女”“燈火故鄉”“樓船夜雪”。也就是說，兩本書的輯名是相互對應，所寫題材是一致的。“大地春色”和“山河兒女”，書寫的都是新時代山河兒女和普通勞動者們的真實故事，是鄉村振興與綠水青山的生態文明帶來的山鄉巨變。我試圖以鮮活的筆觸，以親歷親見的故事，去呈現新時代火熱的“時代史詩”；“故鄉月明”和“燈火故鄉”，抒寫的是故鄉的人事、名物與童年記憶，這是我心中的美麗鄉愁，同時我也想寫出故鄉一代代人質樸、堅毅的性格，寫出他們的生存勇氣、生活智慧以及生命的豐饒、堅韌與溫暖；“赤子芳華”和“樓船夜雪”，可以說是新中國，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的一篇篇紀實性的“奮斗志”，其中的主人公有普通的奮斗者，有最可愛的人（志愿軍戰士和解放軍官兵），也有曾經隱姓埋名、創造出驚天動地業績的科學家等。我想用這些真實的奮斗故事，展現出中華民族一代代英雄兒女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奮斗勇氣，以及中華兒女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懷與強國夢想。

“奔騰的春溪”，既是一個自然景象，同時也是我對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一個隱喻。

書中的許多故事都來源于真實的生活體驗，能否分享一下這些人物原型的故事？

徐魯：您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許多散文里一再寫到鄂南幕阜山區的人物和生活故事，有的是寫過去年代的，有的是寫當下時代的。幕阜山區是我的“根據地”，富水河邊的許多農家，是我的老房東和“老堡壘戶”。幕阜山區橫亙在贛、湘、鄂三省交界處。青年時代我在那里工作過很多年，現在仍然與幕阜山區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雖然離開了云遮霧罩的幕阜山區已經多年，但那里的很多老鄉親和他們的新一代，那里的草木、民俗、名物，一年四季的雨絲風片，也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像《奔騰的春溪》《紅菊與紅菱》《采春茶的日子》《稻場上的采茶戲》《鷓鴣飛過茶山去》等，寫的都是幕阜山區真實生活。

關于讀書，您出版過《劍橋的書香》《書房斜陽》《重返經典閱讀之鄉》《黃葉村讀書記》等相關著作。

徐魯：關于讀書的散文和隨筆，我確實寫了不少。早期讀書比較雜亂，一門心思地想成為唐弢那樣的“書話家”。但寫了幾本這樣的“書話集”之后，遭到恩師徐遲先生的一頓“棒喝”，說這樣的閱讀與寫作，寫得再多也是“二手”的，屬于“文飯小品”，算不上是“文學創作”。這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我后來的閱讀就偏向自己所喜歡的經典作家、詩人和經典作品了，尤其是我所熱愛的俄羅斯作家作品，從他們的“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我讀了不少；同時，讀得較多的是一些自己喜歡的現當代作家作品，如魯迅、艾蕪、艾青、沈從文、何其芳、徐遲、孫犁、劉白羽和一些“七月派”詩人的作品。我從這些作家作品里，受到了許多文學滋養，也把主要創作精力，從“坐擁書齋”的讀書散文，轉向面向鮮活生活的紀實散文和長篇小說了。

您早期的閱讀是否偏重詩歌和散文？徐魯：是的，青年時代狂熱地熱愛詩歌，讀得最多的就是中外詩歌，好像讀的翻譯詩歌更多一些。然后才漸漸轉向散文、傳記和小說閱讀。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苑譯林”和“散文譯叢”，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現代名家散文叢書”和“外國名家散文叢書”，更不用說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那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被書友們昵稱為“網格本”），我幾乎是見一本買一本、讀一本。

是否格外重視經典閱讀？

徐魯：這是毫無疑問的。我的《重返經典閱讀之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這本書的書名就可作證。還有《戀曲與挽歌》，就是一部關于外國文學經典作品的閱讀札記。在《三十年閱讀小說記》里也有一部分經典作家作品閱讀記。

我心目中的“經典”的意義其實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思想，即精神，即作用于人類心靈的那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學，即貢獻于人類文學藝術發展的那一方面。這兩方面再縮小一點說，即是題材內容和藝術形式（或曰表達技巧）兩方面。我覺得，一部真正的經典，一般都具備這兩方面的恒定的價值與意義。當然有的可能某一方面的意義更為突出，因而掩蓋了另一方面，但不可能有任何一方面“缺席”，那樣便稱不上是“經典”了。

在您的《黃葉村讀書記》中，曾有一篇提到《心愛的〈魯迅全集〉》，讀《魯迅全集》時您多大？ 是在什么情況下讀的？

徐魯：我們這代人，接觸魯迅的文章是比較早的。學生時代就接觸過《狂人日記》《祝福》《為了忘卻的記念》等篇什。大學時代，我特別迷戀魯迅先生的《野草》《彷徨》和《故事新編》這三本集子。真正通讀《魯迅全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

1982年，我剛滿20歲，是參加工作的第一年。縣城的新華書店里擺著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精裝16卷注釋本《魯迅全集》，我每次去書店都會心懷歆羨地去翻看這套大書，可以說是覬覦已久，卻就是買不起。所幸的是，那時好像全縣城里也只有我一個人在惦記著這套大書，因為我每次去書店都會看到，那套皇皇16卷的大書，依然穩穩地立在那里，似乎也沒有誰去翻動過。這年我在《長江文藝》上發表了一組詩歌，得到了65元稿費，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筆“巨款”，從郵局里取出稿費后，直接就奔向了斜對面的新華書店，毫不猶豫地把渴望已久的《魯迅全集》抱回了任教的學校。那時候我是一名高中語文教員。從此，這套《魯迅全集》就成了我最心愛的、常讀常新的“寶書”。確實如那篇文中所言，80年代里，“我是認認真真地讀過這套大書的，厚厚的16卷，連一條注釋也沒放過”。

您曾主張“把最好的書交給孩子”——您認為什么樣的書是“最好的書”？

徐魯：多年前，我的《黃葉村讀書記》（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里收錄了一篇《尋找回文學的美麗》，其中說到我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兒童文學”時，我十分認同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表述：應該是那種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充分的道義感、健全的人格魅力、堅韌的奮斗意志，對于國際和歷史的廣闊認同，以及對于古典美和現代美的高度敏感的文學。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有可能把人生逆旅中的一切丑惡、粗俗、殘暴、虛偽、委瑣、污濁等等比照下去，甚至使一切復雜和深刻的哲學也相形見絀。

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徐魯：是的，對自己喜歡的書、喜歡的版本與譯本，總是會經常重溫的，有時候不一定是重讀，只是重新找出來翻翻。有時半夜里突然想到哪本書了，會立刻開燈到書房里去找到它。至于“反復重讀”的書，一是《魯迅全集》的每一卷和他的若干單行本，二是《孫犁全集》和他的若干單行本。后來我發現，孫犁最為尊崇和服膺的作家，也是魯迅。孫犁視魯迅為“真正的一代文宗”，認為上溯下延幾個時代，“都難以找到可與魯迅比肩的人，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都略遜一籌”。

您有枕邊書嗎？

徐魯：我沒有固定的枕邊書。有的書短時間放在枕邊，看完了，就插進書架，再換別的書。這不應算是枕邊書。那么，一定要找一套放在枕邊時間較長的書，那就是孫犁的“耕堂劫后十種”。這套書我有兩套不同的版本，都很喜歡，一是百花文藝社陸續出版的“百花散文小開本”初版本，裝幀風格不一；一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統一裝幀的那套小開本。這兩套書都因為開本小巧，適合放在枕邊。

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徐魯：如果只能帶三本的話，我想帶一本史記，一本魯迅選集，一本唐詩和宋詞選。

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徐魯：恩師徐遲先生晚年，我跟隨在他身邊，成為他的“關門弟子”，受益良深。可惜沒過幾年，恩師就撒手而去。如果真有這樣的宴會，我想邀請恩師從另一個世界回來，再邀來與我有著四十多年友情、也是徐遲先生的“入室弟子”的詩人和歷史小說家熊召政兄，我們師徒三人重聚，一定有著說不完的話題。

（主持：宋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