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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因寫作體例、當時身患重病等原因，未能完成“文學回憶錄”的基本史料任務。現有包括未來出版的路遙傳記、年譜、考證和輯遺，會進一步擴充豐富它的內容。不過，即使目前已有路遙的史料，也存在不少漏洞和亟需補充的地方，相信今后，它會成為拉動路遙研究的主要增長點。本文僅就“路遙的家庭與家世”“交游及其它”及其它相關問題，進行初步的補遺、勘誤和有限整理。

關鍵詞

史料；作家回憶錄；路遙

回憶錄是研究作家創作的重要參考書，這不是說它們的史料價值已經完備。茅盾70多歲口述，經子女協助完成的《我走過的道路》（上下卷），在主要史實上應該真實可信，仍避免不了有所錯漏。路遙有文學回憶錄《早晨從中午開始》留存。由于該書在重病期間匆忙完成，加之作者重視精神生活和創作觀念的寫作理念，不難發現其中遺缺史料甚多。

受歷史傳統影響，陜西是一個重視輯存作家史料的省份。路遙去世剛半年，陜西人民出版社即推出《星的隕落——關于路遙的回憶》（1993年6月）。在此之前，路遙病重住院照顧人之一的業余作家航宇，利用對作家生命最后三個月的所見所聞，也出版了《路遙在最后的日子》一書。此后的三十多年間，陜西關于路遙的“回憶”“祭年”“紀念”“重述”愈加密集，疊加增多，目前已有四五十種書籍問世。這種現象，在當代作家尤其是新時期作家中頗為少見。人們樂見的是，這些史料書籍，以及后來發表的“路遙家屬訪談錄”等文章，確實補充和豐富了路遙這本回憶錄，對其不少缺失、錯漏，也有很翔實的考查糾正。有些書籍對作家家世、交游和創作《人生》《平凡的世界》里里外外的重要史料，幾乎等于“重寫”。這無疑是對路遙這本回憶錄的極大豐富。本文選取幾個重要側面，對這個“補充問題”做初步的研究。

一 路遙的家庭與家世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不足13萬字。該文學回憶錄沒有提及他家鄉的縣名、父母和家人（只談到四弟），內中《路遙自傳》說：“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陜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在農村讀小學，縣城讀高小和初中，青少年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縣城度過。中學畢業回鄉務農，一度教書，后在縣城做“各式各樣的臨時性工作”（打工）。1973年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就讀。1976年畢業分配到省城的文學團體。1982年成為專業作家。他承認，“我的生活經歷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的這樣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從一般作家“回憶錄”看，它過于簡單，故而史家批評說：“個人是全社會的一員，個人的行動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我們要看一個人的價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關系的。”與他關系最近的是家庭，其次家族，再次社會關系。于是史家提醒，“家族以外，師友、生徒、親故”都應被“年譜”所注意。對自傳之外材料，路遙有稍嫌粗糙且隱而不確的補充。例如，第37、38、111頁寫到與他相伴十年的四弟王天樂（其以助理身份，參與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體驗生活、構思和創作的過程）；有關“貧困農民家庭”的內容，在47、49、127和37頁出現，其中七歲跟父親“一路討飯”過繼給大伯家（王玉德）的創痛經歷，格外醒目；初中讀書的材料大部缺失，只在47頁提到一句。小學和大學的記述字數見多，卻仍不覺具體翔實。不過，127頁“從小學時是第一名”，和20頁上大學時勤奮讀書的回憶，則給人留下好學生的深刻印象；1991年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路遙夫妻關系已破裂，故全書未見其妻林達的名字；然而，他對女兒路遠深摯的父愛，在105、106頁竟占一頁半的篇幅，關于“孩子，我深深地愛你，這肯定勝過愛我自己”，在攤開“各種材料之前，先要把這兩張照片”（女兒）拿出來的獨白，令人為之動容。路遙創作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用時6年，搜集材料、體驗生活、構思和寫作的大部分時間待在陜北，且輾轉于延安、榆林地區數個縣城、煤礦，剩余時間回西安躲起來抄稿、改稿，與女兒聚少離多，形同喪失為父之責，因此有上述痛切文字。

路遙是著名作家，在新時期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部史料本應豐富的回憶錄之所以難為研究者采用，大概有幾個原因：首先，路遙寫完《平凡的世界》時已耗盡全部生命熱力，并被晚期肝病嚴重困擾，除急促寫下這部帶有“交代性質”的創作自述外，時間所剩不多；其次這部著作以“創作”為主，“回憶”為次，撰寫體例也決定了這種結果；第三，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路遙離世剛43歲，從中外文學史的規律看，匆忙去世的作家還鮮有回憶錄留在世間。然而就路遙對當代中國文學史的意義來講，后繼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對其開展較具規模的“家庭”“家世”研究。因此，從成熟作家年譜的角度看，為彌補這一遺缺，“譜主事跡太少，要從各處鉤稽”。

據厚夫的《路遙傳》，路遙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陜北綏德專區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祖父名王再朝（生有三子一女），父親名王玉寬（系次子），生母馬芝蘭，路遙官名王衛國。父母生育九個孩子，共六子三女，其中夭折一子。除后者，其余八人皆有姓名。王剛的《路遙年譜》，也稱路遙生年為“1949年12月2日”。“路遙自傳”卻說是12月3日出生，與兩書確認時間相差一天，不知何故。在這本回憶錄中，路遙對上小學、初中只有零星敘述，從研究作家的角度看，不同時期的正規教育是不能遺漏的環節。所幸比路遙低幾班的周海波，對這一文獻做了比較細致的補充。海波說，1961年路遙考上縣中心小學高小部，當時高小部共兩個年級四個班，大約180名學生。學生分布有兩種情況：一是縣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干部和職工子女，以及城關大隊農民的孩子；另一部分來自城關公社四十個村莊的農家子弟。前者在家里吃飯、住宿，后者在學校住宿、上灶。那時農村孩子能上高小的人極少，平均兩個村莊才出一人。1963年路遙初中升學受到養父母阻攔（因家貧供不起），后經村支書劉俊寬協助得以讀書。另據周海波回憶，延川中學總共九個班，初中六個班，高中三個班。初中每班50人左右，高中每班約30人。作家初中時期的讀書心態、境遇和人事關系，在小說《平凡的世界》孫少平描寫中有所呈現，頗生動鮮活，雖然有某些虛構、夸張成分。但它作為回憶錄的延長性史料，依然可用。因1960年代中期卷入的那場是非，路遙上西安某中專的機會夭折，對他后來讀延安大學中文系，有關讀書、寫作和交游的活動事跡，筆者曾有專文研究，不再贅述。

對于出身農村的作家來說，這種家庭對他日后人生道路有直接影響，在其為人處世、環境反應和心理情緒等方面刻下極深的烙印，同時是其文學描寫的痛點和重心，路遙并不例外。他在回憶錄《早晨從中午開始》第3頁披露：“電影上映（指《人生》改編電影），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 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但對他最大的困擾還是家庭負累，據曹谷溪回憶，以及梁向陽的史料考證，路遙需要補貼家庭所用，還要東奔西走、四處求人，為幾個弟妹解決工作難題（在路遙看來，這是農民子弟徹底改變命運的必由之路）。令人遺憾的是“兄弟分手之殤”。路遙費力安排四弟王天樂先當煤礦工人，后將他由“工人”轉成“干部”（《延安日報》和《山西日報》記者），兩人有十年相伴的兄弟之情，臨終前卻未得到弟弟盡心照顧，人們對這段史實一直感到難以理解。航宇的《路遙的時間》，通過個人見聞和搜求材料，傾力將該謎團解開，他對了解路遙生活世界和精神氣質的一個重要側面是有貢獻的。然而，這部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的紀實性著作，卻遭到了路遙家人反駁，認為該書“污蔑”了王天樂人格（在弟妹回憶里，他像大哥路遙一樣默默扛著家庭的重擔，大哥臨終未能親自照顧，則“另有事緣”）。

對路遙家庭、家世材料補充較多的，還有張艷茜的《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遙》一書。作者1985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分到《延河》雜志，曾為路遙同事和下屬，有就近觀察的基礎，又掌握較多材料，因此該書的史料值得注意。它證實《平凡的世界》里描寫的煤礦工人安鎖子，乃是“路遙在鴨口煤礦交下的一個樸實厚道的采煤工朋友”，該人16歲從臨潼老家來礦上做工，熟悉井下生活，為作家描寫礦工真實生活提供了珍貴素材。另有申沛昌主編的《路遙與延安大學》、馬一夫、厚夫的《路遙紀念集》、王云風的《延安大學校史》、申曉的《守望路遙》、路遙紀念館的《路遙研究》（季刊）、邢儀的《知青·陜北速寫集》和王剛的《路遙紀事》等，也是不能忽視的史料書籍。

二 路遙的交游及其它

在古代文學中，作家交游是研究界耕耘很深的領域。現代文學對魯迅這方面的研究，依然新見不斷、佳作迭出。文藝理論家指出，從作家的“交際圈子”，可以辨認出他們屬于哪一社會階層、集團。有的國家的古典文學，“試圖詳盡地闡述俄國貴族的許多集團和次要集團之間的差別，由于普希金和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等作家曾繼承財產而且早期與貴族有交往，因而可以證明他們是屬于這些貴族集團的”，他們提醒，“但這很難證明這么一個結論，即普希金就代表了沒落的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利益，而果戈里則代表了那些烏克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這些分析對上述作家有針對性。然而，有些觀點卻對路遙無效，一個作家出身、社會地位和立場引起的各種問題，“只占一個很次要的部分”。

路遙生長在陜北，成名在西安，一生都在陜西本土直至離世。相較于周游四方的作家，對他交游史的史料搜集整理，按說相對簡單，其實不然。粗略來說，以他的文學創作為中心，其交游研究大約在“陜西文壇”“陜北朋友圈”和“省外交游關系”三個范圍。有關第一個范圍，筆者依靠本地文獻做過初步摸排，曾有整理性的研究。第二個范圍，涉及路遙最重要的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在陜北撰寫等事跡。由于沒有經費，他深入生活和寫作過程中在各縣市的住宿飲食問題，都需地區和縣鎮領導幫忙，一些軼事已在文章里談到，有些則因史料匱乏而無法展開。路遙文學起步在延川縣城，文學教育在延安大學，成為“作家”則在省城西安。這個三級跳，勾畫了他文學道路的全部景觀。我在兩篇文章中研究過這一曲折過程，由于受史料阻礙，一時難以繼續細化和落實。

1970年2月，因曹谷溪推薦，路遙從鄉下到延川城關公社“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做臨時工（暫住縣百貨公司宿舍）。圍繞縣革委會通訊組、宣傳隊、《山花》雜志，有一個延川文藝圈子，成員是曹谷溪、聞頻、白軍民、陶正、林虹、林達、劉維華、吳月光、楊圣敏、解明明、舒展、張景晶、申安秦，石煥南、張興祥等。聞頻后來成為知名詩人，曹谷溪屬半成名，其余默默無聞。在聞頻眼里，路遙有“許多怪脾性”，比如癡迷雨和雪，尤喜“獨自踏雪夜游”，桌面還要“清潔整齊”，才能“進入創作”狀態。1973年上延安大學，來往較多的是白正明、徐來見、劉鳳梅、曹谷溪、賀藝、聞頻、曉雷、李天芳、白龍，這個關系圈的人有作家，也有其他社會職業。曾有一些人寫過回憶路遙的文章，相對重要的線頭還是曹谷溪和聞頻。三年后路遙畢業分到陜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后抽調至《陜西文藝》任編輯。該刊后恢復原名《延河》），由縣域終于進入了省城文藝圈。在省城，他交往過的前輩和同輩作家和編輯有：柳青、王汶石、杜鵬程、胡采、賀鴻鈞、李若冰、董得理、李小巴、賀抒玉、董墨、汪炎、賈平凹、陳忠實、王愚、李星、肖云儒、暢廣元、張子良、莫伸、白描、高建群、李國平、邢小利等。

路遙創作的基地在陜北，因此縣市級領導、友人和同學是基本關系網。在散布各處的零星史料中，可發現他們時隱時現的蹤影。王天樂說，寫《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時，中國文聯無法再預付稿費，路遙一時沒錢購買香煙、咖啡，“沒有這兩樣東西，他什么也干不成”。沒辦法，我找了榆林地區一個領導朋友，“他馬上叫來一個人，說先拿十條恭賀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遙房間。”“他說這是犯錯誤，但為家鄉的作家，咱就犯它一次吧！”在寫作過程中，這類事“不知發生過多少次”。吳天明回憶，路遙在甘泉寫《人生》，借助縣文化局長張弢的關系，張上報縣長呂少敏，得以在縣招待所免費吃住，有時還需在朋友家打點牙祭。1986年夏寫《平凡》第二部，路遙轉戰位于陜北西北角的吳起縣。吳起1935年是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的最初落腳地。路遙來此有這樣考慮，吳起縣委副書記張益民是他延川中學的同學，兩人關系一向密切。張把他安排在縣武裝部一個小窯洞，窯洞出奇陰涼，路遙又在房間生一個小火爐平衡溫度。另外還有，“王天樂接到他哥哥的電話，很快來到西安。路遙見到王天樂，對他說，清澗縣委的尤書記邀請我回去，我也想回清澗一趟。”……除此之外，對路遙創作有幫助的省外作家、編輯，也是他交游史料的來源之一，如秦兆陽、王維玲、蔡葵、白燁、劉茵、李金玉等。

目前查到的是散見于不同雜志、書籍里的回憶文章，更為豐富的史料礦藏有些在地方報刊，有些則在民間。我認為在兩個領域有開掘的可能：一個是路遙留存世間的手稿、創作筆記和書信的整理。航宇在著作中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線索：路遙存放自己房間的柜子被王天樂兄弟用車拉走。“有滿滿一柜子的東西，可能是他的手稿，還有一些照片和書信。”兩兄弟先后早逝，這些珍貴史料可能仍然在王天樂遺孀手中。這些筆記、書信，是路遙生前與許多作家、編輯和朋友的交往軼事的真實記錄，在公開史料中很難見到，因此極為珍貴。筆記書信是一獨特文體，帶有個人私密性質，并非讀者面對的公共讀物。史家指出，“書札同于其他文字記錄”，但因“沒有發表意圖，也無欺騙的必要”，故價值高于一般史料，在古代。“可信的價值高于奏折”。“信札是重要史料”，因此它們在某些重要歷史人物研究中占有相當突出的位置，“曾國藩從事政治活動二十多年，寫給文武將吏公牘少而私函多，李瀚章編輯其全集，內有書札二十七卷，一千八百四十一件，五十余萬言。”但研究者也不能把這種史料過分理想化，它透露的某些信息，需要特殊處理。曾國藩給上峰報告軍事失利的消息時，曾有將“事跡縮小，而夸大有利的方面”，以至“隱瞞真相”的問題；路遙央求曹谷溪給弟弟解決工作的書信，那種自我矮化的姿態，同樣令人醒目。盡管二者性質完全不同。熟悉路遙的曹谷溪，曾對他“忽略”“親情、友情”，“常常要朋友為他辦許多事情，可是，自己卻不大樂意為朋友辦事”的性格缺點，有含蓄批評——這些書信的“真實程度”，在這些私人書札中得到證實。當然路遙書信的更高價值，還在使研究者得以了解他創作從起步到千折百回的過程，這些真實心態、情緒和思想，是作品無法描寫的另一側面。因此對書信的研究，成為研究作家作品的另一重要維度。路遙是否還有一部分書信存于他前妻手中的問題（因其不接受采訪，故難窺知真相），也需進一步探訪。假如不存，也殊為可惜。

二是與各方面關系的來往書信。2021、2022年秋冬之際，在延安大學、榆林學院分別召開的路遙研討會上，曾有學者呼吁整理作家與陜北友人的書信。這些數量不菲的書信存于民間，是研究路遙的秘藏所在。隨著路遙故世影響日增，它們儼然已是珍貴“文物”。作家文物公開拍賣是一時風氣，但假如“捐獻”給路遙紀念館、文學館，同樣是保存和整理的理想形式。在梁向陽披露和研究的“路遙1980年前后給谷溪的六封信”之外，王剛《路遙年譜》對其它書信也有一定的展示。如1981年9月21日致中國青年出版社資深編輯王維玲信，談及對自己以前的短篇都“不很滿意”，而剛完成的這部13萬字的中篇（指《人生》），把他搞得“很苦”、“很吃力”；11月11日王維玲回信稱，他和編輯室的同志，懷著“極大興趣”，“一口氣把你的中篇讀完”，同時，對小說結尾、馬栓、高加林和德順爺爺的不足，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1982年1月6日王維玲寫信給路遙，31日收到路遙回信；4月2日路遙再致信王維玲（路遙致王維玲的信應該較多）……1983年1月25路遙復信批評家李炳銀；1986年7月27日致信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編輯李金玉，內容談到《平凡的世界》的封面設計；1987年7月8日致信批評家、《花城》主編謝望新，提出《平凡》第二部仍希望在該雜志發表，并說二部“投進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熱情”（長篇曾遭雜志退稿）；目前來看，私人通信較多者是曹谷溪、周海波。《年譜》還展示過與其它人通信的信息。有的是文學界人士，而有些是社會朋友。不過，這部年譜卻鮮有陜北書信史料，而本省書信也不見多，足見這方面的工作還開展不夠。

王剛所著年譜，前后花費五六年時間完成，從搜集路遙書信的角度看，是目前路遙研究專書中最多的一部。作者勤奮所致，極大地補充了這位作家回憶錄不敘和遺漏的史料，對路遙研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貢獻。由于這部年譜撰寫體例原因，上述通信的出處多為不詳。有些書信僅提到某年某月某日，未述信的內容。而個別書信，是否轉引自其它渠道而并非真件、真跡，也仍有追究和繼續考證的空間。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書信會是路遙史料的主要采集點。因為書信不僅詳細記載路遙的交游情況，也是他性格、心境、社會身份和家庭及其它生活變故的真實記錄。

三 史料對路遙創作情形的補充問題

據史料記載，路遙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發表在延川縣中學學校墻壁上的詩作《我老漢走著就想跑》，因其1992年8月6日在延安地區醫院住院，所以年初在西安完成的《〈路遙文集〉后記》，大概是最后一篇作品，創作生涯剛好23年。對路遙創作情形的史料補充，除厚夫、張艷茜、王剛的“三書”外，目前僅見李文琴編、2006年出版的《路遙研究資料》。在這本“資料”問世的18年間，未見同類資料出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與前面的“路遙家庭與家世”一樣，“路遙創作情形”同為這位作家研究的基礎史料。在全國性批評的關注點以外，不能忽視的是陜西本省批評家對路遙創作的解讀和分析。一定程度上，路遙創作的成長始于陜西，《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寫作、修改和完成，也都有本省資深批評家的汗水。李小巴1973年夏在延川就認識還是臨時工的路遙，是一位對其創作起步階段有過影響的批評家。“一直到1985年，近15年間，他幾乎隔一兩天就要到我家來，在我的小書齋里交談。”他的第一部中篇《驚心動魄的日子》“寫出后先拿給我看”，兩人交換意見，前者也提出過一些修改建議。路遙的《人生》，“我用了兩天時間看完了這部作品，第三天和他交換了意見”。李認為主人公“鄉村”部分寫得好，縣城生活相對遜色，他提出“應加強主人公傳統農村生活方式與現代觀念間的心理沖突，不要過分纏繞在愛情這一模式線中。我還列舉了《哈薩克鎮》《告別馬焦拉村》等作品”。路遙說《人生》和莫泊桑小說重名，我說“這無妨”。我認為這段“農村生活方式與現代觀念的心理沖突”的談話，延伸出路遙“城鄉交叉帶”的創作理論，這一認識路遙一生創作的“關鍵理論點”，后被研究界廣泛引用。

李小巴、王愚、李星等人分別對路遙早期創作（也包括后期創作）有過深度介入，這些史料雖不新鮮，它們的價值卻不尋常。縱觀幾十年的路遙研究，他們評價路遙作品的觀點，不少是可作“第一”“開端”“起源”來定位的。來看他們以下的意見：1993年，李小巴就論及到路遙和作品的總體氣質：“好多評論文章只看到路遙是‘農民的兒子’這一點，而忽略了另外的卻是很重要的一點。”他說，路遙一直在努力擺脫“農民兒子”帶來局限性、狹隘性。他總是努力“脫出殼來”回首自己熟悉的農村社會生活，并把分析社會生活的立足點提到了全景式俯瞰的高度。這無疑“給他的作品提供了較大的構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種逼人的氣勢”。所以路遙“對文學表現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個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調上表現出高尚的莊重感”。王愚指出，路遙基于對陜西歷史短板的深刻認識，他給當代文學提供了一個農民“進城”的分析視角。通過高加林、孫少平等農村知識青年形象的塑造，其作品“展現了轉折時期城鄉交叉的社會矛盾，揭示了重疊復雜的人生糾葛，把新一代農村知識青年（也不僅僅是農村青年）的思索、追求、理想、奮爭以及他們‘先天不足’的弱點和‘后天失調’的缺陷一一披露出來，顯示了當代青年崎嶇不平而又充滿生氣的人生道路”，這是作品主人公“引起了相當廣泛的影響”的根本原因。李星強調，路遙關于“城鄉交叉帶”的表述，應該成為“我們理解他目前絕大部分作品的鑰匙”。

在當代文學史中，李小巴、王愚和李星等1985年前后的文章，毫無疑義是路遙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他們所指出的，路遙具有“較大的構架”和“崇高的莊嚴感”，由此構建出了“農民進城” “城鄉交叉帶”和城鄉社會的“心理矛盾”這一創作視野等觀點，多為批評界吸收，并進入到文學史視野，成為高校教材的公認成果。例如批評家雷達對“較大的架構”、蔡翔對“城鄉心理矛盾”、李建軍對“崇高的莊嚴感”的借鑒，陳思和、丁帆主編文學史教材對這些觀點的有益吸收等。這是因為，文學批評與史料研究雖有不同，卻可以相互彌補；因為它的“在場感”，它的歷史鮮活性，具有其它史料所沒有的獨特價值。在史料挖掘還不夠的地方，文學批評在此發揮著作為文學考古引線的作用。正如研究者所強調的，作為重要的文學史史料，文學批評揭示了作家創作過程的“無意識領域”，深化了對作品的認識，它們對作家的創作自述、訪談和回憶錄，仍不失為有意義的補充。況且文學批評具備“想象力”和“移情作用”，這種“重建歷史的企圖導致了對作家創作意圖的極大強調”，而且“如果我們能夠確定作家的創作意圖，并看到該作家已達到其目的，我們也就解決了文學批評的問題”。

在陜西本省的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隊伍以外，路遙胞弟王天樂有關路遙創作的回憶也值得側目。他在世時候發表過兩篇具有史料價值的文章，其中，以《苦難是他永恒的伴侶》最為知名。與本省批評家不同，王天樂對路遙創作的觀察，具有“近距離”“貼身”等特點，這當然是作家家屬的獨有敘述風格。比如他說在延安賓館，他與大哥三天三夜“長時間對話”，為《人生》提供了寫作素材，也包括人物原型。在這次談話中，他徹底了解了“我真實的生活”，我也完全知道了“他的創作歷程，包括隱私”；另外他披露，由于沒有創作經費，路遙只能通過朋友關系借住于各地賓館、招待所，來解決吃飯問題，鑒于經濟和精神的多重壓力，他的處境經常“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由于神經特別脆弱，田曉霞的死都對他產生過極大的刺激。不過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史料對路遙創作情形的補充性敘述中，也應該謹慎地看待家屬史料，有分寸地采用，是史學對史家品德的基本要求。在八九十年代的《新文學史料》雜志上，不同家庭的作家家屬由于傳主歷史積怨，而提供的充滿矛盾的“證詞”，就曾給文學史研究造成過損害。

總體上看，由于2006年以后“路遙研究資料”整理工作的不順暢，使得陜西本省批評所建構的對路遙創作的基本認識、范疇和范式沒任何變化，當然也談不上進展。在這種情況下，不妨把外省批評納入到這一研究領域之中，比如雷達的幾篇代表性文章。他的文章，鑒于經過歷史沉淀和檢驗，已可以作為“史料”來使用。沿襲李小巴的“較大的架構”之說，他《詩與史的恢宏畫卷——論〈平凡的世界〉》一文的路遙研究不僅更為全面，而且境界格調上有明顯的提升。該文結合路遙創作對“1975-1985”中國歷史的深刻認識，聚焦并豐富了路遙回憶錄只言片語的敘述，對純史料考證式的補充，也是一次照亮和提點。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