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鬧得有點大，一個寫小說的，參加了國際基礎科學（數學）大會。八位菲爾茲獎得主、四位圖靈獎得主、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以及五十多位各國院士，如同奧林匹亞眾神、《山海經》神鳥，各居其位，講著數字符號語言。我是誰？我滿腦子塞萬提斯，湯顯祖、王維、老舍、鄧友梅甚至王朔，我是京味作家，來自于老舍文學院。“平行宇宙”說說容易，真“平行”起來感覺像倒掛在軌道上。

會間一個老外坐在主會場外鋪著紅地毯的臺階上，在筆記本電腦上敲著什么。開幕式結束他不進會場，紅地毯上只他一人，遠遠拍照，景深布景都很好，漸漸地就走近了，老外竟抬起頭。白發下一雙灰色眼睛：

“Who are you?”

我沒聽明白，說了同樣的話，互致問候，就像兩個外星人。

“Who are you?!”

我再回：“How are you!”

我基本不懂英語，聽不出兩者差別，不知道一個是質問，一個是你好，當老外第三次“who are you”時眼露寒光，與其說嚴厲，不如說憤怒，一種低溫超導式的憤怒。我明白了，不是問候，是說我未經允許拍照，遂趕快啟動“巴別塔”最通行的“sorry, sorry”！

老外滿頭銀發，純粹，冰清玉砌，加之超導式的目光，本身就像終年積雪的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或拉格朗日猜想，總之像阿爾卑斯。但老外衣著年輕，T恤，休閑褲，軟鞋，沒穿襪子，席地而坐，與眼睛判若兩人。我平時也不穿襪子，到這兒穿了，穿戴整整齊齊——什么人才穿戴整齊？就像剛出來。

這是首屆基礎科學大會，地點在北京雁棲湖應用數學研究院，此前我還“平行”地參加了大會新聞發布，又是英文又是數學，毫無疑問沒聽懂，看會議材料才知道研究院成于2020年6月，由華人數學家丘成桐牽頭籌建，每年國際基礎科學（數學）大會在此舉行，截止2023年，僅僅三年時間已有17個科研團隊，發表了170篇論文。研究院有三個房間的窗子可以看見長城，為未來三個菲爾茲獎得主準備。要是有了第四個怎么辦？那就再開一間。這個我聽懂了，問答都極其自信。

我與數學有著不解之緣，怎么說呢？我曾參加過兩次高考，第一次數學考了57分，第二次復習了一年，數學考了21分。很少人有這樣的逆奇跡。我生來就是反數學的？是“逆數”？數學有這個數嗎？漢語有這個詞嗎？“逆數”也是一種數學關系，不能說它不是，不然我怎么跑到大會上來？怎么動念寫一部數學家小說？文學史上很少有數學家主角的長篇小說，上網搜索了一下，只發現兩部科幻一部寓言，通常所說的純文學一部沒有。如果說通俗文學都很少，那就不是沒有道理，很顯然對數學的敬畏是人類保留下來的少數幾種敬畏之一。伽利略說“數學是上帝的語言”，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都具有宗教意義。

“Who are you?”

問得真好，我甚至不想說這僅僅是質問、譴責、低溫超導式的憤怒，也不想說和我“逆數”考了21 分有關，只想說和馮康有關。

沒人知道馮康，如果“逆數”非常陌生，馮康同樣。不過要是提到華羅庚，應該是家喻戶曉。2015年屠呦呦獲諾獎那年，我偶然鉆進一個極偏的偏微方程論壇、一個BBS——那時還有BBS——簡直就像進入蟲洞一樣，我看到那片光亮中有幾個人談馮康和華羅庚，談論兩人誰更偉大。是幾個數學專業在讀博士碩士，在將“無人知曉”與“家喻戶曉”相提并論。這是一種怎樣的方程，甚至是不等式——誰更偉大？盡管我已知道馮康是誰，仍感到吃驚。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在另一個論壇上發出帖子《華羅庚先生和馮康先生，誰更是大師？》，認為：“創新是無中生有，在曠野中游蕩找到寶藏。從這點出發，馮康先生的有限元之創新和應用價值，在當代中國數學領域很少有其他工作可以與之媲美。”結論是：“所以說大家知道答案了吧？”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論壇？但事情有時不在于少，相反，少掌握著真正的東西。

丘成桐，菲爾茲獎（數學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本次大會主席，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數學家，差不多以一已之力召喚了本次大會的各國頂尖數學家，讓雁棲湖具有了世界性，一舉成為世界數學重鎮。丘成桐說：“中國近代數學能超越西方或與之并駕齊驅的（工作）主要有三個，主要是講能夠在數學歷史上很出名的有三個：一個是 陳省身教授在示性類(characteristic class)方面的工作，一個是華羅庚在多復變函數方面的工作，一個是馮康在有限元計算方面的工作。”丘成桐認為陳省身、華羅庚、馮康是中國數學的“三駕馬車”，無獨有偶，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特列菲坦在其所撰寫的《數值分析》一文中，對計算數學的發展做了千年回顧，其重大成就列表中：“第一項是公元263年，高斯消元法，劉徽，拉格朗日，高斯，雅可比……第九項是1943年，有限元法，柯朗，馮康，克勞夫。”漢代的劉徽之后出現的第二個中國人的就是馮康。

馮康獨立開創的有限元方法用途廣泛，從汽車、火車到航天飛機，幾乎所有的設計制造都離不開有限元計算結果。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基于有限元方法原理的軟件、算法大量出現，在實際工程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作用。馮康晚年轉向哈密爾頓系統的辛幾何算法研究，將純理論的辛幾何與現代科學工程計算結合起來，取得領先國際的成果。如果說這些太專業，那么更為神秘的是，馮康還是“兩彈一星”幕后功臣之一，他的算法對原子彈、導彈、衛星起過關鍵作用，中科院前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曾《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其中寫道：“‘兩彈一星’的真正功臣還有科學院的數學家關肇直和馮康……”但23名“兩彈一星”元勛中沒有馮康的名字，馮康履歷表甚至都沒提及這點。

沒人知道馮康。我是在屠呦呦獲獎前不久，在中科院一次“聽證會”上首度聽到馮康的名字，介紹人說馮康在國際上很有名、在國內沒名，一下震動了我，事情怎么會弄反了？通常是國內很有名。介紹人說馮康是科學世家，家族中出了三名院士，堪稱“一門三院士”，我的天，沒人知道，我們多“官宦世家”“書香世家”“商賈世家”，各種世家唯無科學世家，這太珍稀了。馮著名電影《美麗心靈》中的患有精分裂的數學家約翰·納什廣為人知，其最神秘之處是與蘇聯核武器有關系，結果并無此事，全系為吸引冷戰時期觀眾的眼球而虛構。馮康與核武器的關系是實打實的，經歷遠比納什神秘豐富……但我們沒有電影，沒有小說，沒有傳記，馮康不為人知。換句話說我們有數學家卻沒有作家，沒有編劇，沒有導演，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如此。

我穿戴整齊，與眾不同，沒有誰看上去比我更與眾不同。我無法張口，直眉瞪眼，如果我穿上條形服或許更合適。但即使如此也沒人注意我，在一個不是你的世界誰會注意到你，外星人在你眼前但你或許看不到。我漫步在研究院，進入環形模塊教學樓，在連通的玻璃走廊上，看到一個中國學生在和一個掛著胸卡的老外交談。我也掛著胸卡，但像病中的納什。中國學生穿著紅T恤、大褲衩、涼鞋，挺好的。老外四十歲左右，濃密的棕色頭發，一副略顯小的金絲眼鏡，藍格襯衫，左手撐案，兩腿交在一起面對學生。窗外是山景，是真實漂亮的長城，無須掛畫玻璃框即真實的畫。我走過去鞠躬致意，問中國學生在談什么，能不能告訴我。回答是“重硅”，完全不懂，也許是別的兩個字。中國學生說“zhonggui”是這位伯克利大學數學教授的研究領域。如果我有帽子我會脫帽。整了整衣領，我用漢語自我介紹我是寫小說的，在寫一本關于數學家的小說。翻譯過去，我瞬間看到了預期的驚訝。我問教授對寫數學家的小說有什么建議，數學教授竟然說了許多，侃侃而談。數學家的工作是從一個個小問題開始，逐漸找到方向，深入研究解決，全世界數學家的工作都是如此。學生就翻譯了這么多，顯然做了簡化，我不知學生漏掉了什么。

伯克利教授也問了我一個問題：寫的是悲劇還是喜劇？

這個數學教授頭腦非常清楚（說不定菲爾茲獎、圖靈獎獲得者），問的問題是對文學的基本劃分，類似定理，非常簡潔，而這并不容易。文學教授也未必能一下子把文學分得這么清，或者忘了或者認為不必，總之我很少聽到從這兩個基本點談文學，我自己甚至也很少想我寫的是悲劇還是喜劇。由于問題簡潔，想了一下我的回答也十分簡潔：悲劇。然后稍稍解釋了一下：寫了一個數學家，為證明一個猜想一生不棄，皓首窮經，最終證明，卻被門坎絆倒，證明永久封在腦子里，世界等一個植物人醒來。

教授不再說話。

確實我們是兩個世界，剛有所交集又分開。

研究院按牛津數學研究所風格設計，各討論班、教室、報告廳、工作室所有的門都須向走廊敞開。走廊是研究院重要組成部分，窗邊有兩人吧臺，可相對而坐，邊啜咖啡邊討論。現代數學需要合作、交流已是世界風尚，走廊非常重要。我小心翼翼走進一間教師辦公室，年輕教師仍盯著電腦，房間多了一個人但就像什么也沒發生一樣。一臺電腦，一個藍得發綠的金屬柜子，一塊小黑板。小黑板隨處可見，無論報告廳還是一人的辦公室。

到了一個藍色教室討論班，如同畫卷一樣，四個男女生面對一塊寫滿公式符號的小黑板。大約正好是一個段落，一個男學生正在擦黑板，竟然用餐紙巾擦，真是奇怪，另一世界真不一樣？我實在是太熟悉板擦了，小學中學大學有黑板必有板擦——那種巴掌大的木頭板擦，一頭的絨最后都禿了卷了……這兒竟然沒有？抽紙代替？但問題顯而易見，男生擦了半天也擦不干凈，越擦越白。兩個女生顯得很無奈，一個女生出去了一會兒，茫然地回來。教室簇新，具有金屬性質，靠窗有水池，水龍頭為起飛狀。我過去上那么多年學都沒見過教室有水龍頭，我仿佛是隱身人，沒引起任何人驚訝，就算穿上條形服也一樣，但我還是告訴學生：可以將紙巾浸濕了再擦。一個學生抽了幾張紙巾，到了水池邊上，扭開鍍鉻水龍頭，清水瞬間流出，弄濕了紙巾，滴著水擦黑板效果奇顯。

沒有謝謝，好像一切自然而然平行。

我在會上待了三天，見過幾次泰坦般的丘成桐，但我能說丘成桐也見過我幾次嗎？我不知道從拓撲學角度是否是這樣，但即使是這樣，事實也不是這樣。主會場每組討論都由丘成桐上臺主持，后面大屏幕是增強現實，他主持完有時會回到下面頭排座椅，有時留在臺上一起討論。既然平行或者隱身——至少在別人看如此——我就是自由的。茶歇自然是同丘成桐見面最自然的機會，但圍繞他的人太多，或許我會驚動了另一個世界。一次茶歇之后，走廊上人們慢慢回到會場各就各位，討論要開始，丘成桐旁邊已無圍繞的竊竊私語的人，我到了丘成桐旁邊空位坐下，側過身自我介紹——坐下已很奇怪，不速之客，還自我介紹——丘先生一怔，但也只是瞬間。顯然這是丘先生經歷中沒有過的，也是我經歷中沒有過的，小說家和數學家大概第一次如此空降般地坐在一起、平行。丘先生無言，一如某種事物一觸便自動關閉。這簡直是一種天賦，或許丘先生是見過外星人的。至于我，如果打開鐘表的后蓋，我覺得就是當時我所見的情景：這位因證明了“卡拉比猜想”，對十維空間、弦理論、統一場有突破性研究的享譽世界數學家完全靜止了。

“Who are you?”

靜止無疑也是問。一種對話方式。而且他就要上臺主持，也不是交談之時，事實上我也不需要回應、不需要交談。我第一是降落在他旁邊，第二是做交談狀，拍張平行的照片或者告別照片。我當然也是有助手的，能來這里不會沒有。英國小說家西蒙·范布伊說過：“小說家尋找故事時常常像個間諜。”我像什么？丘成桐不知道我在做一次“行為”。抱歉，先生。他的靜止一如宇宙星河，如外空。

搜索了一下“逆數”，結果讓我吃驚：《周易》里居然有這個我杜撰的詞。《周易·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我覺得無語。