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后，敵軍的侵略、國土的淪喪對文藝界造成強烈的沖擊，詩壇圍繞“純詩”形式的探討、論爭不得不畫上休止符，救亡的緊迫性也使詩人們“肩負著以文藝為武器教育群眾和動員群眾的偉大使命”。值此之際，一種以“聲音”為媒介直接輸送給大眾的“聽覺的藝術”——詩歌朗誦，被視為救亡宣傳與動員的“利器”而廣泛開展起來。臧克家在《詩歌朗誦運動展開在前方》中說：“詩歌，這大時代的號筒，在抗戰中已經悲壯地在大眾心間響徹著了。它的聲音里迸著紅的血，熱的淚，迸著海潮一般的救亡熱情。它呼號著，它憤怒著，它戰斗著。”在他看來，抗戰的烽火，燒化了詩歌“華貴的衣裳”，讓詩歌終于“和大眾在握手了”。

1937年10月19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匯集于武漢的作家們在青年會舉行了一場相當規模的紀念會。此次活動除了演說之外，還添了一個新的節目，就是詩歌朗誦。在紀念會上，柯仲平朗誦了自己的詩作《貓頭鷹》，高蘭的《我們的祭禮》一詩被作為祭文由知名電影、話劇演員王瑩朗誦。盡管親歷現場的時人對柯仲平與王瑩的朗誦評價不一，但這次紀念會上的詩歌朗誦實踐無疑是開了一個不錯的頭：先是在文藝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后又以武漢為中心迅速開展起了一場詩歌朗誦運動。

詩歌朗誦之所以能在武漢迅速“運動”起來，以“人—事—刊”為經緯編織的行動網絡事實上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由陳紀瀅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戰線》是詩歌朗誦運動開展的重要陣地之一。《戰線》副刊在漢口創刊之初就開始登載標注了“朗誦詩”字樣的詩歌（雖然“朗誦詩”這一名稱在之后產生不小的爭議），譬如錫金的《老家》、高蘭的《放下那枝筆！》《吊天照應》，以及署名“張洛蒂”的《永定河上的血債》等。1937年10月23日，《戰線》副刊又刊發了穆木天的《詩歌朗誦和高蘭先生的兩首嘗試》與陳紀瀅的《關于朗誦詩歌》，后者還借此為詩歌朗誦運動“正名”。于是，在《大公報》的牽頭下，其他刊物也紛紛配合響應，陸續登載標有“朗誦”字樣的詩歌。《大公報》登載的“朗誦詩”極受廣播電臺的歡迎，陳紀瀅在《新詩朗誦運動在中國》中寫道：“幾乎把每次報紙上登的朗誦詩都廣播了。”

1938年10月漢口失守后，詩歌朗誦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紛紛遷移至大后方。雖然大后方的文化生態復雜，但因詩歌朗誦依然是“抗戰宣傳上一個大的推動力”（陳紀瀅：《抗戰第二期文藝之回顧》），加之眾多文化人、文藝組織機構和大學的集聚，詩歌朗誦運動反倒更加蓬勃。加之彼時陳紀瀅也結束了在新疆的考察抵達陪都重慶，于是，由其主持的《大公報》的《戰線》副刊一方面依舊通過刊載詩作和詩論的方式，在“閱讀空間”維持著朗誦詩的熱度；另一方面還以作者聯歡、詩歌座談會的形式積極推進著詩歌朗誦實踐與理論的探討。

1939年1月初，《大公報》舉辦了一次“本刊作者聯歡”，文藝界參加的有宋之的、胡風、老向、孔羅蓀、高蘭等人。在這次聯歡會上，與會者針對“目前文藝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對于“戰線”副刊之建議意見等問題相繼發言。發言環節告一段落后，緊接著便由在座的幾位詩人進行詩歌朗誦。首位登場的詩人是程錚，他選擇了自己的作品《不再流亡》進行朗誦。陳紀瀅后來追述，盡管程錚的國語表達并非盡善盡美，但他所傳遞的詩意與情感卻成功吸引了在場眾人的關注，使大家開始聚焦于朗誦詩這一藝術形式。最后是高蘭壓軸出場，他所朗誦的是其發表在《五月》雜志上的長詩——《我的家在黑龍江》。高蘭以其精湛的朗誦技巧，將詩歌中蘊含的深沉情感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使得在場的每一位聽眾都深受觸動。當他朗誦結束時，整個會場一片肅靜，“大家都感覺心頭上有一重壓力”。

1940年初，《大公報》又邀請文藝界人士組織了一場座談會，“關于怎樣推進詩歌運動，大家在吃飯的時候，發揮意見很多，決定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領導之下先恢復詩歌座（談）會。”（陳紀瀅：《新詩漫談簡紀》）此后不久，又有人提議：“我們組織詩歌朗誦隊吧：叫詩歌直接和群眾見面，來促進詩歌語言大眾化。詩人們都贊成。”（臧云遠：《霧重慶朗誦詩小記》）于是，在“文協”的支持下，1940年11月12日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召開的詩歌和音樂界的茶會上正式成立了詩歌朗誦隊。大會由陳紀瀅主持，并報告朗誦隊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研究詩歌朗誦的方法和技術；其二，推廣詩歌朗誦運動，使之大眾化。有學者曾對“詩歌朗誦隊”的成立過程進行了詳盡的考證與梳理，在此不贅述。詩歌朗誦隊的成立不僅是對詩人激情的喚起，某種程度上為詩歌朗誦運動提供了持續發展的可能與保障，如陳紀瀅在《祝詩歌朗誦隊成立》中所說的：“詩歌朗誦隊的成立，不但是要擴展詩歌的領域到各階層去……更（要）由于可以朗誦的詩歌，訓練出無數的朗誦專家。”故而在朗誦隊隊員的招募上也相應放寬了要求，《大公報》刊載的《小消息》中有：“凡對詩歌朗誦有興趣并對音樂發音有素養，經文協會員二人之介紹，可加入詩歌朗誦隊。”詩歌朗誦隊當時在重慶確實開展了幾次群眾性的詩歌朗誦活動，“各大學紛紛響應，組織了詩歌朗誦會，一時山城夜夜誦詩朗朗，青年詩歌愛好者，排練背誦，登臺表演，或在飯廳，或在禮堂，或在操場；詩情高昂”。（臧云遠：《霧城詩話》）然而既因國民政府對群眾運動的限制，也因詩人們的四處奔波，詩歌朗誦隊最終宣告解散。即使如此，詩歌朗誦在大后方并未消失，而是在各種紀念儀式、活動上依然進行著。

除了對詩歌朗誦實踐開展的助力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報》之于“朗誦詩人”高蘭的誕生也有所推動。若以“人情之機微”觀之，可以說，與陳紀瀅的相交結識，對高蘭的“朗誦詩人”之路有所助益。據陳紀瀅在《憶高蘭》中回憶，他與高蘭初晤于在武漢的一次“躲轟炸”，之后就朗誦詩的創作與實踐，“我把我的意見，說給高蘭，他很贊成”，并稱贊高蘭“聲音洪亮，音色感人與優秀話劇演員可以媲美。他不但把每個字，每個詞匯送入聽者的耳鼓，而每句詩的感情，他也能予以適度的表達；所以在他朗誦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吸引住每位聽眾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在《大公報》舉行的作者聯誼會、詩歌座談會上，陳紀瀅都多次相邀高蘭參加并現場朗誦其作。而高蘭在將自己的朗誦詩歌重新整編后也是交由陳紀瀅負責出版。

抗戰勝利多年之后，陳紀瀅如是說道：“朗誦詩之名，在抗戰前就有，并非我首創，但朗誦詩興旺起來，卻不能不說由我倡導始。”的確，書齋中的詩歌朗誦早在新月社時期已有嘗試，但早期實踐與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人圈子，是“客廳朗誦”而非“舞臺朗誦”，并未面向大眾。詩歌朗誦運動的開展，讓詩歌從“少數人”走向了“多數人”，伴隨著鑼鼓聲和喧鬧聲，詩歌靠朗誦的形式，得到了更廣泛的流傳，不僅實現了戰時宣傳的效果，而且培養和成就了更多的詩人，并推動朗誦技法和理論研究走向深入。《大公報》的《戰線》副刊對早期的詩歌朗誦運動以及詩歌朗誦實踐在大后方的持續開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現今學界凡論及抗戰時期的詩歌，特別是詩歌朗誦運動與“朗誦詩”的流行，《大公報》的《戰線》副刊都是不能繞過的重要史料。

新中國成立以后，詩歌朗誦已然逐漸從一種“文學運動”變為了“文藝活動”：戰時文藝宣傳的意識形態需求隨著和平年代的到來而逐漸淡化，詩歌朗誦承載的文藝表演和文學交流的日常屬性日漸凸顯。通過“朗誦”，傳遞聲音與感情，讓文學抵達最廣大的讀者，已經成為普遍的綜合藝術表現方式。重新回顧抗戰詩歌朗誦運動，充分重視讓詩歌“和大眾握手”的重要意義，有助于當代文藝工作者加強“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文藝根本立場，推動新時代文藝繁榮發展。

［作者系樂山師范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講師，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學術研究一般項目“聽覺政治視域下郭沫若的抗戰演說研究”（SC24E02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