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參與了第一次文代會籌備、召開過程中的諸多工作，這在他的日記中有大量的記載。通過阿英日記和第一次文代會的相關材料，梳理阿英在文代會期間參與的幾個重要活動，從中可窺見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文藝的準備工作和某些新的文藝傾向。

1948年12月，阿英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往北平。4月14日到天津，5月10日離津，赴北平中組部報到，并作為核心人員之一在北平參與籌備第一次文代會。阿英日記中多次記載他參與籌備活動的情況。比如5月13日晚同夏衍、周揚等人到中南海和周恩來商談文代會的事宜。14日回天津后，19日返回北平，主要任務是參與籌備第一次文代會。26日晚同周揚赴中南海向周恩來匯報文代會的籌備情況。此外，阿英擔任了文代會籌備委員會委員、提案審查委員會主任、主席團常委，多次參與文代會的預備會、主席團會、主席團常委會、黨員大會，7月6日擔任大會主席，主持會議。文代會結束后擔任文聯籌委會的主任委員，文聯成立后擔任指導部的負責人。一直到8月13日離開北平。

阿英作為第一次文代會主要參與者、組織者，參與了非常多的具體事務，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工作值得介紹一下。

一是文代會提案的整理。從大會召開一直到8月12日，阿英日記里記載了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整理提案的情況。7月14日，“晚飯后，至東安市場穿軍衣樣子。歸后整理大會提案”。7月15日，“九時，去中南海，取得艾青同志所整提案，然后去琉璃廠”。“歸后整理提案目，至三時許完，送文代會付印，開黨組會。”7月16日，“大會第十三天，討論提案”,“整理提案至午夜”。7月17日，“晨起后，繼續整理提案”,“大會第十四天，選舉及繼續討論提案”。7月18日，“九時至懷仁堂，開提案審查委員會”。7月23日，“整理大會提案，至午后一時始完”。7月29日，“晚飯后，整理提案完”。 在7月18日的文代會上，“由阿英報告提案整理經過，大會收到提案共九十八件，歸納成組織工作、創作與出版、學習與研究、獎勵與紀念、福利事業及其他等五類二十四項。報告畢，即開始討論”。

阿英整理的《大會提案總目》涉及的議題非常豐富，比如：組織問題、藝術教育、比對文藝工作、文工團、海外文藝、兒童藝術活動、出版、創作、評選獎勵、紀念、文物與資料、生活待遇等等，構成了文代會一項重要內容。郭沫若在大會開幕詞中說，“在大會上還有很多詳細的報告，周密的提案，我們從這些報告和提案中，細心地分析和綜合，我們相信一定更可以得出很可寶貴的結論的”。這份提綱對于理解第一次文代會和中國當代文藝的發生都有著重要的價值。首先，因為廣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提案顯示了在這一重要歷史時刻文藝工作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關乎新中國文藝的走向，幾乎涵蓋了新中國文藝的各個方面；其次，在新中國文藝基本方向確立的狀況下，提案涉及諸多具體問題和待解決的命題，既有宏觀的問題，又有具體的問題，這從此后當代文學的具體開展過程中能夠得到驗證；再次，提案整體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這種時代性一方面基于歷史的總結，另一方面又關乎未來的可能性，是文藝發展史轉折的鮮明體現。

從提案的內容來看，涉及的議題非常豐富，而且梳理這些內容可以發現存在內在的相關性，體現了當代文藝的幾個結構性維度，如中國與世界、歷史與未來、官方與民間等等，但從總體上看，顯示了當代文藝的組織化和體制化的傾向。文藝事業不僅僅是個人的、個別的事業，而是整體性的事業，“組織起來”無疑是最為鮮明的文藝趨勢。周恩來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里提到了文藝組織化的問題：“這次文代大會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組織，也的確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我們要成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象總工會的樣子，下面要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便于進行工作，便于訓練人材，便于推廣，便于改造。這一點是大家所贊同的，現在就需要開始，因為我們不可能常開這樣的大會。希望在會中或會后，就把各部門的組織成立。”

二是阿英關于工廠文藝的報告。文代會籌備會的演出委員會下設的學習組共組織了兩場報告，每場參加的人數約五百人，一場是6月15日在解放影劇院舉行的部隊文藝工作報告，另一場是6月20日舉行的工廠文藝工作報告，由阿英作報告。阿英在日記中記載：“八時半，與柯靈同志同去建國東堂報告，題工廠戲劇工作，至十二時，僅及三之二，遂略去。”

兩場報告涉及部隊與工廠文藝，這和第一次文代會所要確立的工農兵文藝方向是密切相關的。工農兵代表在文代會中得到極大的禮遇。此次會議邀請了特殊的代表：農民英雄李秀真、華北軍區特種兵部隊代表李健、北平被服廠縫紉女工徐世榮、第七十兵工廠工人李家忠、圖門機務段司機勞動英雄王祥、浙贛路保護器材有功的鐵路職員李昂等。會后，在大會的招待飯席上，白楊、舒繡文、張瑞芳等文藝工作者和女工徐世榮坐在一起親切地交談。7月10日，文代會還舉行了工人聯合晚會，由工人組成的劇團參與表演，被服二廠的紅旗劇社、西山職工業余劇團、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業余劇團等團體參與演出。工農兵代表受邀參與文代會預示了工農兵在新中國文藝中的重要位置，工人業余劇團的演出也預示著新中國文藝的方向。

演出委員會之所以邀請阿英做工廠文藝報告，是因為阿英在工廠文藝運動中的巨大貢獻。阿英日記中記載了大量關于工廠文藝的內容，可以說阿英是工廠文藝重要的倡導者和實踐者。1947至1948年間，阿英就在大連指導工廠文藝活動，并依據大連期間指導工廠文藝的經驗，寫成《工廠文娛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為新中國的工人文藝活動提供了重要經驗。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大連工人創作的100多個劇本、40多首歌曲、150余幅美術作品和375幅反映大連工人文藝活動的照片在展覽中得到展示。

擔任天津文聯主席期間，阿英采取多種方式推動工農兵文藝的發展，扶植工人作家。例如1950年，他主編了一套以工廠為主要描寫對象，以工人作者為主創人員的“工廠文藝習作叢書”， 包含《工人寫作講話》《工人創作畫》《工廠美術工作與新聞工作》等作品。《工人寫作講話》與《工人創作畫》是錢小惠在父親阿英指導下完成的，阿英在書的《序》中說：“一九四七年撤退至大連以后，小惠同志和我們一同下到廠里，從事工人文娛工作，迄今已是兩年。他根據在廠工作的經驗寫了兩本創作方法的書，一部是三聯書店的《怎樣畫》，一部就是這本《工人寫作講話》。”正是因為阿英的努力和實踐，工廠文藝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阿英的貢獻不僅僅在于戲劇創作、文藝批評、文學史料等方面，他在新中國文藝體制的建立、工廠文藝和人民文藝的實踐等方面同樣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但這在以往的文學史敘述中卻很少被提及。《阿英日記手稿》作為重要的資料，無疑為深化阿英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也會進一步拓展阿英研究的話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